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a level 2 notes:隋唐文化主要成就及历史地位对中国当代的影响

（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著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文化部门都有突出的成就，形成我国文化史上的壮观图像。世界上也很少有一种文化，像唐文化这样泽被东西、影响深远。唐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地位呢？

首先，唐文化是当时（公元七、八、九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那时中国的首都长安，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繁华、最为富庶和文明的城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当时有一位西方来到中国生活过的“梵僧”写诗说：

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其次，唐文化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亚洲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是在隋唐时代完成的，无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文化圈”的源流。那时，日本的许多文明都以唐文化为模本，日本律令以唐律为基础，日本各级学校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教本，日本佛教以中国为母国等。这都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重大影响。唐文化对朝鲜、越南以及其他近邻国家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文化在科技方面对西亚和欧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造纸、纺织、印刷术等方面，大大促进了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发展。

最后，唐文化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日本的和服又称“唐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称聚居该地的中国人为“唐人”，有些街道叫“唐人街”，日本称中国为“唐土”，还有“唐学”、“唐言”、“唐山”等，在海外尚在流行。这都说明唐文化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足迹。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文革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论文发表。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

隋唐文明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显示了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在地域上，她将文明播散於四邻，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在我国五千年历史的大国文明中，其影响力和感召力都是空前的。
隋唐时期，我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隋唐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隋唐时期，建筑、雕版印刷、天文、医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哲学、史学，名家辈出，宗教兴盛。唐朝文学艺术，光耀千古，五彩缤纷。体育也处在空前兴盛的时代。
科学技术和教育
1李春营建赵州桥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和建造了著名的赵州桥。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这座桥经历了1300多年，至今仍然很坚固，在中外桥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赵州桥的建造特点是：
第一、桥的大拱两端的上方各有两个小拱，用以减轻桥身重量对桥基压力，遇到洪水，又可增加排水量，减弱激流对桥身的冲击。
第二、整个桥型，大小拱相配，显得轻盈匀称美观。
第三、桥侧栏板刻着龙形花纹，姿态活泼，好像都在游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2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在隋唐时候，已经有佛经、日历、诗集等雕版印刷品。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卷子。这一印刷品画面精美，字体整齐，技术已相当熟练。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3天文学家僧一行 僧一行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唐政府派人到全国13个点进行天文观测。一行从实测里得到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的第—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对测知地球大小有很大关系。
4孙思邈和《千金方》 隋唐时期，医药学有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唐太宗时，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比西方早200年。
第二，唐高宗时，政府组织人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年。
第三，唐朝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写出了《千金方》一书。书中记载了800多种药物和5000多个药方，他被后人称为“药王”。
5唐代的教育 隋唐的科举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唐朝学校制度完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学校体制。在中央有国子学、太学等，在地方有州学、县学和乡学等。专业教育开始确立，有了算术、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专业学校。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私人办学多了起来，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等，均办过学。
宗教、哲学和史学
宗教的兴盛 隋唐统治者都重视宗教对麻痹人民思想的作用，所以这一时期，无论佛教、道教和其他外来宗教，都受到重视，兴盛发展。
此时佛经广泛传播于民间，有史料说“民间佛经多于（儒家的）六经数十百倍”。隋文帝和武则天时期，在全国广建庙宇，大造佛像。
道教在唐朝也有发展。唐朝皇帝以道教教主老子李耳后代自居，道教在当时有特殊地位，从长安、洛阳到名山幽谷，到处有道教的踪迹。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外来宗教的态度比较开明，从西亚传进的袄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都受到尊重。
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和刘禹锡 柳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主要哲学著作有《天说》等。他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与天命无关。他还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并不由“圣人”意旨决定。这是值得重视的进步观点。
刘禹锡也是中唐时候的思想家，著有《天论》。他也认为天地都由物质构成，还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即自然与人互相作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
史学的繁荣 隋唐史学有很大发展。唐太宗专设国家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历史，唐初宫修史书有《晋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几部，后都列入二十四史之内。唐朝史学上最大成就数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通典》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开创了新的史书体例。
唐诗、散文和传奇
唐诗 唐朝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流传到现在的有两千多位诗人的近5万首诗歌。唐诗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
唐朝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和白居易。
散文家韩愈和柳宗元 的散文有很高的成就。韩愈、柳宗元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居于“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强调写文章不能只讲形式，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有创造性，“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韩愈的散文感情真挚，气势雄伟，文字精练生动。
柳宗元散文中最有成就的是寓言和山水游记。他用寓言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成为富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柳宗元的山水游记，风景如画，文字清新优美。《黔之驴》和《小石潭记》是他的代表作。
唐代传奇 城市经济繁荣，唐朝出现了适应市民文化生活需要的“传奇”，这是一种情节多奇的短篇小说。中唐以后，传奇小说极盛，代表作有《南柯太守传》、《李娃传》、《柳毅传》等。
艺术和体育
画家和书法家 涌现许多杰出的画家和书法家，成就最大的画家有阎立本和吴道子。吴道子被后世称为“画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颜真卿和柳公权等。
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石窟艺术的精华，也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它深刻表现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和卓越才能。
莫高窟在敦煌东南鸣沙山断崖上，原凿1000多洞窟，现存492窟，其中十分之六七是隋唐开凿的，又称千佛洞。
莫高窟有很多塑像，个个神情逼真，最大的高达33米。
洞窟四壁满绘彩色图画。现存壁画面积总达45000多平方米。其中代表作是身披飘带、凌空起舞的飞天，和反弹琵琶、载歌载舞的仙女。莫高窟壁画反映了唐代社会的丰富生活，表现了耕地、收获、饲养牲畜的场面，奏乐、舞蹈的情景，以及各民族和中外商人贸易的形象，反映出了唐代繁荣的经济生活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艰苦。
体育 时期，我国古代体育发展到空前兴盛的时代，摔跤、拔河、秋千、围棋等，广泛流行。最盛行的体育活动是马球和足球，连女子也参加。马球、足球、围棋等活动，在唐时传到了日本
隋唐文化的现实影响
隋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文化部门都有突出的成就，形成我国文化史上的壮观图像。世界上也很少有一种文化，像唐文化这样泽被东西、影响深远。唐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地位呢？
首先，唐文化是当时（公元七、八、九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那时中国的首都长安，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为繁华、最为富庶和文明的城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当时有一位西方来到中国生活过的“梵僧”写诗说：愿身长在中华国，生生得见五台山。
其次，唐文化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亚洲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是在隋唐时代完成的，无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文化圈”的源流。那时，日本的许多文明都以唐文化为模本，日本律令以唐律为基础，日本各级学校以中国儒家经典为教本，日本佛教以中国为母国等。这都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重大影响。唐文化对朝鲜、越南以及其他近邻国家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文化在科技方面对西亚和欧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造纸、纺织、印刷术等方面，大大促进了西方文明和经济的发展。
最后，唐文化至今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日本的和服又称“唐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称聚居该地的中国人为“唐人”，有些街道叫“唐人街”，日本称中国为“唐土”，还有“唐学”、“唐言”、“唐山”等，在海外尚在流行。这都说明唐文化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足迹。
隋唐文化的特点
隋唐文化，长期以来为中外学界所瞩目，近年来更有诸多学者在隋唐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有的学者将隋唐文化概括为三大特点：一是文化内容丰富多彩；二是能够兼容并蓄，具有开放性；三是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另有学者则总结为四大特点：一、反映了长期分裂后再统一的历史背景；二、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内容；三、带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四、体现了社会的开放风气。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隋唐文化是封建时代文化的高峰时期，有的学者指出：纵观中国古代历朝的历史，唐朝既是封建经济发展繁荣时期，也是古代文化的辉煌灿烂时期。也有的学者说：唐朝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在7世纪初期至10世纪中期世界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之林是毫无愧色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宏的气势，雍容华贵的风度，昂扬向上的、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有的外国学者也认为唐诗熔儒道佛于一炉，故能称其富；汇南北文学于一统，故能称其盛。

见 陈寅恪集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