芥子荟代理是假的吗:唐诗宋词的艺术成就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没有这一页，整部中国文学史将为之黯然换色。
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出现最早的文学体裁，并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但只有到了唐代，诗才真正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诗歌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上至王侯将相、后宫嫔妃，下至名媛僧道、村夫樵子，写诗吟诗蔚然成风，诞生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独具艺术风格、且成就卓著的诗坛大家，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名篇佳句，使唐诗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独领风骚，正如康熙皇帝所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
词的发展虽亦源远流长，但也只有到了宋代才“别是一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令人刮目相看，出现了苏轼、辛弃疾、柳永等词坛大家，也为后代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章佳作。
作为音乐性极强的两种文学体裁，诗和词 既各有所长，又互为补充，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休，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一代文豪苏轼就擅长以诗为词。

一、唐诗繁荣与前代文学遗产
当我们注目于唐诗这样一个星汉灿烂的文学奇观时，我们不能忘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文学的发展总的说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任何文学高潮的出现，其实都是由来有自的。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古典艺术高度发展的条件时曾说：“所以古典性艺术（指希腊古典艺术）须处于一种熟练技巧高度发展的阶段，才能使感性材料（指艺术的各种媒介，如语言、色彩、线条等）听从艺术家的随意指使。这种艺术成规必须先已存在（尽管还有些拙劣离奇），然后古典美方面的天才才能把机械的熟练加以改进，使它达到技巧的完美。因为只有到了单纯的机械性的技艺已不再成为困难和障碍的时候，艺术家才能致力于自由塑造形式。”黑格尔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对遥远东方的唐代艺术，尤其是唐诗的艺术当然是不大了解的。但我们在今天读到他这段话时，却仿佛觉得他是在谈论唐代、唐诗的艺术。唐诗艺术的高度成熟、发展，正是黑格尔所阐述的那样一种条件的产物。在唐以前，尽管诗歌的各种艺术“还有些拙劣离奇”，还有些精疏，但它的确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几乎所有的技巧，然后唐代的艺术天才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把机械的熟练加以改进，使它达到技巧的完美”，才能致力于“自由塑造形式”。

回顾唐以前的整个诗歌发展过程，我们以人的成长打比方来说明，如果我们把唐诗比作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期，那么《诗经》则是天真稚拙的萌芽期，两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则是其粗砺、同时在潜滋暗长的幼年期，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为唐诗的全面繁荣准备了丰厚的条件，可以目之为羽毛渐丰的少年期。这样一直到唐，由于各种社会条件的恰好称合和刺激，古典诗终于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峰。而诗之进入宋，则是活力渐颓、风采渐失、思虑渐沉的老成之境了。大致说来，唐诗之兴盛，前代主要为之准备了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以前各个时代的诗为唐诗准备了丰富的意象（包括意象的运用方法）。我国的文学，尤其是诗，历来讲究含蓄蕴藉，崇尚中和之美，讲究美刺，而要做到含蓄蕴藉而富有韵致，就非借助于意象不可。实际上，从《诗经》时代开始，我国的诗就走上了一条重视意象运用的道路。《诗经》的三个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比兴就占了其中之二。而所谓“比兴”，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意象方法（在意象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前，古人一直用“比兴”一词指意象运用这种现象，如“比兴之体”、“比兴之法”等）。例如《诗经》中的《蒹葭》、《黍离》、《采薇》等，其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水一方”、“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就是一些很好的意象，这此意象在后代也一再被运用，到了唐更成了唐诗意象宝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稍加归纳就会发现，举凡唐诗中出现频率高的意象，诸如“月、星、雨、雪、草、鸟、花、水、雁”等，几乎都是被前代诗人使用过的（当然唐代诗人在这一基础上更有发展，此详于后）。

第二、唐诗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语言锤炼技巧，也是由前代积累历久而成的。现在流传的有关诗歌语言锤炼的佳话一般都是唐或唐以后的。但重视诗歌语言的锤炼是我国古典诗的一贯传统，只不过到了唐才高度成熟罢了。即使在古朴天真的《诗经》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种语言的“锤炼”之功。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赞美《诗经》：“故 ‘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心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崾崾’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穷理”、“穷形”，能做到“情貌无遗”无疑与字词的锤炼有极大的关系。经过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诗人对语言的锤炼也越来越自觉、重视。朱光潜先生就此论述说：“他（指曹植）的诗已经是新时代的预兆。例如《情诗》里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希（左边加日字旁）’已俨然是律句……‘朱华冒绿池’一句每字都有痕迹。区区一字往往可以见出时代的精神。……例如陆机的‘凉风绕曲房’的‘绕’字，张协的‘凝霜竦高木’的‘竦’字，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泉’的‘抱’和‘媚’字，鲍照的‘木落江寒渡，雁还风送秋’的‘渡’ 和‘送’字之类，都有意力求尖新，在汉诗中绝找不出。”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也说：“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虽然后人对这种炼字现象的出现或褒或贬，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地发展着，这样一直到唐，字词的锤炼之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唐宋诗词中的名句佳句之多，字词锤炼的佳话之多，就可以明白。可以这样说，丰富的意象宝库和高超的语言锤炼技巧，是唐诗繁荣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南北朝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出现亦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陶渊明、谢灵运、谢（月兆）等开创的山水田园诗，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它对唐诗的直接影响，是唐代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之美，在王、孟、韦、储、柳等人的笔下，展现出了它们的千种风姿、万般风情。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山水田园诗的影响不仅仅及于唐的山水田园诗派，唐诗中比山水田园诗更广泛的写景诗、写景句变受惠于陶、谢所开创的山水田园诗。没有这一开创，如此大量而优美的写景诗与写景句是不可能出现的。
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还有一个影响不易为人发觉，这便是它使中国传统的写景抒情手法变得更加精美。中国诗的写景抒情手法是由来已约的，《诗经》中的所谓“兴”其实就是一种位较因定的写景抒情诗。但《诗经》、楚辞，流魏古诗中的写景抒情是质朴有余，精美不足，而且位置也缺少变化。以陶、谢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出现以后，诗人们对景物的感受遂更加敏锐，描写亦更精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早影响到其寄托物同是自然景物的写景抒情。朱光潜先生说：“自然比较人事广大。兴趣而移到自然本身，是诗境的一大解放，不特题材因之丰富，歌咏自然的诗因之产生，即人事诗也因之得到较深广的义蕴。”所谓“人事诗得到较深广的义蕴”，就是因为写景抒情的更趋丰富精美，使诗的情感获得了更有力也更含蕴的表现。实际上，精美的写景抒情只是到了南北朝时才出现的事。如谢（月兆）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何逊的“夜雨滴空阶，晓灯离暗室”，薛道衡的“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不能不说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所致。

第四，南朝时沈约等人创立的“四声八病”之说及其在诗歌中的应用（其结果就是所谓“永明体”的出现），与唐的近体诗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近体诗是唐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唐诗艺术成就最突出的领域。近体诗不仅音韵和谐优美，而且它的一系列格律规则对诗的结构组织、对叙述行文的变化、意象的运用、语句的锤炼等都有相当的影响，只不过它的影响较为深层隐密，不易为人注意罢了。可以这样说，没有前人所开创的一系列格律规则，也就无所谓近体诗，也就没有唐近体诗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唐诗的艺术。而缺少了近体诗的唐诗，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近体诗的一整套格律规则，当然是到唐才完全定型的。但此前的南朝，诗人们对诗的声律就已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律诗的前驱的“永明体”。“永明体”不仅有一套较完整明确的理论，（其理论为“欲使宫羽互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而且其创作也极接近于唐律诗（对于这一点，前人已论之甚详，故在此不烦举例分析），总之，它在平仄相间、“对”、偶句押韵、中间两联对偶这些规则的运用方面，已经很接近唐律诗。后来唐又补充了 “粘”的规则，将平仄的划分更加简化，并发展出了七言律绝，至此，近体诗的格律规则终于得以定型，唐诗人在这一新的舞台上，写出了异常辉煌的篇章。

二、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唐诗宋词专题》授课教案

主讲教师 刘振娅教授
一、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学习，使本科学员系统而有重点地学习并掌握唐诗宋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唐诗宋词的发展历史、主要作家群体及主要流派的艺术成就；2、通过重要作家作品的学习，培养学员具有阅读、鉴赏、分析、评论唐诗宋词的能力，为从事大中小学语文教学或其他文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3、通过优秀作品的学习，陶冶情操，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自学与治学能力，用先进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二、教材和参考书
教材：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三卷第四、五编；
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二册。
并参考以下书目：
1、《中国文学史》（二）（三）游国恩等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2、《中国文学史》（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3、《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赵义山、李修生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7月第1版
4、《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8月第1版
5、《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
6、《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1版
7、《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年4月第1版
8、《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四卷 郁贤皓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9、《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冯沅君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0月北京第1版
10、《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7月第1版
三、课程内容

上 编 唐 诗

第一章 唐诗的发展状况
第一节 绪 论
一、唐诗繁荣的原因
（一）客观环境（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士人心态）对文学的影响：
1、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2、士人的人生信仰对唐诗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
3、唐代文化繁荣的环境对诗歌的积极影响（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
（二）唐代士人生活对文学的影响。举如：
l、唐代士人的漫游之风影响到唐诗的内容与风格;
2、幕府生活；
3、读书山林的风气；
4、贬滴生活对唐诗内容的丰富。
（三）从哲学思想上，佛、道二家对唐诗的影响
1、佛教的影响：①在诗中直接讲佛理；②表现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它给唐诗带来一种新品质；③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④拓广了文学的体裁。
2、道家道教的影响：主要是使诗人返归自然，产生一份自然的亲和力。诗人的神仙信仰和神仙思想还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想象力，使其更富浪漫色彩。
（四）从文学发展自身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唐诗的分期
三、唐诗繁荣的盛况及当代对唐诗研究的成果
思考题：
1、论述唐诗发展的原因。
2、比较本、专科教材，指出本科教材在论述唐诗发展的原因时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拓宽和加深。
3、举例说明唐代士人的人生信仰对唐诗繁荣产生的积极影响。
4、举例说明唐代士人生活对唐诗创作的影响。
5、为什么说：“从文学发展自身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没有唐文学的繁荣”？
6、综述唐诗发展的轨迹。

第二节 初 唐 诗 坛

初唐诗歌包括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二年（618－713），96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转变时期的开始，是唐诗发展的一个思想奠定期，是盛唐诗歌到来前夕的思想理论准备时期。
一、初唐前期：又称“初唐之始制”，高祖武德元年到高宗拥德二年（618一665）。
l、贞观诗坛
从高祖立国之初到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三十年间，一般简称“贞观诗坛”，该时期本掌诗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及其身边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如魏征、虞世南 上官仪等等）。
该时期的文学思想是基于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特色的清醒认识，提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文学主张（详见史219页所引魏征《隋书·文学传序》）。
这种文学主张在当时对安定作者，活跃创作是有效的，也为唐诗的发展奠定广一个很好的基础。贞观诗坛的诗人们，一方面，从政权的得失着眼，坚决反对绮靡文风，重政教之用，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特有的真挚朴厚的情感力量和气势）；但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否定魏晋南北文学的艺术成就，提出一种文质并用，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理想文学主张，既没有让南朝的绮靡文风流荡忘返，又容许了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对文学的艺术特征、文学的艺术技艺的自觉探索得以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在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2、上官仪（608？－644）和“上官体”
上官仪在贞观年间所作的应制诗，就以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而显得很突出。这种笔法精细而秀逸浑成的诗作，把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一种新诗体。上官仪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他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的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配置。其创作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范，在唐诗发展史上，上承扬师道、李百药和虞世南．下开“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
3、王绩（589－644）
在初唐的一般土人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
总的来说，王绩诗歌思想内容是贫弱的，反映社会现实的面较窄。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主要表现他隐居期间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时时透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苦闷，表现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有不少消极的东西。但和上官仪那些宫廷诗人相比，他在野，又比较接近生活。因此，也能写出一些颇具生活气息的诗篇。在艺术上，他的诗不事雕琢，遣词造句较浅显通俗，风格质朴，在初唐诗坛是可贵的。他的诗影响了唐诗通俗的一派，如王梵志、寒山及后来的元、白，甚至李、杜也有所借鉴。从这方面看王绩在初唐诗坛上有重要地位。但把他当作唯一作家是不恰当的。
王绩的代表作是《野望》，从这首诗可见自然质朴的风格。这首诗写山野的秋天傍晚景色，在闲逸的情调中，带几分彷徨苦闷。过去有人说它是“感隋之将亡”，有些穿凿，但诗中流露的那种狐独无倚，时无相识的感慨，正反映了他郁结于内心的苦闷。
二、初唐后期
高宗、武后及中宗、睿宗朝的宫廷诗（680－710）。如果到宋之问死，下延到712或713。这个阶段前三十年（永微初——调露年间），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上，开始出现追求壮大气势与浓郁感情的趋向，把前一个三十年的文质并重，含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具体化了，从文学自身的特点中，初步找到一条清除绮靡文风之弊的途径，透露出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风貌的一点讯息。后三十年（从调露年间到景云中），从创作理论上更加明确地追求风骨、兴寄和表现真实感情，在理论上把追求了几十年的理想文学（也就是行将到来的盛唐文学）的风貌明确地表述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创作上和理论上为盛唐文学的到来所作的准备已完全成熟。
这个时期的诗坛是三股力量：（一）杜审言、沈、宋；（二）四杰；（三）陈子昂。
（一）社审言、“沈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l、杜审言的贡献
“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中的杜审言（杜甫之祖父）成就最高，他虽然也写了一些应制诗，但身居宫廷的时间较短，这些奉和应制诗只占现存作品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不能给他戴上宫廷诗人或御用文人的帽子。①他长期做地方官，官小，并两次被贬，也写出一些少雕饰、真切自然，颇具生活实感的作品。比“四友”中其他三人高一筹；②他致力于使诗歌写得自然、朴素、优美，保留了宫廷诗句法复杂、词语精练的优点，去掉了作为宫廷诗基础的过分矫饰和曲折；③他的主要贡献还是促进了律诗的定型。唐初“四杰”的五言诗对五律的日趋成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四杰”的多数作品，在平仄对仗上还不严格，没有达到律诗应有的要求，而杜审言大力创作五律、讲究对仗工稳、音韵协调，并注意到整体结构和练字设色，完成了五律的规范化， 艺术造诣已达盛唐境界。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明代胡应麟称誉为“初唐五律第一”；④七律形成较五律晚（一般认为到杜甫成熟）。“四杰”发展了歌行体，于七律却无甚创作，而杜审言写有七律三首。虽个别诗篇平仄未谐，然对七律的首创之功，和沈佺期相提并论；⑤此外他还写有三首七绝，也精致自然（例《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具有开启诗坛新诗风的作用；⑥他还写了五言排律七篇，有长达二十韵和长达四十八韵的，典丽精工、气势雄伟，对杜甫、白居易都有影响，有开创作用。
2、沈佺期（656？－713）、宋之问（656？－712）的贡献
沈、宋的贡献主要在唐律的形成。五言律的形成到沈、宋手里确立。他们讲究平仄，在声律上，完成了从四声到平民的过渡。七律成熟较晚，一般认为到杜甫，但沈、宋都写七律，在创作实践中对七律的形成贡献较大。在创作上，他们虽然都未能形成真正的个人风格，但他们的作品共同显示了宫廷诗个性因素的发展。我们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通往盛唐风格的变化”。
以上，我们讲了初唐诗坛前、后期（即唐太宗——玄宗即位之前）所谓宫廷诗人的创作状况。不难看出，它虽然不象盛唐诗，但也不是如此过去文学史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充满梁陈绮靡之风。这种将初唐诗与盛唐诗割裂开来的观点，不符合初唐诗的实际。正确的评价应该是：初唐诗是过渡到盛唐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准备时期，正如美·欧文《初唐诗》导言里指出的那样：“初唐诗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而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转变了新的盛唐风格。初唐诗人的贡献，除了“对技巧的密切关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即唐律（今体、近体）的形成（尤其是五言律绝）外，在风格上也体现着“通往盛唐风格”的变化。这方面,在前人的诗论中就经常指出初唐诗人对盛唐诗人的影响（如：宋之问南谪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杜甫晚年漂流湖湘的诗。杜甫有诗云：“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明待老夫。”杜审言、沈佺期的影响亦如此。）
代表作：
沈佺期：《独不见》（一作《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宋之问：《度大庾岭》《渡汉江》
3、五言律诗的定型在唐代近体诗的演变过程中的意义
（二）“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四杰”指初唐的王勃（650－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4？－689）、骆宾王（619－684？）四位诗人。他们大都生于贞观年间，活跃在高宗至武后初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闻一多语），“以文章齐名大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
“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l、理论上
他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站在儒家立场反对齐梁绮靡文风，强调政治内容，附合儒家诗教说，强调诗歌的“经邦治用”的功利目的，这继承了孔子的诗教说，亦是唐太宗的主张，在当时来说，有进步意义。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这是针对争构纤微的上官体而言的，这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也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般士人的诗风与宫廷诗风的不同所在。四杰一登上文坛，就遭遇到了“上官体”，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理论方向上和文学创作上解决齐梁宫体及“上官体”的消极影响，并能从艺术上创造新诗风，这关系到唐诗的发展方向。对此，他们是自觉的。
2、创作实践上
第一，在题材上有重大突破，思想内容有所开拓，无论抒情、咏物、咏史、写景，四杰都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表现为：
（1）在“四杰”作品中占主要部分的抒情诗，已突破了宫廷诗以抒发帝王贵族闲情逸志为主的限制，也不仅限于赞美诗，而是更多地表现诗人们在不幸生活遭遇的真实情感，其中以写别离、怀乡感情的最有名，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造新奇，词语清丽；《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风。”把深沉的离情与当前景物结合。）
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也是一首抒情名篇。“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此诗作于患难之中，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在咏物中寄情寓兴，由物到人，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
（2）四杰边塞诗也突破了宫廷生活的限制。写出征将士的尚武爱国精神和离家远戍的痛苦。
杨炯《从军行》凝炼跳跃，雄浑刚健，慷慨激昂。
《战城南》：“冰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3）四杰诗对当时某些社会现象有所揭露。或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靡烂生活，或写贤才不被重用，或同情弃妇和被幽禁宫女。尤其是妇女题材，不同于过去宫廷诗人那种轻靡浮艳甚至色情的情调，而是更多地对她们的不幸寄于同情。
在揭露统治者穷奢极欲到内部矛盾的诗篇中，最突出的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此二篇是卢、骆代表作，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都代表了四杰的成就。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主要的就是指的这些代表作里反映的特色。艺术方面下面专讲。在思想内容上，卢骆的代表作体现了四杰对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生活作广泛描写与揭露这一独特成就。他们以七言歌行的文学样式，通过自身的感受，在表现繁华的景象中，大胆地暴露了封建门阀士族的荒淫腐朽、封建爪牙的横行不法以及他们相互倾轧以至败亡的真实情况。表现出对封建制度的永恒性的极大怀疑。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现实矛盾的尖锐化与政治危机的深刻化。这些诗虽然都是描写帝都，沿用宫廷的题材，但却不同于过去宫廷诗人的写法，不是粉饰,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赋予了现实内容，提高了这一类诗歌的社会价值。这是一大进步。
（4）四杰在咏史、写景咏物方面的内容也都有突破。咏史名篇如卢照邻《咏史四首》继承左思《咏史》的优点，把叙事、议论、咏怀结合起来。
（5）四杰也把晋宋的山水诗提高到新阶段。其成就在于写景中注入了强烈的喜悦和悲伤的感情,例：王勃《藤王阁》诗，就表现了诗人的极端惆怅。
第二，艺术上的创新。四杰登上文坛就遭遇到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
上官体局限在人臣的狭小圈子里，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来歌颂皇帝和皇族。即卢照邻指出的“以繁词为贵”，这就必然在形式主义的死胡同里越陷越深，而四杰针对上官体的“约错婉媚”进行革新，向刚健清新的诗风转变，这不仅给沈、宋、陈子昂，而且给李、杜、白以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在四杰的开创上进一步发展，把唐诗的发展推向高峰。
就形式来说，王、杨多写五律，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五律的定型（到沈、宋确立）；卢、骆的贡献主要在七言歌行，二人都有长篇巨制。他们的创作直接影响到刘希夷、张若虚。出现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名篇，闻一多称它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
四杰刚健清新的风格，结合以上作品较易理解。王、杨五言律也较易理解。以下重点讲讲卢、骆七言歌行的体式特征（即艺术成就）和在唐诗发展史的上影响。
卢、骆歌行的体式特征。
（l）破奇为偶，属对律切。
七言歌行即七言古诗。本是单行奇句之体式。梁以前，自曹丕至鲍照的七古，概未出现排偶律句。如曹丕《燕歌行》二首，一为十五句，一为十三句。至梁元帝、瘐信的《燕歌行》，始打破单行奇句的体式，出现偶句，如梁元帝《燕歌行》22句，其中有四句对偶。实为卢骆之滥觞。
卢骆七言歌行不但对偶的比例大，而且属对颇工，特别用当句对较多，其它如：双声对、迭韵对亦时见之。
如《长安古意》全诗68句，有52句相对偶。
（2）圆美流转，音节可歌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句式上，采用了上下蝉联，辗转相续的形式，这是卢骆歌行体体式的主要特征之一。沉德潜《说诗晬语》明白指出：“四句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例：《长安古意》“借问吹萧向紫烟……娼妇盘龙金屈膝。”此段四句为一转，可分为四节，各节间均蝉联相续。其形式一般是由后四句的首句头二字，蝉联前四句的末句尾二字。如，第二、三节由“双燕”蝉联，第三、四节由“鸦黄”蝉联。此为正格。但第一、二节的蝉联有所不同，乃由第二节首句的前四字“比目鸳鸯”，分别蝉联第一节第三句中的“比目”与第四句中的‘鸳鸯”二字而成。
这种修辞手法又称连珠格式。形成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读起来意如“锁连环”一般。它出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到“四杰”又有所发展，并且直接影响到张若虚、刘希夷的七古。张、刘七古与卢、骆实为一体，可等而视之。沈德潜评《西洲曲》曰：“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
B、用韵，采用八句或四句一换韵，平仄相间的用韵方法。
如《长安古意》开头八句用平韵：斜、东、家、霞、花，接着的八句用仄韵：侧、色、翼、直、识，再改用四句一换韵，前四句各韵脚俱又协平声，而后四句各韵均换协仄声韵。如此往复，连类而上，形成了有规律的“隔八间四而平仄互换”的韵律，自然曲尽抑扬顿挫、婉转流丽之妙，形成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
更为巧妙的是《长安古意》如以下八句的换韵方法：“专权意气本豪雄……即今唯见青松在。”前四句协“雄”字韵，而第三句尾不入韵的“载”字,换韵时即选取用与“载”同韵部的“待”、“改”、‘“在”押。这又是一种四句为一转、平仄韵脚上下蝉联互换的方式。
C、选词用字注重声韵效果。突出的就是善于使用双声、迭韵、迭字、连绵字。如《长安古意》结尾部分：“别有豪华……袭人裾。”
以上三种因素构成了卢、骆歌行的声韵节奏美，具有鲜明可感的音乐性。
（3）铺张扬厉，以赋为诗
《长安古意》尽铺张扬厉之能事，通过铺陈渲染、夸张，描绘了长安的山河关塞、街巷、宫阀府第、亭台楼阁、花鸟树木、车马游盛、歌吹舞筵，表现了帝都的繁体；同时铺叙了长安社会各阶层人物，如王侯、贵戚、将相、御史、廷尉、执金吾、游侠、歌儿舞女、失意文士的生活活动，勾勒了一幅长安社会生活风俗画。
卢、骆用赋的方法写诗多长篇巨制，《帝京篇》98句，《长安古意》68句，《赠李荣》则多达200句。但又没有汉大赋那种平板堆砌、晦涩艰深的毛病。卢、骆采用六朝后期小赋的叙写方法，这种小赋采用五七言相杂的形式，文字通俗流畅，更接近于诗。卢、骆歌行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制了初唐七言歌行。
如《长安古意》虽用赋法，但又不平均使用力量，铺陈始终，在叙写中又详略得宜，回环照应。在第三部分末尾寄托世事无常，富贵难久的讽谕，虽然是受汉赋的影响，而全诗的结尾又颇具兴义，耐人寻味。
总之，四杰诗在内容的开拓和艺术上的创新，对唐诗发展有重要贡献，他们继承齐梁诗加以革新，体现出初唐诗“从台阁走到市井”“从宫苑移向江山塞漠” 的过渡。在当时，四杰“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焉。”
应读作品：
王勃《送社少府之任蜀州》、《山中》、《藤王阁》
杨炯《从军行》
骆宾于《在狱咏蝉》
卢照邻《长安古意》
（三）陈子昂（659—700）的诗歌主张与唐诗风骨的关系。
陈子昂提倡风骨与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主张集中表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里，简称《修竹篇序》（引文详见史230页）。
陈子昂文学主张的意义。
应读作品：
1、《感遇》诗38首的第二十九首、第三十五首；
2、《登幽州台歌》
（四）还有一个初、盛唐之间的过渡期，大约八、 九年。这期间应注意：
“吴中四士”：贺知章、张若虚、张旭、包融（不要和明代“吴中四杰”高启等混淆）；
张若虚和刘希夷在诗歌意境创造上取得的进展，表明唐诗意境的创造已进人炉火纯青的阶段，为盛唐诗的到来作了艺术上的充分准备。
应读作品：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思考题：
1、贞观诗坛的文学思想及评价。
2、“上官体”；上官仪对唐诗发展的主要贡献。
3、“文章四友”；杜审言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4、‘沈宋”；“沈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5、五言律诗的定型在唐诗演变过程中的意义。
6、“四杰”；“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7、以《长安古意》为例，说明卢、骆七言歌行的体式特征。
8、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是什么？对唐诗的变革具有什么意义？《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9、结合《春江花月夜》和《代悲白头翁》领会张若虚和刘希夷在诗歌意境创造上取得的进展。

待续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唐诗、宋词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没有这一页，整部中国文学史将为之黯然换色。
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出现最早的文学体裁，并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但只有到了唐代，诗才真正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如果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诗歌当之无愧地代表了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潮流：上至王侯将相、后宫嫔妃，下至名媛僧道、村夫樵子，写诗吟诗蔚然成风，诞生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独具艺术风格、且成就卓著的诗坛大家，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名篇佳句，使唐诗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中独领风骚，正如康熙皇帝所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
词的发展虽亦源远流长，但也只有到了宋代才“别是一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令人刮目相看，出现了苏轼、辛弃疾、柳永等词坛大家，也为后代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章佳作。
作为音乐性极强的两种文学体裁，诗和词 既各有所长，又互为补充，正如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休，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一代文豪苏轼就擅长以诗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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