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阳水漆系列简介:有关现代文学的概况能介绍一下吗?急

中国现代文学各类文体的发展概况

（一）现代小说：坚实而辉煌的足迹

中国现代小说的正式起步以1918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它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步发展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兴起、发展、深化的艰辛、坚实而辉煌的脚步。

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与传统旧文学的深深“断裂”和外国文学的猛烈“碰撞”中诞生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不仅仅体现出它在文学或文体等方面的价值，更显示出一种文化的意义。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的首要价值定位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品格中。中国小说的渊源悠深，明清以来更是出现了众多的白话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小说自觉担负了展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反映现代国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重任。中国现代小说虽然是全新的、独创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的发展得益于纵横多向的继承与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思想精华与多种艺术技法在现代小说中有一种无形而深刻的承传；本世纪初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各种外国文学的理论观点、创作思潮和艺术流派，都充分地被中国现代小说所吸取、融解和消化。最具民族个性的文化伟人鲁迅在谈及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决不是自谦，而是真实地反映一代文化巨子广博敏锐的胸襟与现代性的知识结构。的确，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既有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启示和影响，又有自不同侧面的生活原型，还有作者早年学医的专业知识，当然其中有作者所背负的沉重历史重压以及力图超越这种重压的现代人的炽热理想。最终又经过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高度典型化过程，不朽的“狂人”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小说的起跑线上。这种广为接纳多种素养进而构成自己的独特价值，正是中国现代小说意识的深刻体现，
（二）现代新诗：高扬生命激情的风帆

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学虽然以文为本，以文为正宗，但却掩隐不住诗歌创作的奇光异彩。诗的格式，诗的韵律，诗的意境，在我们这个举世公认的诗歌王国里几乎已完美无加，登峰造极。面对这历史的诗碑和诗碑的历史，人们只能叹为观止矣！

然而，历史毕竟又发展到了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关头。20世纪初，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向解体，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始启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动要求诗歌也有新的根本性变动，并为这种变动提供了一切新的条件。

数千年灿烂辉煌的传统诗歌与诗歌传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抉择。

“五四”文学革命实绩的一个特征，即新文学作品产生了普遍强烈的轰动效应，而这一点在现代新诗方面的体现尤为突出。虽然有白话小说、白话美文及现代话剧先后问世，甚至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作了开天辟地之举，但毕竟新诗的出现与传统诗歌的比照太鲜明，反差太悬殊了。当那些诸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之类的白话新诗崭露头角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疑惑：这就是新诗吗？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以后就按这种样式来写诗吗？

“五四”终究是一个创造的时代，而创造的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一种更为宽容的文化心态。除旧更新的时代特质，容纳百川的社会氛围，终使稚嫩的现代新诗江河千里，蔚为大观。从“五四”时期的蹒跚学步到现代文学史阶段的结束，中国现代新诗已经是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形成了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多样化的繁荣格局。

从风格流派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新诗可大体归为：早期写实派、早期浪漫派、湖畔诗派、小诗派、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中国诗歌会派、“七月”诗歌派、“九叶”即新现代诗派、晋察冀诗派等。

（三）品种繁多的散文

相对中国现代小说与诗歌波澜起伏的发展势头而言，现代散文的发展较为平和沉静，尽管也有杂文的愤激之声，但总体来说现代散文以一种更为厚实的步伐平稳地前行，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繁荣新的品种，从“五四”初期的随感录到蔚为大观的杂文运动，从小品文年到报告文学的兴起，现代散文在多种形式的发展变换中迎来了勃勃生机。

现代散文是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步兴起的，在五四时期即取得了累累硕果。以《新青年》为核心，出现了一大批“杂感”作家，《新青年》特辟“随感录”专栏，使最初一批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利用杂文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阐明主张，抒写个人情怀，而在这过程中，杂文即已悄然生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人的杂文创作，为杂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动荡的朝代和黑暗的社会，更加强烈地引发了广大进步作家的愤激之声，更有鲁迅杂文创作的实际带动和深刻影响，于是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凡进步的、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甚至不同阵营、不同审美追求的作家，几乎无人不写杂文的壮观景象。鲁迅之外，茅盾、瞿秋白、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许地山、丰子恺、胡风、阿英、柯灵、陶行知、周建人、林语堂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杂文作家群，作家之从，作品之多，实为新文学史所罕见。特别是鲁迅后期杂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和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显示了杂文创作所达到的新的高峰。第三个十年的杂文创作更加密切地配合时代政治斗争，把杂文的战斗性推向深入。可以说，现代杂文的生长与发展是伴随整个新文学的战斗步伐艰难前行的。

（四）迅猛崛起的话剧文学

相对中国现代小说、诗歌和散文而言，话剧又更显得独特。在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中本没有话剧这种形式，它是20世纪初叶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舶来品”。尽管话剧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它发展的势头却很迅猛，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出现了一大批风格独特、闻名于中外文坛的优秀话剧作家作品。话剧这种外来的文学品种，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扎下了根。

五四时期，话剧作为“舶来品”只是处在探索阶段。1907年成立的春柳社是最早的现代话剧团体。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胡适等人开始了最初的话剧尝试。最早公开发表的话剧剧本是胡适1919年3月刊在《新青年》上的《终身大事》。随后出现了田汉早期剧作《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洪深早期剧作《赵阎王》，丁西林早期剧作《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等等。这些早期的尝试对外国话剧形式吸取较多，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但艺术上还较生硬，未能真正使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全面接受。

第二个十年，话剧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成熟。这尤其得力于曹遇禺的剧作。他在30年代先后创作《雷雨》、《日出》、《原野》（被合称为“生命三部曲”），在40年代初创作了《北京人》，并把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成话剧，他的这些剧作真正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基础，使话剧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扎下了根。这一时期，洪深、田汉等人剧作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洪深的《农村三部曲》、田汉的《名优之死》都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剧作。中国现代剧作家也开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