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中南红领邦怎么样:有谁能说说印度佛教的历史？它和我国佛教的渊源？

印度教《奥义书》关于永恒真理的偏见，部分反映了帝国兴起前的那个时代世界所遇到的麻烦。一个混合型的印度正在浮现，它包括建立更大的国家，以及随它们而来的战争规模的扩大。英雄骑士和贵族特权时代屈从于强权政治，很多人通过探索来世，包括从日常生活痛苦解脱出来的手段，来寻求安慰或逃避严苛现实。佛教和耆那教的创立者，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物，开始探讨这样的途径，并起来反对印度教日益增强的程式化及婆罗门教士种姓的支配地位。这两种宗教都极力主张通过不求助祭司或仪式的默想和克己，达到独立接近真
　　理。两者都认为人人平等，拒绝种姓差别及其代表的等级制度。但佛教和耆那教乃由印度教演变而来，仍相信印度教的法、业、轮回（转世）、解脱（涅盘，或与神的结合）、献身和非暴力或尊重生灵。两者都拒绝印度教神只的民间形象，但重新肯定印度教基本的一神论，和它对造物主和伟大生命链条的非人格化崇拜。

　　耆那教

　　一个名叫大雄（约公元前546～前468）的人创立了笃信苦修的耆那教，大雄自己就裸体出行，最后绝食至死。耆那教重申印度教尊重一切生灵的学说，甚至今天，虔诚的耆那教徒为避免吸入昆虫而带面罩，因担心伤害土壤中的生命而拒绝从事耕种。所以他们投身商贸而变得富有，他们在商人的传统故乡古吉拉特邦占多数。

　　乔答摩佛陀

　　佛教的创始人于公元前563年前后诞生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麓小丘地区，其父为释迦氏族小王（邦主）。他姓乔答摩，名悉达多，但后来又被人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和悉达多王子。29岁前，他过着一个王子的常规生活，尽享世俗欢乐。19岁时与一位美丽的公主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人们在他死后关于他及其他宗教人物编织的十分详尽的传说大致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还知道他成年后成为一个苦修者，多年云游讲学，招收了一批追随者，创立了一个宗教体系，于公元前485到公元前480年间年届80岁时死去。这就是关于他的较可靠生平情况的全部。后来经过渲染的有关他传奇一生的故事也很重要，因为它影响了印度以东大片地区一代又一代数百万亚洲人的生活。

　　根据这个故事（最简略的形式），悉达多王子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不满，一天离宫外出漫步，相继遇到一位衰弱老者、一个满身脓疮高烧发抖的病人、一具正被运往火葬场的尸体（印度教徒总是焚化死者）和一个手捧讨饭钵身着简朴黄袍而又面带宁静及内心喜悦神情的云游萨图（圣人）。有感于凡人的痛苦和人间欢乐的空虚，带着苦修的希望，他毅然离开宫室，抛妻弃子，到处云游乞讨，探求真理。他除了一个粗糙的木钵（为了乞讨勉强糊口的食物）和破衣外，已经一无所有。一连几年，他云游各处，因禁食而体衰，直到他决定在一棵大菩提树下通过认真冥思默想来解答人生苦难之谜。他受到魔的引诱，被许以财富、权力和肉体快乐，均不为所动。49天后，他顿悟玄机，达到成道的境界。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被称为佛陀或悟道者。之后不久，他在恒河流域中部的巴纳拉斯（今瓦腊纳西）第一次布道，并从此带领他的追随者巡回布道度过余生。

　　这门新宗教教义的基础是第一次布道宣布的《四谛》：（1）生命充满了悲伤、不幸、挫折、无常和不平（苦）；（2）所有这些均由欲望、贪心和生存冲动所引起；（3）要终止苦，人必须断绝欲望，成为无欲者；（4）无欲境界可通过规范“正当行为”的八正道而达到。

　　忠实遵循首次布道所提正道的人可以达到涅盘，即通过避免再生轮回而从凡间痛苦中解脱，使灵魂进入与心灵之神的极乐的融合，就像佛陀死时那样。然而，如此献身和对真理的如此领悟是罕见的，因此，虽然佛陀没有指示，佛教却采纳了印度教关于业的观念：不够忠实的人渐次再生为与其最后转世行为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八正道定义的“正当行为”是：善待一切生灵、纯洁内心、诚实、慈悲、不吹毛求疵、不猜忌、不仇恨、不诉诸暴力。此外还要加上不杀生、不偷窃、不通奸、不说谎、不诽谤、不饶舌、不献媚等特别戒律，否则就是偏离正道。佛陀本人教导的记述收集在叫做《三藏》的典籍中。关于佛陀生平德行的传说和有关事件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佛学教导的注释也为数不少，所有这些在很多方面与基督教的《新约》相近。对佛陀的遗物（舍利），如可疑的牙齿和毛发的崇拜，也成为佛教法事的一部分，这也与后来的基督教一样。

　　与基督教一样，佛教在它存在的最初几百年内，一直是少数人的宗教，后来，它那原始教导的艰深难懂有所减轻，以适应更多的追随者。阿育王（在位时期约公元前269～约前232）的改信佛教，推进了佛教向大众宗教的转变，开始了佛教向外的传播，先传到锡兰和东南亚，后经由西亚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印度境内，佛教流行了几百年，但从公元100年左右达到极盛之后即开始缓慢衰退。对很多人来说，佛教与印度教的差别逐渐模糊，除几项寺院制度和某些非神职皈依者外，佛教实际上已慢慢并入印度教。许多印度教徒把佛教对感觉世界的排斥看成是“生命之否定”，并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宗教对生命的肯定。恒河中游宗教腹地的残余佛教中心和寺庙被摧毁，少数幸存佛教徒也在12世纪穆斯林的屠杀中被迫流亡。至此，佛教在它诞生的土地上基本被消灭。

　　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

　　阿育王时代之后不久，佛教即分为两个主要部派，叫做上座部（亦称小乘）和大乘。上座部佛教比较接近原始教义，当然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通俗化了。随着它的流行，其教旨中开始包含了更多作为“功果”获取手段的善行。例如，可以通过捐款给某家寺庙来弥补曾经以不道德手段获取钱财或其他非正道行为造成的不良业。上座部佛教是传到东南亚的佛教形式
　　。在东南亚，尤其是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加上斯里兰卡），它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现在仍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虔诚信奉；过去，几乎所有年轻男人都按惯例到佛寺中度过两年时光，现在这样做的人也很多，他们要剃光头、披黄色长袍、捧讨饭钵；成年后，他们将像大多数人那样，要比仅仅口头表示虔诚的人为上座部佛教的正道做出多得多的牺牲。

　　印度中部桑奇的大窣堵波（佛塔），由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始建，阿育王死后100年内扩建，增加了外圈和入口通路。该佛塔的形状代表宇宙及其巨大苍穹。上方三层式小结构物成为由印度传至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乘佛塔的基本结构形式。（Government of India Tourist Office）

　　大乘佛教稍晚于约公元100年到200年之间兴起于印度贵霜时代。开始时只是少数人的精神规范，后发展成为面对所有人的大宗教。经过通俗化和人性化的大乘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精神支柱，包括舍利子崇拜。佛陀本人被奉为超自然神，另外还有无数叫做菩萨的其他佛，也就是出于同情而推迟自己进入涅盘境界以帮助仍停留在尘世的人获得扶助的圣贤。对一个菩萨的信仰和崇拜也能给那些因任何目的而觉得自己需要神只帮助的人带来安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包括佛陀诸化身在内的各种偶像的崇拜，推动了典礼或祭仪详细规则的制定。这样的崇拜本身就能帮助灵魂超度和解决各种世俗难题。

　　菩萨成了大乘佛教的主要神只。被称为无量光佛的形象原本是一个菩萨，中国人叫他阿弥陀佛，日本人称他西天第一救世主。另一位菩萨是富于同情心的观世音，或观音，是大乘佛教中最受崇拜的慈悲女神。很多人，特别是妇女，经常向观世音祈祷，为的是在尘世生活中得到帮助，而不是像经典佛教教义强调的从尘世解脱。与上座部佛教一样，大乘佛教也开始强调慈悲和善行可以赎罪，既能助人，也可助己超度。这种种演变已经与佛教原始学说没有多少关系，但它们确实将佛教与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及他们的需要连接到一起，而不是排斥眼前的世俗事务。尤其是日本佛教的某些教派认为，仅仅通过虔诚的信仰，或默念佛陀或菩萨名号，即可获得超度。西藏的喇嘛教也有类似的演变，包括对舍利威力的信仰和写有简单咒语的祷旗及祷轮的效用；认为，每当祷轮转动起来，或者祷旗被风扬起，祈祷者即能升入天堂，并可为推动祷轮或安置祷旗的人赢得功果。这些，加上对许多人格化神只的崇拜和关于善行的教导，使得过去佛陀原始教导中的禁欲主义、克己和“无欲”的必要性大大减轻，因为这些终究是大多数人难以做到的，而随着佛教赢得更多皈依者，它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日本东京附近镰仓的大青铜佛。完工于1252年，原安放在专门修建的庙内，现置露天，至今每年仍有数百万人前往游览和参拜。该佛乃用镰仓管辖区普通人的集资营造，显示了阿弥陀佛的同情慈爱之心。（Cameramann International, Ltd）大乘佛教的某些派别有着浓厚的魔怪色彩：菩萨带着随从们在空中飞行；崇拜者只需重复祭礼仪式用语或礼拜想像的佛陀舍利即可成圣。大乘佛教还构建了一处虔诚教徒将往生的具体天堂的详情，那里到处都是与涅盘全然不同的似曾相识的乐事。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座由一群魔鬼把持、让邪恶卑劣者遭受各种各样可怕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狱。我们可以再次把所有这些同基督教从开创初期到中世纪的形式的变化进行对比。同基督教一样，佛教的通俗化，特别是大乘部派之所为，导致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表现手段之繁荣：不断翻新的佛陀和他的弟子的漂亮画像和雕像，还有各式各样的庙宇，包括大乘佛教国家的宝塔和上座部佛教国家的舍利塔。

　　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为那时它在印度已占优势。它在汉王朝后期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汉亡后佛教的流行普及将在第5章介绍），从中国内地再传至西藏，传至朝鲜。到约公元500年，佛教从朝鲜传到日本，原先形成于中国的许多僧侣等级制和大乘佛教各教派，包括主张禅定修心的神秘主义宗派禅宗也扩散到这两个国家。在日本，除禅宗外，其他流派和僧侣等级制也盛行起来。日本佛教的发展，在日本与唐王朝的中国直接接触时期（公元 8世纪），通过派遣很多佛教僧人前往中国留学而大大加快。

　　在日本和朝鲜，佛教艺术也以各种形式繁荣起来。唐王朝后期，约公元840年，朝廷对佛教寺院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感到忧虑和妒忌，没收了很大部分，并对佛教采取压制政策，使其在这个儒教占优势的国家衰退成少数人的宗教，这就是中国佛教此后的境遇。但在日本，直至今天，佛教保留了远为重要的地位，它名义上是主要宗教，但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对它的戒律或宗规并不关心，他们要么完全不信教，要么仅仅是随便哪种宗教信仰的临时追随者而已。

　　很多人可能争辩说，儒教不是宗教，而仅仅是一套伦理规则，一种道德哲学。确实，儒教明确回避对神学、来世或超俗事务的任何关心。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多数儒教徒看来已经感到，为他们的宗教食粮补充一点点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日本传统的精灵崇拜或自然崇拜）的成分以弥补儒教遗漏的东西是可取的。将儒家学说称为宗教或是哲学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它是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一代又一代东亚人过去2000年来生活的准则。大多数东亚人接受并遵循那位圣人教导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信仰体系的伦理教导的追随者更加彻底
　　，在这个意义上，儒教对信仰和行为的影响力大概比任何主要宗教都强大。儒教学说包含了有关人类相互关系的很多共同的观念，但它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们反映并形成了极有特色的一系列道德价值、行为准则和社会政治模式。儒教也有它自己的圣坛，也有它的学说纪念馆，但没有规定的祭礼仪式或正式任命的祭司职务；对于这些，前面已经提到，儒教徒们是不予理睬的，但他们始终是圣人教导的忠实勤勉的追随者。

　　孔子和孟子

　　孔子像：圣人死后2000余年清代所作拓片。孔子在世时从未有过肖像。（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孔子（公元前551～约前479）是第一个统一的中华帝国出现之前很久，中国东部一个较小国家的一个小官的儿子。他成为了教育家，偶尔到一些地方统治者那里当顾问。他从无固定正式职务，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势。他像柏拉图那样想找一个可能按照他的建议行事的统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图那样始终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尽管从未像柏拉图学园那样组织起来。他死后的最著名追随者和学说注释人是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孔子和孟子活在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来恢复秩序和社会和谐，这一点与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颇为相似。

　　儒教的观点

　　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关键的要素是针对所有相互关系——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兄与弟等等——仔细制定的“正名”。孔子和孟子给这一体系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这样一个体系留给个人的地位很低，但却同时强调作为道德行为或“德行”惟一保证的自我修养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根据儒教学说，人天性善良，也天性爱好美德，但需要教育和长辈的道德榜样才能坚持下去。孔子强调“人情”、仁爱、尊重长者、孝顺、“正名”和知识，把这些看成是医治混乱的良药和达到“大治”这个他心目中的主要目标的途径。

　　力和法不能代替个人的德或社会的治，也不能保证它们的实现；实际上，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中，力和法是无效和不必要的。人必须向往做正当的事，这可以通过成为自己本性一部分的道德来达到。到了必须借助力或罚时，社会体系必然已经崩溃。儒教是一种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高度实用主义的、现世的和积极的观点；儒教中几乎看不到抽象推测、超自然以及诸如罪孽或超度等概念。虽然孔子和孟子无疑是保守者、是等级社会制度的支持者，但他们的学说基于人人天生带来了德的种子这一信念，仍然给个人才能和献身留有余地。通过自我修养和仿效道德模范，任何人都能成为圣贤。这里需要的不是祭司，而是自我完善。

　　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科举和不问社会出身从知识阶层选拔官员的制度。儒教甚至还重申了人民拥有反对因不行德政而丧失接受上天任命资格的无德或不义的统治者的权利；忠诚于长辈是儒教的一条基本教义，但忠诚于道德原则应不受其约束，尽管这常常造成严重的两难境地：例如，父亲虽然不义，却很少遭到公开反对。

　　总的来说，儒教反映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基本上积极而现实的观点，它认为最大的快乐是长寿，或者更准确说，是“享受生命”，其中包括中国人特别强调的享受美食、生儿育女、活到儿孙绕膝的高龄。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中国价值观，以它们为中心的文化，吸引了那些从自己较为阴暗和神秘的宗教及社会传统的角度、同时往往联想到原罪、过失、报复、神灵判决来看待它的一代代西方观察家的赞美。同西方相比，儒教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它同印度教一样更加赞美生命。勤奋工作、成就事业、物质丰饶及物质享受，都受到重视和追求，但享受悠闲、享受自然、享受儒教所称的“自我修养”，也是远远优越于西方的重要目的。有教养的杰出人物显然有着更多机会来达到这些目的，包括撰写有关他们自己的文献，从而给我们提供显示其价值的证据。

　　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辛苦，但他们也能充分享受他们能够得到的闲暇，尤其是冬季包括长达两星期的中国传统新年在内的一连串节日。那些能够积累比糊口稍多的财富的幸运儿，很快就会采纳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到地里干活或聚敛更多财富，而是把土地租给佃户，靠租金过起只能算很普通的生活。按西方标准，很多地主拥有的土地非常少，仅靠8～10英亩地的收入生活，而不愿努力变得更富有，除有些人放贷外，几乎无人开创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