衬裙吧:《左传》的艺术成就

《左传》的叙事
中国史官制度的建置历时久远，源远流长。“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靡不同之。”(15)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史官随时记录国家的朝政大事、帝王君主的言行，已是统治阶级国家政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编年史著《左传》，详细地记录了春秋时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公元前722至公元前468年，即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发生在中原大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以往简略的“大事记”式的历史记录不同的是，《左传》不仅记下了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更以生动而明快的文字向人们描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春秋时代的大千世界。
首先，《左传》记事的内容是丰盈而富赡的。它记录了春秋时期诸多侯国(16)政治上的动荡和变故，君王的生卒和更替，强宗大族的争权夺势，以及执政者的阴谋权术。侯国间频仍的战争、重大的盟会、庄严的约誓常常是作者记写的重点，日常的朝觐聘问、与国往来也都有详细的记录。所有发生在贵族群中的大小事件以及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都集聚于《左传》作者的笔端，向我们作了最生动的表述。
《左传》还记录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社会习俗、人们的心理作了多方面的记载。从盛大的祭典、燕享，到等级森严的宗法和礼制；从婚丧嫁娶等各种风俗，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都在作者的记写范围之内。并且，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各方面，《左传》也都有可靠的著录。(17)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再者，《左传》的记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作了如实的记录，而且进行了真切、具体的描绘；不仅记叙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探寻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了文学的加工，艺术地再现生活。如果说读《春秋》，我们仅能得到二百余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纲目”，那么《左传》的描述，分明是让我们看到一幅精描细绘的生活画卷。
从全书来看，《左传》叙事的详略是有明显的差异的。鲁国君十二世，前略后详。襄、昭二世共计六十三年，而所记文字近八万，占了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弱(18)。所记事件，详则浓墨重笔，略则寥寥数语，所谓：“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史通•二体》）书中重点记写的除周天子之外的诸侯国有十几个：鲁、齐、晋、楚、秦、郑、卫、宋、吴、越及陈、蔡、曹等。书的前半部多记大国，后半部则多记二、三等小国；春秋五霸详于前，而后多记列国强宗及执政大夫。这或恰如冯李骅所言：“春秋之局凡三变，隐桓以下政在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左绣•读左卮言》）随着时代形势、主宰人物的变化，《左传》作者相应地变换记写的重点，以展示春秋时代不同阶段的真实画图。
下面拟就《左传》叙事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略作论述。
一、《左传》善于描述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历史事件，能运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叙述事件的始末由来。
《左传》所要描述的对象是一个纷杂、动乱的社会，因此怎样将矛盾对峙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繁复的王侯、宗族关系以及诸多异常的变故表述得条理分明、井然有序，如何使种种不可言告的颠覆活动、密谋暗算昭然若揭，就成为作者行文记事所要达到的第一要求。《左传》的作者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广泛地占有材料是详尽记叙的前提。《左传》作者悉心关注各国的经济情况、政治局势、天象地理、风土人情，对这一切皆有确凿可靠的知识和情报，故其笔墨所至遍及中原侯国及夷狄疆域的大情小事。晋国的将帅、楚国的令尹，每一任的变换，《左传》都详列其职位、姓氏。即使是郑、宋、卫这样的二等小国，每任执政也必定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从书里的记述不难看出，《左传》的作者是一名充分掌握时代信息的智者。他眼界开阔，不仅博览各国史籍，更随时注意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官方的或民间的情报。一切有关国家存亡、政局成败的消息都在他的关注之中。（春秋时代的交通、通讯情况可能已颇发达，远比我们想象的为好。）
其次，材料的分析与取舍、剪裁与组织是写作成功的关键。面对纷乱、变幻的社会，《左传》作者是个能牢牢把握各种“关系”的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国君与执政大夫间的关系、大夫之间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政治关系的经济关系等等，都是作者把握的重要内容。敏锐的观察力、精细的思维，使他如掌握了一把批郤导窾的利刃，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牵一动百的社会矛盾线索作了最明晰的分析。条理清晰的叙述，首先是作者认识的清晰和洞达。《左传》能将错综复杂的事件记叙得井井有条，说明作者认识的明断和思维的条畅。书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记叙都证明了他的成功。比如郑西宫之难（襄公十年）、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崔杼之乱（襄公二十五年）、齐人杀庆舍（襄公二十八年）、吴公子光刺王僚（昭公二十七年）、宋桓魋之乱（哀公十四年）、楚灵王之死（昭公十三年）、白公之乱（哀公十六年）等，都是《左传》叙事颇为出色的段落。
尤其是在谋杀、行刺、颠覆、政变一类突发性的事件中，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变化，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参与的各派势力间甚至刀兵血刃，记叙此类事件时，作者的叙述才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施展。下面举数例略作分析。
鲁襄公十年郑西宫之难：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子?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
这是郑国国内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乱。暴徒劫持国君，血洗朝廷，当政三卿死于一朝。在这次暴乱中，“郑七穆”中的驷氏（子驷及其子子西）、国氏（子国及其子子产）、良氏（子耳）是被攻击的主要对象。而事件引起的直接原因是由驷氏造成的。作者用两个“初”字领起，在暴乱发生前交待了子驷与尉止的争执、子驷因开凿田洫与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结下的怨仇。“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由于平素的积怨（主要是土地、财产的争夺），终于引起流血的变乱，其中的因果关系作者是交待得很清楚的。暴乱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的人员，作者都作了最简捷而准确的说明，暴乱中各股叛乱势力与驷氏之间，公子之徒、群不逞之人与五族之间的利害关系，都在简括的记述中让读者一目了然。“公子之徒”的事已见于襄公八年(19)，所以作者在此没有作重复的叙述。
暴乱发生之后，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作者没有泛泛地记写混乱的场面和平乱经过，而是着重描写两个人“闻盗”以后的反应：子西“不儆而出，尸而追盗……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则“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在两种不同的应急状态的对比中，使读者不仅感觉到朝廷内外混乱和厮杀的紧张气氛，而且看到为平叛而奋勇作战的人。子产此时尚未从政，但他遇乱镇定自若、果敢应战的表现已初次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才干。
作为历史事件的记录，作者特别重视事件发生、发展到结局的完整过程，所以在“盗众尽死”之后，又记写了肇事五族各家子孙出逃的去向。对四位执政中唯一的幸存者子孔，此处作者没有作过多的描述，而以“知之，故不死”五个字为襄公十九年子孔的死埋下了伏笔，成为郑国人“讨西宫之难”的引线。《左绣》对这段记事的评论是：“明明认定子孔是戎首矣，此处偏不肯明白写出，但用几笔旁敲侧击，写得若隐若现，而其阴谋乃愈明，罪状乃愈白。”（卷十五）
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弑齐襄公一事较西宫之难情节稍复杂，篇幅亦稍长，但是作者叙述的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原文如下：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庞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汝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从事件发生的起因叙起；在事变之前将参与谋杀的三股势力的谋反原因作明确交待；通过记录三个小人物以完成事变经过的描述；最后补叙齐襄公初立时鲍叔牙的预言及变乱的结局。作者之所以“百忙事叙得极清晰又极变换”，“摆布之妙如千军万马坐作进退”（《左绣》卷三），关键是他抓住了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使他在特殊、个别的社会现象中，看到这一事件的内幕和实质，并将它们条理清晰地表述出来。我们说，《左传》的主题是什么？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主题即春秋时代大大小小的封建贵族为了土地和权力无休止的争夺。《左传》作者的记录，正是反映了他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本质的认识。
再举一例，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谋刺赵盾的故事。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篇章，此事在《春秋》中仅有“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条大事简记，而在《左传》中却是一篇情节完整、惊险、生动的历史故事。原文如下：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这段记事大致可分为七个层次。晋灵公不君三事；赵盾、士季进谏；鉏麑行刺；晋灵公饮赵盾酒；首山饿人救赵盾；赵穿杀灵公；晋成公立。晋灵公与赵盾是贯穿事件的主要人物。以他们的矛盾为线索，事件的叙述按照事态的发展过程进行：肇端（第一、二层），经过（第三、四、五层），结局（第六、七层）。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勇士的果敢行为，是构成事件经过的主要内容。在情节的高潮阶段——赵盾性命攸关的时刻，作者以“初”字一笔打住，插叙了灵辄的故事。这一叙述手法的灵活运用，形成事件发生的强烈戏剧性氛围，增添了记事的文学色彩。
在此，值得顺笔提及的是《左传》中“初”字的用法。“初”字在《左传》中八十六见，其使用频率极高。以“初”字引出的内容，有人物的身世、遗闻轶事，也有事件发生的原因和预兆。它作为倒叙、追述、补记各类内容的领起语被频繁使用。“初”字的运用充分表现出《左传》作者在剪裁、组织写作素材方面所具的匠心。正如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插叙笔法时所说：
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乃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其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撷华》自序）
可以说，此即后代小说中最常用的“倒插笔”手法的滥觞，在《左传》中恰是以“初”字领起的形式出现的。
从以上数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略得知，所谓《左传》叙事运用“白描”手法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有严格的时空观念。《左传》中每一事件的记录，作者都必定以极简练的文字明确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于某国某地某处，明白无误。每一年的记事中从“春王周正月”到“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作者的叙述必遵守自然时间的顺序进行。
第二，明确交代参与事件的人物。《左传》中重要人物的姓氏、国别、行辈、职务，作者皆有说明。诸人物在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其关系如何错综复杂，《左传》必予以明确的表述。
第三，重视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对每一历史事件的记叙，作者必详其发生（起因）、发展（冲突）和结局。尤其注重事情的前因后果，常选用追叙、补叙、倒叙等手法（以“初”字领起），以达到叙述的完整无缺。
第四，描述事件的经过或重大场面，较少渲染和烘托，往往通过记录其中几个人物的具体言行，写出事情发展的过程，写活一个场面。
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叙事作品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用书面文字的形式将它们固定下来，《左传》却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早于《左传》的《尚书》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国语》亦以记言为主。是《左传》，通过具体的历史记事将人们认识生活的方式和反映现实的方法用文字表现出来，这于后代叙事文学的发展是具有极深远的意义的。可以说，由《左传》形成的叙事方法和结构，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而最初为适应保存和提供历史借鉴的需要所形成的某些特点，也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
二、《左传》长于将史实的记录与神话传说、历史传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凭借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想象，使历史记叙故事化。
关于《左传》叙事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结合具体记事进行论述。
1.《左传》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大量采撷民间口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并且对历 史事件的描述进行文学的加工。
仍以“晋灵公谋刺赵盾”为例。在这段记事中，除了事件发展主线的叙述，其中晋灵公从台上弹人、杀宰夫、赵盾与士季进谏、鉏麑行刺、灵公饮赵盾酒，以及首山饿人救赵盾等六个情节，都是作者根据传闻增入的内容。正是通过这些本于传闻的情节，晋灵公之所以被杀、赵盾之所以幸免的原因，都在故事里得到了最形象的表述。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记了这件事，然而同样是取材于传闻，记写的文字却大有精粗高下之分。《谷梁》重在解释《春秋》为何书“赵盾弑其君”，只记了“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避丸也”一事；《公羊》则在宣公六年解释《春秋》为何复见赵盾时，详细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详则详矣，情节却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如《左传》记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而《公羊》作“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谷梁》同）。台在宫内，所弹者又为大夫，疑不足信。又《左传》记“盾曰：‘弃人而用犬，虽猛何为！’”而《公羊》作：“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言语之鄙俗，似与赵盾平日谦逊礼下的行事不一致。再试看“鉏麑行刺”的一段，《左传》原文已见于前，《公羊传》则作：
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
如果说赵盾平和、俭朴，朝内外应多有所闻，不必勇士亲登其门、因见其无门者、食鱼飧才为之感动。显然，《公羊》的记述是既繁琐又难以让人相信。而《左传》所记“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的细节，却是描写了一位大臣对国君忠心耿耿的最真实动人的一幕，因此当鉏麑看到这一幕时深受感动。关于这一段文字，历来评论较多，林琴南认为：
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人所闻，则鉏麑之臂，久已反翦，何由有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想来鉏麑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为不忍。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左传撷华》卷上）
他的推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的“功劳”却并不能全归于《左传》的作者，这应是当时传闻的细节，只是作者在笔录这些细节时，在诸多的传闻中作了精心的选择和文学的加工。（《晋语五》记“灵公使鉏麑杀赵宣子”一节与《左传》基本相同）
类似“晋灵公谋刺赵盾”的例子在《左传》中还很多，如各次重大战役的描写、伴随国君废立而发生的事件的描写等。在《春秋》里，只有像“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齐无知弑其君诸儿”这样“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桓子新论》）的记录，而在《左传》里，作者皆将它们作了故事性的叙述。
又有一些记事，是《左传》作者在叙述一般史实时，穿插了民间的传闻。如宣公十五年“魏颗受结草之报”一段：
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晋将魏颗在一次对秦的战役中俘获了秦国大力士杜回，这在人力就是战斗力、个人的武艺和膂力在搏战中有重要作用的时代不能不算是一大战功。但是魏颗是怎样俘获大力士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交待，而是用一“初”字将记叙拉到战前一件看来毫不相干的事上去。作者追叙了魏武子病重、留遗嘱及死后的情形，引出了嬖妾的老父“结草以亢杜回”的故事。事实上，结草亢杜回的老人是否就是那嬖妾的父亲，根本无从得知；魏颗“夜梦之曰”如何如何，又谁能与其同梦？因此这只能是一则伴随着魏颗立功捷报的传闻。而《左传》作者将其与魏颗的战功一同记录下来，以生动的传闻丰富了历史的记事。在《国语•晋语》里也有魏颗立功的记录：“昔克潞之役，秦来图败晋功，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显然，这是一段纯粹的历史记录，既没有传奇色彩，也看不到魏颗活生生的形象，较之《左传》的文字是大为逊色了。
《左传》中还记了不少国君、卿大夫死去的情景，他们或阵亡、病故，或暴卒、死于非命，作者在记录各种各样死亡原因的时候，也为我们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这些记事很像人物传奇，也像志怪故事。比如成公十年所记“晋景公之死”的一段文字：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全篇所有的情节都是有因果关联的：晋景公“因梦而病，继复病变为梦”（《左绣》卷十二）；其小臣则因梦而殉葬；而最初晋景公梦大厉又是因为杀赵氏功臣之后所致。故有人称此篇为“以梦成章”（同前），无一处无着落，无一事无起因，“相映处使人绝倒”（同前），颇有小说的味道。因为这一节于全书之中又是因晋景公杀赵同、赵括而发的，所以它是晋国记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晋景公为君，在位十九年，但《左传》记其行事却寥寥无几。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成公二年鞌之战，晋为主要参战国，但是作者都用了更多的笔墨描写晋国的将帅们，而对晋景公只是提到而已。或许是作者不满于晋景公听信赵庄姬谮言，杀掉赵同、赵括，不过这种不满情绪和对庸碌无为的景公一生的评价，作者都没有直接表述出来，只是记录了这些有关晋景公不得善终的传闻，以此来概括他的一生。正如有的评论所说：“献麦杀巫，景岂能贤”（赵青藜《读左管窥》）。显然，在这里作者是将史实与传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故事化的历史中，赋加了自己的情感，表达了对历史的评说。
还有关于晋国大将荀偃之死的描写，见襄公十九年：
荀偃瘅疽，生疡于头。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归者皆反。士匄请见，弗内。请后，曰：“郑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视，不可含。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浅之为丈夫也。”
荀偃头生痈疽，死不暝目、不纳含，这是患恶疾而死的人的一种特殊生理现象，但是作者却记下了这段奇妙的故事。桓谭说：“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合，非其有所知也。”（《释文》引）然而作者之所以如此记录是有他的用意的。荀偃是晋国大将荀林父的孙子，是晋悼公复霸时期的主要军事将领，他曾伐郑、灭逼阳，屡建战功。平阴之役，他率诸侯之师伐齐救鲁，连克数城，师达齐都临淄的外围，但是不幸在凯旋途中病死。对这样一位武功赫赫的将军猝然身亡，晋国民众中是会有许多传说和佳话的，《左传》的记录正是反映了人们对这位将军的赞美和哀思。荀偃没有能够完满完成伐齐之事，这是他终生的遗憾，这里所记栾盈的话：“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一语道出了他生前的夙愿。作者借此渲染荀偃之死的悲壮色彩，从而表现他“战志未酬”、“含恨而终”的坚贞精神。
从上下文的联系来看，这段记事又是和襄公十八年记叙平阴之役开始的段落遥相呼应的。那虽是一次重大的战役，然而作者的记叙却是以荀偃的一场梦起笔的：
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以两则传说作为一场激烈、残酷的战争的开头和结尾，使记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达到史实与传说的浑然融合；并且以同一人物作记事的开场和收尾，这使叙事更为完整，更为故事化。
《左传》中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僖公十年狐突路遇太子申生、昭公六年的“郑伯有为鬼”、宣公三年记“郑穆公刈兰”等等。“伯有为鬼”之事纯系子虚乌有，但在作者的记叙中却披露了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或梦伯有介而行”的时间分明是在“铸刑书之岁二月”。郑国铸刑书，震动遐迩，当时国中人惶惶不安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以写鬼来反映郑国的政治形势、表现失势家族急切的复仇心理；通过子产妥善地平息骚乱，显示他精明的政治才干，其用笔是十分巧妙的。又“郑穆公刈兰”，则是“别成郑穆公一小传”(20)，充满了传奇色彩。
若以现今历史著作的标准来看，《左传》里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中的“虚妄”传闻，显然使《左传》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记录形象地表现了春秋时代的人及他们的思想，这恰恰反映了《左传》作者对历史记录所作的文学加工，完全可以使《左传》成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2.《左传》的记事中有许多关于卜筮和灾祥的记录，作者在如实反映春秋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增添了历 史记事的趣味性。
占卜是古代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左传》中，有关龟卜或筮占的详细记载就有十九次(21)，日常的占问不计其数。这十九次占卜，都有具体的卦象和长篇的爻辞。人们或用它裁断重大的军事行动，或依此对婚嫁作出抉择，或预测某人宦运仕途的情况，或借以排除某种疑虑。而颇为奇妙的是，所有的预言全部在实践中应验。
另外，在《左传》中各种灾祥物兆的记录也极多。比如庄公十四年、文公十六年所记“内蛇外蛇斗于门中”，昭公八年所记“石言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