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发出噗噗声:鲁迅和宋庆龄的品质什么?

鲁迅：大智若愚
宋庆龄：和蔼可亲

宋庆龄：智慧,大气
鲁迅;乐观 尖锐

就4个字？

鲁迅：忧国忧民

宋庆龄：博爱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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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宋庆龄的品质什么?
悬赏分：100 - 离问题结束还有 14 天 17 小时
问题补充：一定要四个字
提问者：daviddavidss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6 条
鲁迅：尖锐、幽默、平易、果感
宋庆龄：智慧、大度、文雅、母性
回答者：绿色的四色草 - 魔法师 五级 8-10 13:52

鲁迅是复杂的，以致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不同的鲁迅。在左派眼里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右派眼里他一位具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立场的启蒙者。近十几年来他被各种主义阐释出来的版本不下几十种。鲁迅的复杂在给后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难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贯穿于他迅一生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是弄清鲁迅是否被利用的首要问题。
在鲁迅作品的阅读中，我常常思考：鲁迅跌跌撞撞，树敌无数的一生曾经信过多种主义，然而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一生都能够独自地面对各种黑暗组织、流氓小人，伤痕累累还要“横站”着呢？跟敌人作战需要勇气，跟同人作战更需要勇气，而鲁迅做到了。他晚年跟周杨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决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思考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是一个一生都能够用独立自由的思维去观人察事的文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鲁迅的一生的写作姿态的话，再也没有比“独立”这个词更恰当的了，五四时期与封建制度文化作战如此，晚年加入左联,成为左派也是如此。“独立”使他的批判能够超脱在意识形态与政权体制之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批判主义者。可以想象如果鲁迅活着，那时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独立的批判精神是鲁迅思想体系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其缺乏的。
正如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③。独立的精神使鲁迅游离于体制之外。他对于任何权力体制是高度警惕的，即使对待进步革命的政党也是如此。他认为当以推翻人的奴役为宗旨的革命转化成一种体制后，同样会产生一种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因此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有极度清醒的认识（可惜这种认识未能影响到此后进入左翼体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中，他的这种认识得到了清晰地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发表于1928年④，对文艺家、革命家、政治家微妙关系的精辟论述，几十年来无出其右。
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开篇论述到的是文艺、革命、政治的初始关系，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作为一个文艺家，鲁迅和当时进步的革命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不安于现状，对社会的美好憧憬，要前进，不满一切奴役人的思想和制度。而政治家既执政者，角色恰好相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要维持现状的。等到社会形势变得复杂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鲁迅的分析是精辟准确的，后来他成了当时进步革命政党共产党的朋友，成了执政党国民党咬牙切齿的敌人，就是这种意识的缩影。
但鲁迅更清醒的地方，表现在比别人想得更深更远。他把思维伸向革命成功后，革命家变成政治家，思想变成体制之后。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早已看破了政治与革命这层微妙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够摆脱政治集团与体制权力眼光的束缚，真正从民本主义出发。他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是不论革命前革命后，不论新社会旧社会的。相对于鲁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极其流行的表面在颂扬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歌功颂德”的批判是伪批判。鲁迅在批判伪革命文学的同时，又意识到在革命成功后，以独立的姿态凭着良知说话的文人，仍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说：“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实，他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喜欢读史的人是明了的。
在曼海姆、萨义德等人知识分子论中，独立性与批判性是精英知识分子所不能或缺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启蒙性、独立性、批判性是他一生坚守的人生信条。出于对进步革命的向往，他在晚年加入左联，但他对体制与权力始终是有距离的，他对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厌恶与蔑视，可以看做是他独立意识的表现。同为知识分子，周扬、郭沫若这些人跟鲁迅有着质的区别。在得到某些权力满足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可以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做政治的留声机，政党的喇叭，搞遵命文学。鲁迅晚年的左倾，可以看做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对进步政党的靠近，但他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决不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批判武器。他对现实的揭露批判，既可以指向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指向要进步要解放的革命阵营内部。他对国民性与权力者的批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他这种批判，是绝不允许在革命成功后以及革命阵营内存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

她原籍是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诞生在上海。她的父亲是一位爱国人士。她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第一次大革命（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 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力，英勇奋斗，在 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宋庆龄于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她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国际政治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进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广泛的崇敬，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宋庆龄生前非常关心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她倡导和兴办了少年儿童文化教育的场所和保健机构，在我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她一生无私无畏，艰苦奋斗，执着追求。她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为我国各民族人民所敬仰。她生前一直希望看到祖国统一。

宋庆龄的名字和成就，将永远为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以及全世界各国爱好和平正义的人民所追慕。
回答者：咿呀咿呀眼 - 魔法师 五级 8-10 13:52

1936年10月19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鲁迅在上海猝然病逝。在此前不久，宋庆龄给鲁迅写信道：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病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痊安

宋庆龄六月五日

鲁迅是宋庆龄长期以来的鲁迅是宋庆龄发起并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曾多次共同商讨与反动当局的战斗策略。为抗议德国纳粹党人的暴行，曾共同去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当鲁迅知悉他们曾营救过的共产党人黄平仍被囚在天津狱中时，即写信给她和蔡元培，要求继续采取措施。当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来华时，宋庆龄出面接待，鲁迅即应邀去她寓所会晤并共进午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停止活动后，宋庆龄和鲁迅仍常有联系。有一次，两人一起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看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后，苏联领事希望大家发表感想。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给了宋庆龄深刻印象。宋庆龄一直视鲁迅为自己的亲密战友。这次写信敦促鲁迅治病，不称普遍常用的“鲁迅先生”，而称为“周同志”，就是视为战友的意思。鲁迅很珍视宋庆龄的信，一直宝藏在自己身边。

但宋庆龄的诚恳并未能挽救回鲁迅的生命。在鲁迅去世的当天，宋庆龄就在鲁迅寓所同他的遗孀许广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学同行冯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党代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在场的还有两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禺和小说家巴金（曹禺没有见过鲁迅，是日本应鲁迅之约，随巴金一同前往探视，但缘悭一面，成为终身之憾）。大家决定在万国殡仪馆盛殓，在万国公墓安葬。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了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及参与守灵。

一万人参加了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师、学生、妇女排成整齐的队伍，高举横幅，齐唱救亡歌曲。宋庆龄像她为雷娜·普罗梅及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词中说：

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她这些话同孙中山遗嘱中的话相似。她失去了她继孙中山之后最忠实、也最重要的战友！

安葬完鲁迅后，她又跟着群众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样，她自始至终同群众在一起，这不仅是为了鲜明地表示她的立场，也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曾策划用暴力来破坏这次葬礼。

这一年，宋庆龄43岁。

书摘：鲁迅的丧葬费是共产党还是宋庆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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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11/16 17:57 生活时报

作者：周海婴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1949年7月，那时北京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敬祝健康。

弟建人启7月14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如今我也垂垂老矣，因此觉得有责任重提这桩公案，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综合以上事实，作为一个负有全责的、人命关天的抢救医生，须藤医生在这两天里采取了多少积极措施呢？这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叙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复。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站在父亲床前，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仅是“尽人事”而已，毫无效果的。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丧事和棺木

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

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走了几家都不中意。听到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的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有文章说，这具西式棺木是宋庆龄出资购买赠予的。胡愈之先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对于宋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丧事的关怀帮助，以及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照料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道是出于“救国会”的全力资助。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地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极大的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但是，从虹口搬迁到法租界稍稍安定之后，母亲就结算丧葬的开支，全部的支出按当时物价，令人惊骇。母亲还取出一份银行活期存折，指着告诉我：“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如果自己有生命的意外，你年龄小又多病，恐怕我一时离不开家里去寻工作。你还要去读书、看病吃药，积蓄了这笔款子，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了。为了节省开销，请叔叔婶婶全家搬进来同住，也好有个照应。我寻到一家学校去教书，可放心离开半日，你在三叔家里共饭。要乖，听话，妈妈喜欢你。”我以为母亲没有必要向稚龄七岁的儿童讲不实之言。也许“救国会”确实有这个愿望，或者有过决定，但是经费拮据，最终难以兑现。而共商其事的成员以及“耳闻”的人氏，便以此作为事实，并据此写了回忆文章，也未可知。我内心虽有疑云但深知这件重大的史实，不能借推断而轻易抹杀，因此，我特地去请教了三位重要见证人，现将所得摘录如下。

第一位是梅志先生(胡风夫人)。她这样说：“我想你应该去向胡愈之了解情况。因为鲁迅先生丧事是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操办的，当时胡愈之也参加。胡风每晚都去向他们汇报、请示。救国会参加办丧事是冯(雪峰)的决定，说过由救国会出钱，可是后来分文未出。抬棺人也是由冯决定的。”

第二位是黄源先生。他答复说：“至于丧事费用，购棺木的钱，究竟是谁出的，出多少，(我)都没有亲自参与，事后也没有问过你妈妈，说不确切。你一追求(究)，我说不出来。我在(纪念)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中也说过，棺木的钱是宋(庆龄)出的，但要追求(究)，根据什么，还是谁告诉我的，我就说不出来了(1984年5月10日函)。”

再去函胡愈之先生。他回复如下：“救国会当时是非法的团体，是没有钱的。救国会长沈钧儒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棺木上。但主持葬礼的是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宋庆龄亲自到殡仪馆，选定了棺木，又买了下来，但实际上可能由中共付钱的，因(为)宋(庆龄)也没有很多钱(1984年7月10日)。”

我又从救国会的资料里查到：(鲁迅)丧(葬)后，宋(庆龄)声明过，所有捐款用于纪念，并非资助丧事。

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氏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二十年，完全可以不必为这件事保密了。在文革期间她心脏病很严重，明知自己健康很差，随时可能不测，有些事她就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而惟独仍将这件事深埋于心底秘而不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党付的款。

写到这里，想到了二位极其有关的人，打了电话询问。一位是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父亲生前谈论中认为棺木丧葬费是宋庆龄支付的。没有讲过当时是由他把地下党的款子交给治丧委员会或者我母亲(1999年11月19日询问)。

另一位是母亲生前的秘书王永昌。他在母亲身边工作了近10年，1959年曾帮助母亲写《鲁迅回忆录》。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母亲)从未讲过鲁迅的丧葬费和买棺木的钱，是救国会或是宋庆龄或是地下党支付的(1999年11月19日)。他们二位的证言足以从侧面否定了他人或团体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支援。

总之，关于父亲丧事中的这件大事，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只是如实说出心中的疑窦。

宋庆龄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年了。回想当年的几次短短的接触中，鲁迅先生的对敌人冷酷、对朋友热情的性格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些邪恶和黑暗的年月里，鲁迅先生不但用他的笔，而且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战斗。因此，他的形象和他的著作就成了我们永远常新的记忆，成了我们精神上的财富。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迅先生当年所向往的、为此而战斗的伟大事业¾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觉得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已不能和我们同享胜利的欢乐，但鲁迅先生的精神却好象仍和我们在一起，鼓舞着我们勇敢热情地去追求新事物，毫不容情地去反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陈腐的东西，时刻警惕着任何敌人的阴谋。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让鲁迅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吧！
回答者：liutaosnoopy - 高级魔法师 六级 8-10 13:54

20世纪的中国，如果在男性中评选一名世纪伟人，恐怕还会让人斟酌再三，难以取舍。而女性则不然，我想不出还有谁比宋庆龄更有资格当选。
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她在20世纪的80年间，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重要时代，并在每个时代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历

鲁迅－－弃医从文
宋庆龄－－母仪天下

鲁迅:热情激进
宋庆龄:温柔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