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机水果:《孟子·公孙丑》的翻译?//

【原文】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②，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 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③非不深也，兵革（4）非 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⑤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6）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7）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8）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9）不战，战必胜 矣。”

【注释】

①天时、地利、人和：《苟子·王霸篇》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 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苟子所指的“天时”指农时， “地利”指土壤肥沃，“人和”是指人的分工。而孟子在这里所说的“天时”则 指尖兵作战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是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人和”则 指人心所向，内部团结等。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城叫“城”，外城 叫“郭”。内外城比例一般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③池：即护城河。 ④兵：武器，指戈矛刀箭等攻击性武器。革：皮革，指甲胄。古代甲胄确 皮革做的，也有用铜铁做的。（5）委：弃。（6）域民：限制人民。域， 界限．（8）畔：同“叛”。（9）有：或，要么。

【译文】

孟子说：“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有利的地势不 如人的齐心协力。一个三里内城墙、七里外城墙的小城，四面围 攻都不能够攻破。既然四面围攻，总有遇到好时机或好天气的时 候，但还是攻不破，这说明有利的时机和气候不如有利的地势。另 一种情况是，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甲胄不是 极利和坚固，粮草也不是不充足，但还是弃城而逃了，这就说 明有利的地势不如人的齐心协力。所以说：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 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国家不是靠山川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扬威 天下也不是靠锐利的兵器就可以做到的。拥有道义的人得到的帮 助就多，失去道义的人得到的帮助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连 亲戚也会叛离；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人下的人都会顺从。以 全天下人都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会叛离的人，必然是不战 则已，战无不胜的了。”

【读解】

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三 者到底谁最重要也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如我们在注释中所引， 荀子曾经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论述过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但 他并没有区分谁重要谁不重要，而是三者并重，缺一不可。
孟子在这里则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 和之间关系的，而且是观点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 之，“天时”又次之。这是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 军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 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 开的。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他得出了“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这就把问题从军事引向了政治，实际 上又回到了他那“老生常谈”的“仁政”话题。
按照孟子的看法，老百姓不是靠封锁边境线就可以限制住的， 国家也不是靠山川就可以险阻就可以保住的，所以，闭关锁国是没有出 路的。要改革，要开放，要提高自己的国力，让老百姓安居炙业。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得道者多助”，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 的老百姓都会顺从归服。那就必然会出现孔子所说的那种情况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各国人士 都来申请留学，申请经商，甚至携带妻子儿女前来申请移民定居 哪里还用得着“封疆之界”呢？只怕是赶也赶不走啊。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这样成了名言，以至于我们为 现在还常常用它来评价国际关系，谴责霸权主义者。 当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同样是名言，而且， 还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商业竞争、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狂热 之中。这充分说明它所蕴含的哲理是丰富、深刻而具广阔的延展 性的。
所谓“人心齐，泰山移。”谁说“人和”不是最最重要的财 呢？

【译文】公孙丑问：“先生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大官，能得到推行您的道路，虽然由此而成就霸道和王道，不异于古之霸王之君矣。象这样，您会动心吗？”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
公孙丑说：“若是这样，先生比孟贲要强多了。”
孟子说：“做到这个并不难，告子做到不动心比我还要早。”
公孙丑问：“做到不动心有什么决窍吗？”
孟子说：“有，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是，肌肤被刺破而不屈服，看见可怕的不逃避，即使有一根毫毛被别人伤害，也觉得犹如在广庭大众下遭到鞭打一样，他不受制于贫贱的人，也不受制于大国的君主；把刺杀大国君主看作如同刺杀普通平民一样；他不尊敬诸侯，受到辱骂必然要回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又不同，他说：‘在失败的情况下还要看到胜利，如果估量敌方的强弱而后前进，思虑胜败后才交锋，就是害怕敌方的三军。我怎么能因为必胜才战斗？我只要无所畏惧就行了。’孟施舍象曾子，北宫黝象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不知道谁更好些，然而孟施舍却能遵守约定。从前曾子告诉子襄说‘你崇尚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子说过大的勇敢，反躬自问而不退缩，虽然是平民，我也不恐惧；反躬自问而退缩，虽然有千万人，我也前往。’孟施舍保持无所畏惧的态度，又不如曾子之遵守约定了。”

公孙丑说：“请问先生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可以说来听听吗？”
孟子说：“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所以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
公孙丑又问：“既然说：‘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又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反而牵动他们的心。”
公孙丑又问：“请问先生擅长于什么呢？”
孟子说：“我知道语言的作用，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说：“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很难说透，这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象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个人担心他的禾苗长不快而把禾苗拔高，累了一天回家，告诉家里人说：‘今天我太担忧，所以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赶快跑去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做知道语言的作用呢？”孟子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公孙丑又问：“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规律的变化。孔子则兼而有之，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那末先生就是圣人了？”
孟子说：“唉呀，你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子贡向孔子问道：‘先生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那是我做不到的，我只是学而不厌烦，教育上不怠倦罢了。’子贡说：‘学习上不厌烦，是智慧；教育上不怠倦，是爱民。既有爱又有智，先生就是圣人了。’那圣人，孔子都不敢自居，你的话说到哪儿去了？”公孙丑又问：“从前我听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圣人的一部分，冉牛、闵子、颜渊则学得很具体，请问您属于哪一种？”孟子说：“暂时不谈这些吧。”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这两个人如何？”
孟子说：“他们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人民不使用，国家能治理他就上进，国家混乱他就退避，这就是伯夷。任何君主都侍奉，任何人民都使唤，国家能治理也上进，国家混乱亦上进，这就是伊尹。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避就退避，能长久干就长久干，能迅速果断就迅速果断，这就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能做到他们那样；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
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吗？”
孟子说：“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
公孙丑说：“那么，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吗？”
孟子说：“有。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而统治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如果有一个行为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果杀了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干的。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公孙丑又问：“请问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谋足以知道圣人，他们再卑劣也不至于阿谀奉承。宰我说：‘依我来观察孔夫子，其贤能超过尧、舜远多了。’子贡说：‘见其外表就知道其政务如何，听到其音乐就知道其君施政的规律，即使从百世之后来评价这百世中的君王，也没有一个人能违背孔夫子的观点。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孔子这样的人。’有若说：‘难道只有民众有高下之分吗？麒麟比于走兽，凤凰比于飞鸟，泰山比于土堆，河海比于水塘，都是同类。圣人比于民众，也是同类。高出同类，超越群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负有盛名的了。’”
【说明】本章紧接上章，仍是对行为方式的讨论。要行仁政，要爱民，首先得从自己做起，然而孟子之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是否是因为看到了梁惠王的亭台水池，齐宣王的雪宫，以及这些君王们的穷奢淫侈的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动心？所以公孙丑问：“先生您要是担任齐国的卿相大官，……您会动心吗？”公孙丑的言下之意就是，您先生是不是也追求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孟子回答说：“不，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面对着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不动心，那是很难做到的。孔子“四十而不惑”。不惑什么呢？不迷惑于人生道路上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对自己树立起来的思想不再疑惑。也就是说，坚定了前进的目标，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努力地奋斗下去。因此，孟子的不动心与孔子的不惑，乃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既然不动心、不惑于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孔子和孟子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游说君王们呢？《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忧患意识，也是孔子对私有制畸形发展的忧虑。刚刚摆脱了周王朝一统天下的各国诸侯以及官僚臣吏们，为了满足各自的私欲，拼命扩张土地，捞取财富，榨取人民的血汗，以至于根本不讲修养自己的人生规律，只讲现实，只讲财富。而所学的知识也是只供自己的需求而不管别人，明知道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寻求到一种最佳的行事方式而不寻求，只顾自己的利益，自己欲望的达到，而不管别人的利益、死活。这样的人越多，社会风气就会越衰败；而社会风气越衰败，国家、民族也就越成问题了。这就是孔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孔子和孟子为什么要忧虑呢？他们完全可以不忧虑而可以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呀？我们知道，人的生存必须要在有人群的社会中，一个人是无法孤独一人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而在这个有人群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就很重要。处理好这些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也就是每个人所必须要做到的。若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也就会分崩离析，最后会形成你争我夺、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局面而导致人类的灭亡。所以孔子之提倡“仁、义、礼、智、信”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有着崇高的目的的，是为着人类幸福生活而倡导的。这也是孔子和孟子“好古”继承“周礼”的忧国忧民的思想表现。
因此，要做到面对着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不动心，是很难的，但也是可以做到的，之所以举出“勇”来做例子，便是孟子深深悟透了孔子的“勇者无惧”了。所谓“勇者不惧”，是说你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得到所有人的帮助，你也就没有问题了，而没有问题则意味着什么都不害怕了，什么都不害怕也就是一个“勇者”了，也就不会有任何畏惧了！然而，没有大家——全国人民的帮助，统治者的问题是很多的，而且这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就会有畏惧，国家也就治理不好。因此，凭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呢？而仅有匹夫之勇、血气方刚之勇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的，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往往是个很勇敢的人，勇于打架，勇于杀戳，勇于扫除拦住自己攫取名利道路上的障碍，而不论这种所谓障碍对他是否有帮助。他的这种无知的“勇”，最终将害了他自己。而在“勇”当中，就有一个守约不守约的问题，很多人做事为人，都喜欢随口承诺，但承诺后往往又后悔，于是害怕兑现承诺，因为兑现承诺需要勇气，于是采取躲、避、瞒、骗等等办法不兑现承诺，这就是“无勇”！这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曾子和孟施舍是同样的有“勇”，但在兑现承诺上，曾子却更有“勇”。所以我们做事为人，不要轻易允诺别人什么，如果承诺了，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兑现，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
不动心除了有勇之外，还有什么呢？于是孟子又举例说了告子的话，告子说：“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这就是告子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的一个认识过程，孟子认为，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这一点，与孔子所说的“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实际生活中，基本上都是在考虑“我”自己，害怕别人不了解、不理解你，实际上是害怕别人不重用你，不爱你，于是你就没有利益，就没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怨天尤人。而我们了解、理解周围身边的人了吗？实实在在替别人考虑一下了吗？没有！起码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考虑过别人，都没有去了解、去理解过别人。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多了起来。所以孟子强调，要通过对方的语言表达方式，尽量去了解和理解对方，不能因为对方的辞不达意而误解对方。很多人口头表达能力很差，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说出来却是另一回事，所以不能凭一时一事而判定对方的为人。
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这一点现代很多人都不懂，有些人没有意志，承受能力很差，但意气却很嚣张，飞扬跋扈；而有些人沉默寡言，似乎没有什么意气飞扬的表现，但他们却有着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所以意志和意气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孟子接着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就是说，首先要有意志，才谈得上意气飞扬，但却不能飞扬跋扈，因为飞扬跋扈就是在糟蹋自己的意气。因为“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反而牵动他们的心。”这就是意志和意气的主从关系，意志用事，事半功倍；意气用事，功亏一篑。孟施舍有意气却无意志，告子没有意志也没有意气，北宫黝培养勇气，却没有意气，那意志却是自私自利的。有意志者，面对着人生道路上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不会迷惑，因此也不会动心，因此也就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
那么，在不动心上，还有什么呢？孟子说：“我知道语言的作用，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之气。”什么叫做“知言”呢？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就是说，不知道规律和趋势，就不能做君子；不知道社会行为规范，就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身处世；不知道辨别语言，就无法知道人的善恶。所以，知言就是善于辨别语言，就是知道别人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凭只言片语去断定一个人的善恶是非。
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浩，是指广远、盛大、丰富、众多、无边无际、浩荡、浩瀚之意，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的意思。君子永远是心胸宽广平坦的，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着想，不会祈求什么，所以才能做到心胸宽广平坦地面对这一切。而小人们常常是为自己着想，总想上天或鬼神能给他点什么，所以他总是急速而紧迫地祈求祷告，希望能通过祭祀仪式的举行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的目的。从人的行动上可以看出，心胸宽广的人的行动向来是从容不迫的，而行动上急速紧迫的人的心胸却是狭隘的。因此浩然之气就是“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在意志的主导下的意气。“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我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最佳行为方式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孟子的这一段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有些人花言巧语，衣冠楚楚，但他骗人只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凭一件事或几件事，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行为是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虽然是在外表上表现出来，但却是他内心情感的流露。所以培养浩然之气首先要端正心态，积累知识，要有正义感，能辨别善恶是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靠侥幸、偶尔的取巧所能达到的。</FONT></FONT></P>
<P style=MARGIN-BOTTOM: 0cm; TEXT-INDENT: 0.8cm; LINE-HEIGHT: 150% align=justify><FONT face=宋体><FONT style=FONT-SIZE: 10pt size=2>因此孟子又说：“如果有事情必然要发生，先不要去纠正，心里面不要忘记它，不要去助长它。千万不要象宋国人那样，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就是不锄草松土的懒汉；帮助禾苗快速成长的人，就是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这个例子说的就是，行为是情感的流露，这个宋国人担心禾苗生长不好，便去拔苗助长，这当然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采取的也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但我们很多人对待事情的发生，不是去拔苗助长，就是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不会等待有利时机和采取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浮躁”！看到事情发生了，总以为自己聪明能干，无所不懂，便去干涉、调节、纠正事物的发展规律，结果破坏了事物的正常发展规律，因而导致了失败的来临。很少有人在事情发生时恬然处之，然后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而采取对应的办法。《易•坤•六二》：“不习，无不利”。说的就是不去调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没有什么不利的。
然而公孙丑还是不懂什么叫做知道语言的作用，因此孟子又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听了放荡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沉溺，听了邪恶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偏离，听了搪塞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困穷。这是从心里产生，而危害到政务；如果萌发于政务，就会妨害事情的办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会同意我这个见解的。”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人的内心的意志决定着人的外在的语言表达和行为表达。
然后孟子通过回答公孙丑问题，比较、分析了伯夷、伊尹、孔子这三个人的异同。在《论语•公冶长》中，我们可以得知，伯夷、叔齐在父亲孤竹君死后，两人互让王位，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最后是让老二做了君王，伯夷、叔齐便投奔了周文王。周武王伐纣前，他们曾经反对。周取天下后，他们拒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这段故事原来被说成是伯夷、叔齐怨恨周国而情愿饿死。然而孔子却不是这样认为，伯夷、叔齐怨恨周国，但最后他们“不念旧恶”，而是用仰望、冀求来祝福周武王能平定天下。为什么应该这样解释呢？首先我们看到伯夷、叔齐并不是贪图名利之人，其次是他们均认为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才互相谦让王位。具有这种“仁”的品德的人，心胸必然也是宽大的，对于周武王的“以暴制暴”，虽然他们不同意，但不至于怀恨在心。因为他们也明明知道商纣王的暴虐与残酷，他们投奔周文王而不去投奔商纣王，也就说明他们对当时天下的形势是非常了解的。既然深知当时天下之势，为天下民众想，为天下苍生想，他们也就会希求周武王能迅速平定天下，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幸福。这样才能算是仁人君子。所以孔子以“怨是用希”这四个字来表述了他们的这种“仁”。
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管子•地数》称伊尹 “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壬两王。中壬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而孔子则是“忧天下之忧”的一生从事于教育人民的一介穷书生。孔子之“圣”，在于他认识到，只有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政者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繁荣富庶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为政者大都是忙于使民安居乐业，但很少有统治者真正能做到使民“安居乐业”的。战争、犯罪迭迭频起，层出不穷，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民众的文化知识过于贫乏、文化素质偏低所致。所以孔子想要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起社会公理解释体系以及社会行为规范，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各国政府也在努力普及教育，实行法治。如果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普及，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逐渐端正了。这与伯夷投靠周国、伊尹辅佐商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孟子说：“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学的就是这种从内心深处爱民，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的伟大精神。所以孟子之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并不是，也不会因为看到了梁惠王的亭台水池，齐宣王的雪宫，以及这些君王们的穷奢淫侈的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动心，本章的重点也就在于此了。

很明白啊，不用怎么翻译你也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