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流幻境 塑膠:什么是瀑布效应，经济学领域的

我们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的差距，落差、瀑布带来的增长，即瀑布效应。

一、全球产业集约和瀑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以及产业政策所提出的挑战
（一）争论
1．主流观点
“主流”观点认为完美竞争模式最佳描绘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实质。这一观点认为，如果把公司推向“全球平等竞技场”的竞争，公司将获得无数机会实现赶超。这一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主流观点的中心思想是市场竞争具有自我均衡的机制。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推动力。如果某一公司获得超额利润，竞争能保证马上会有对手进入并分割一部分利润，从而削弱这一公司在市场上获得的短暂优势。新古典主义观点强调小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繁荣的原因。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斯的格利茨总结认为在20世纪中期，85％的美国经济是“竞争性”的（Friedman，1962：122）。费里德曼认为有“一种偏见和趋势过分强调大与小的重要性。在我研究美国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能够将其作为具有竞争性对待的问题和产业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Friedman，1962：120－123）。
有观点认为，当公司达到一定规模后，将出现强大的管理负经济规模。对这一观点的经典描述是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在书中，马歇尔把竞争比作森林，认为“一颗树”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再也长不高了。
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兼并几乎都失败”。这些研究通常以分析短期股东回报为依据。对兼并的解释通常是公司首脑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他们通过兼并追求自私的利益，损害股东的利益。
近年来，这一论点获得新的证据，即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公司性质的极度变化创造了可能性。以前由一家公司内部进行的活动现在可以通过因特网由小公司组成的网络来进行（Castells，2000）。这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经济体系的兴起，它基于小公司“群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竞争和合作（Piore and Sabel，1984;Porter，1990）。
外包活动的迅速发展似乎加强了这一观点。用科斯的话来说（Coase， 1988），公司的界限转变了。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变化迎来了生产体系的新纪元，在这一体系中，相对于大公司来说，中小公司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大公司正在“空洞化”，迅速成为“濒危动物”；“大公司控制着大规模的现金流，然而它们对业务活动的直接控制却越来越弱，它们正变得空洞化”（Malone and Laubacher，1998：147）。
全球市场的发展使人们认为公司层面的“赶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市场变得如此巨大，几乎达到全世界，很难想象任何公司或一小批公司能主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
2．非主流观点
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集约趋势。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一卷中论证“资本集中的法则”和“资本吸引资本”的现象。集约的推动力是竞争，竞争推动公司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对新的生产方式和对“科技技术的应用”进行大规模投资来实现，而这些活动创造了进入壁垒。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现代全球化纪元的前夜，斯蒂芬·海默预见到了如果取消对购并的限制，“世界经济将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经济，即大公司遍布整个大陆，渗透几乎每个角落”（Hymer，1972）。
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供了一系列原因，解释“任何种类的大公司相对于小公司”所存在的优势（Marshall，1920：282）。这些原因包括在采购、运输成本、营销、品牌、分销、知识、人力资源以及管理方面的经济规模（Marshall，1920：282－284）。然而，他对“管理负经济规模”的解释却只用了一个类比（森林中的树木），没有提供任何逻辑和证据。
潘若思开创性的著作《公司发展原理》研究了公司发展极限因素的问题。与马歇尔一样，她指出了大公司的一系列优势（Penrose，1995：89－92）。她认为大公司享有的最重要的优势是“管理规模”，她总结认为公司的大小没有理论上的极限。
钱德勒对当今高收入国家商业史德研究揭示了大量寡头公司在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中心作用，而这种技术进步又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他表明现代产业公司“在它们所处的时代创立技术最先进，发展最迅速的产业过程中起到中心作用。”这些产业从而成为“经济的产业部门的领袖”。这些产业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Chandler，1990：593）。钱德勒强调即使某一部门的公司数目下降，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会日趋激烈：“市场份额利润不断变化，从而使寡头们避免失去活力，并成为垄断（Chandler and Hikino，1997：31）。
很多研究提出购并的非理性几乎是以短期的股东回报为依据。另外有一些分析购并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长期影响的研究显示不同的结论（Chandler 1990；Nolan，2001a and 2001b;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04）。这些研究认为选择良好、操作得当并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购并可以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获取公司以前并不具备的技术，获得人才，增加公司的品牌，使公司通过规模和范围经济在采购、研发和营销方面长期节约成本。
（二）宏观层面的证据：全球产业革命
20世纪90年代，对公司发展的很多限制因素被取消。世界广大地区向竞争开放。除了几个产业外，对大部分产业的跨国购并的限制也得到取消。这一时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测试有关竞争的不同观点。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状况如何？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赶超”的可能性有何限制？
1．系统集成者
全球商业革命见证了一个广泛现象，即大公司收缩其业务活动范围。大公司大规模进行资产重组，卖掉“非核心业务”以发展“核心业务”。大多数大公司的目的是保持或获得在全球市场第一、二或三名的地位。商业成功的信条是：“如果你在世界上不是第一、二、三名，你就不应该留在这一行业。”
20世纪90年代还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购并过程，领先公司卖掉非其核心业务，收购其他公司的资产或与其他公司合并，建立集中于数个“核心业务”的全球公司。90年代后期股市泡沫的破裂使购并活动的激烈有所下降，但是，近年来购并的过程继续保持增长。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史无前例的产业集中已在各个产业部门形成了领先公司。截止八十年代，在每个高收入国家内部，很多产业集中程度已相当高（Patten，1971，Prais， 1981）。然而，全球商业革命首先见证了跨越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产业集约，这一集中过程同时也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
21世纪早期，在全球市场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和/或著名品牌的部分（它们主要服务于拥有世界大部分购买力的中高收入者）出现了这样一条“法则”：数家巨型公司，即“系统集成者”占有高达50％的全球市场份额。粗略计算表明，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全球汽轮机市场的82％（金融时报，1999年3月24日），农业机械市场的69％（金融时报，2000年7月5日），手机市场的61％（金融时报，2003年3月10日），高清晰度电视的51％（金融时报，2004年7月16日）。世界前四大公司占全球电梯产业的82％，前六大公司占世界汽车产业的70％（Nolan， 2001），前十大公司占全球医药产业的50％（金融时报，2004年1月27日）。
2．瀑布效应
在购并核心业务的同时卖掉非核心业务的集中过程迅速向整个价值链扩展。在各个产业部门，拥有技术和营销能力的世界领先公司主动在它们的供应商中挑选最能干的公司，通过“产业计划”的形式选择可以在世界各地和它们一起工作的“联盟供应商”，因此出现了“瀑布效应”：为全球巨型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受到压力，进行购并，发展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这同时又给这些公司的供应商们带来巨大压力进行变革，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层次为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
例如，汽车产业，《财富500强》（2004年8月2日）中有13家巨型汽车配件公司，销售额分别达130～410亿美元。汽车的每一个部门却由2～3家大型次系统集成者主导，包括刹车系统、传导系统、电路板、温度控制、音响、玻璃、座位和排放系统。这些公司在各自领域具有主导技术。按研发投入排名的世界700家公司中包括了31家汽车配件公司，总部都在高收入国家，销售额分别达8200万～29亿美元。
3．计划与协调：外延公司
在最新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系统集成者不断加强的计划性使公司的界限出现了“转移”：公司在公司外购买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公司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各产业部门的核心系统集成者成为大范围业务活动的协调人，远远超过了法律上所界定的所有权范围。公司之间的关系也远远超越了价格关系。为了发展或保存竞争优势，系统集成者渗透到价值链的上下游，深入到业务活动中，包括从长期规划到日常生产和交货日期。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要求系统集成者必须考虑整个价值链的利益，以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不按法律所有人来定义公司，而是从有意识对资源配置进行协调的意义上来定义的话，大公司非但没有“空洞化”，相反，它们的规模得到了扩大。当大公司“分解”时，它们对其周围价值链的有意识协调范围加大了。在大范围的业务活动中，处于中心的是核心集成者，这样的公司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具备对大型新项目的融资能力，对研发的大量投入以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能力，开发品牌的能力以及通过对最先进信息技术的投资能力吸引最佳人才的能力。从消费品到飞机制造，核心系统集成者紧急地与其价值链的上下游各个部门进行合作。
4．上游
核心系统集成者与其上游的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价格关系。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与核心系统集成者建立了长期的“伙伴”或“同盟供应商”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应根据系统集成者的厂址规划他们的厂址；第二，同盟供应商在系统集成者内部进行业务活动，比如，从提供数据系统或甚至于旅行服务到生产活动；第三，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与系统集成者就项目的需要进行紧密磋商，计划研发投入，一部分研发外包给中小型的公司，但置于系统集成者的严密控制下；第四，产品开发与系统集成者紧密协调；第五，产品规格通过信息技术即时提供给供应商。供应商与系统集成者就生产与交货时间表全面进行协调，保证所需材料及时到底，同时把仓库存货量降到最低。
5．下游
计划也延伸到下游。复杂资本产品的生产商越来越注重从对其产品进行终身保养与维修中所产生的收入流。新的信息技术被用于监控运行中的机器设备产品，及时向系统集成者反馈信息，从而可以制定最佳的养护日程。对下游公司的渗透不仅限于复杂资本产品，在消费品领域，系统集成者与物流公司系统分销流程，以降低成本。他们与超市、主题公园、电影院，石油公司（加油站是非石油产品零售的主要场所）、快餐店紧密协调，提高出售产品组织过程的技术。这些消费品的系统集成者经常安排自己的专家在零售连锁店工作。
6．就业
大公司的采购额常达数千万美元，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公司雇佣的全职员工可以超过系统集成者自己全职员工的数量。一家雇佣10～20万人的系统集成者可以有一家雇佣了40～50万人员的公司“为它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全球公司周围有一个受它协调的“外延公司”。
（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1．全球领先公司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性
高收入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15％，而总部在这些国家的公司占《财富》全球500强（以销售额排名）中所列公司的94％（表1），占《金融时报》500强（以市值排名）的96％，占全球研发投入700强的几乎100％。在世界“100强品牌”中仅有一家公司来自中低收入国家。
2．航空与饮料产业
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两大不同产业的价值链：航空业与饮料产业。目的是更深入地了解系统集成者和其周围的供应链的集约过程。航空产业的产品包含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其性质不断地变化，饮料产业的产品则很多年都没有变化。一家大型客机的价格超过2亿美元，而一听可乐只有1美元。通过分析这两个不同的产业，我们希望了解不同产业之间是否有共同性，同时，我们希望能展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决策者要“赶超”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所面临的任务。本文显示实际上挑战远远大于对证据作表面分析的结论。
二、结论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将发展中国家向全球竞争全面实行开放会给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公司赶超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机会。这一认识的基础是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的趋势是竞争，同时公司发展的规模是有限的。他们认为，通过迫使弱小公司与强大公司进行竞争，弱小的可以向强大的学习，模仿强大的并超过强大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革命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产业集约。全球商业体系的“制高点”几乎全部由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所占领。这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挑战。
然而，挑战比表面看起来更严峻。产业集约最显而易见的部分是拥有强大技术或品牌的著名公司，他们是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或“组织头脑”。随着他们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们给整个供应链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而降低成本并激发技术进步。
本文考察了两大不同产业的价值链：航空和饮料产业。结果表明两大产业有很多共同点，即系统集成者在整个供应链激发了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变。在每个层次，产业集约进程都通过购并得以加速，因此公司必须满足为参与到产业集约供应链中的严格要求。这一“瀑布”效应对竞争具有深远含义，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来的更重大，他们不仅面临赶超系统集成者所面临的困难（这只是看到见的“冰山”一角），而且他们还要面对赶超供应链中每个部分的强大公司（看不见的“冰山”部分）。
在21世纪的黎明，“瀑布效应”所产生的在各个层次的产业集约的现实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全面挑战。
作者简介：诺兰教授是剑桥大学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中国大企业计划”项目负责人，《剑桥商业周刊》和《农民研究杂志》的编委，《中国季刊》执行委员会委员。诺兰教授是可口可乐公司（亚特兰大）有关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常设顾问。他同时也是福特公司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顾问。

为中国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信托基金于近期共同主办了第一期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及中远集团等15户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剑桥大学为主的著名教授和近40位世界商界领袖围绕全球商业革命对企业领导者素质的挑战、全球化与公司治理、并购重组与产业发展新趋势、科技进步与企业研发、企业管理新趋势、可持续发展与能源、环境和平以及全球化与风险管理、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学员们在进行了50多次认真研讨后，初步形成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战略思考。

树立强烈的全球化意识

当前全球化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不仅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更加全球化，而且制度、规则、环境和观念等也越来越全球化。与戴克、西门子、BP、英美资源、米其林、西班牙电信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在战略规划、经营规模、公司治理、开发创新、企业管理、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现在世界非常关注“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的作用，再加上印度、巴西、俄罗斯几个国家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矛盾冲突会不断，欧美模式不断遇到挑战，国际社会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廉价劳动力保持长久竞争优势，中国更不例外。以西班牙的发展为例，25年前它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实行了产业转移，但随着加入欧盟和全球化日益深入，这种优势逐渐失去，迫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中国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今天繁荣明天就可能是衰落。

面对这种新形势，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差距，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要学会并善于用世界眼光观察现实，用全球意识思考问题，用战略思维谋划未来。

加快国内产业升级

当今全球化源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转型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通过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系统集成者”，这些大公司分别控制着全球50%～90%的市场份额。这些系统集成者还产生了“瀑布效应”，并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大公司政策。因此，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应对：

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整合与聚集，特别是“系统集成者”和“瀑布效应”的趋势，结合“十一五”规划，研究制定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要着眼全球化，从面向国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面向国际，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一些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借鉴欧盟里斯本协定和丹麦等国的经验，通过国家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扶持配套政策，通过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系统集成者”。

中国企业应通过合理有效的并购重组，加快制定和实施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战略。虽然美国课题组和剑桥大学辛格教授研究都证明并购后收购公司的业绩往往是下降的，一般60%不成功，但实践证明，并购是形成“系统集成者”的重要手段。如汇丰银行近5年在全球收购了500多家银行，BP由一个单纯石油公司迅速发展为“超越石油”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在拉美的成功收购，西班牙电信公司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公司，并刚刚收购了英国电话公司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成为“系统集成者”的成功范例。

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公司治理又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洋为中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要迷信美国股市以及通过股市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神话。由于体制模式的不同，因此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也互有差别，不能教条照搬。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以发展为目标。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能脱离或忽视公司发展谈治理结构，要像BP、沃达丰、戴克、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那样有一整套发展战略和分步实施措施，避免公司行为短期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全球化的“系统集成者”。

公司治理研究和运作要与组织管理结构相适应。公司治理的具体实现依赖组织管理结构，将解决公司治理的制度经济学与解决组织管理结构的管理学相融合，这是现代成功公司的普遍趋势。这种融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防范风险，通过压缩纵向的管理层次，减少“多级”法人来防范多层委托代理带来的经营风险。

强化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

加强企业研发，强调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广泛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环节和整个价值链，核心技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创新，完善如用市场换技术的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当技术差距很大时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成为竞争对手时，外国公司是不会再把关键技术转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主创新，要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如果这类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我们不能自主开发和解决，我们的企业就很难成为国际性的“系统集成者”。

要重视建立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保护的有效机制。对比欧美大公司的研发体系和机制，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投入少，而且成果的转化和保护也欠缺，还表现在缺乏战略性研发。如汇丰银行去年投入到研发的费用为54亿美元，戴克公司、米其林公司的研发都瞄准未来10～30年，这样才能确保始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西门子和戴克公司研发成果的转化和保护的经验值得借鉴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学会运用“精益”管理法。“精益”管理法的理论集大成者丹尼尔·琼斯，是国际著名的管理理念创新者，也是“精益”企业学会创始人和主席。这一管理法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经过他的理论化后传播到全球从制造业到医院、保险等各个产业和领域，其关键就是分析企业全部流程，精简和去掉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和环节。优秀的企业是使用一般的人管理着一个出色的流程，而差的企业却是用出色的人管理着糟糕的流程，精益思路就是流程再造思路。这种思路与传统思路的最大差别，是不再把企业看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从价值链的客户一端逆向整合生产要素和流程。他还告诫我们，虽然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但这种优势可能会因为“精益”管理而逐渐失去。我们要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电力行业、军工企业和银行的企业流程问题。

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品牌战略。世界知名企业无不重视品牌、开发品牌、宣传品牌、保护品牌，世界十大著名品牌不仅价值高昂，而且为全球所熟知。如可口可乐遍布20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上除OK之外另一个最通用的词，每天销售量超过10亿杯，营业收入220亿美元，净收入48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品牌意识和战略要落后5到10年。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专家们介绍，现代成功公司无一不重视企业文化特别是公司理念的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是根植于公司全部经营活动并广泛渗透于各个环节的。如米其林公司是一个百年家族式企业，至今仍蓬勃发展，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文化深入人心。相比之下，我们企业的公司文化建设还比较贫乏，还较多地停留在口号或程式化上。

重视供应链管理，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而现代物流业发展又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马士基作为世界国际著名的物流运输企业，过去5年集团的物流业在全球增长了20%。他们认为，发展物流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物流成本很高，据他们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20%以上，而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分别只有9.9%、11.4%、10%。中国物流公司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国际网络、物流人才、政府监管四个方面。

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等具有重大意义。企业在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上应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能源和环保越来越成为全球化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应当制订能源战略，完善环保法规和制度。从长远看，能源安全需要考虑能源使用的有效性和能源使用的环境影响两个问题。解决能源安全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停止发展，应当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加快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多条途径解决，中国能源应当实施综合战略。

企业在解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近2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高速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美国最富的20%人与中国最穷的20%人的差距，由1980年的157倍缩小到2000年67倍。但是目前中国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中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0.28扩大到2004年0.45，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予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哥本哈根商学院介绍了丹麦发展经验，丹麦注重个人—企业—公共组织—政府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公共组织在培训、教育、协调劳资关系、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形成了高增长、高效率、高竞争力、高福利的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和收入分配及福利水平问题，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加强国际风险研究与防范

重视风险，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交往规则的全球化和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一方面，要关注规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会计准则的变化为例，目前国际会计准则有趋同化的趋势。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想到美国或欧盟等境外上市的公司，对此应进行认真研究，早做准备。另一方面，要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剑桥大学基兰教授分析认为，金融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金融泡沫，如亚洲金融风波可能还会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难以预防。为了规避风险，国际财团越来越进入那些监管不严格的领域和国家。虽然风险不会出现金融崩溃，但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亚洲金融风险扩展很快，从金融到经济、政治。中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要关注国际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关注新的垄断寡头。应建立从发现风险、报告风险到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一整套风险管理系统，将风险管理的核心确定为4大要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风险纪律、信息与沟通。

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合作，关注美国等世界经济的影响，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分析师斯蒂芬·罗奇，从宏观上作了富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的四引擎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在很好地工作，但现在这两个引擎不平衡：一方面中国生产继续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增长却下降，中国出口总额的35%到美国，美国消费增长的下降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出口继续增大，势必引起进口国的不满，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中国一旦出口增长减缓，而个人消费比重较低且不能快速增长，进而不能拉动生产增长，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下降，就势必会引发通货紧缩。他甚至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7%。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及早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

加快培养应对全球化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者，尤其要加大对企业一把手的培训力度。企业领导人的高素质和适应全球化的战略眼光与驾驭能力，是公司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可能有国际化的企业。沃达丰CEO介绍了公司的人才战略，公司在培养和使用人方面，要求必须具备专业能力、跨区域工作能力和全球眼光，要能够360度看企业。西门子、戴克、英国BP、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等等国际化公司更是下大力气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连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聘用了麦肯锡这样的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管作俱乐部的CEO，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使俱乐部收入大幅增长，去年达到了年收入2.7亿欧元。因此，不仅要不断学习最新知识，更要更新观念，提高国际交流能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