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游泳能深潜水吗?:什么是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的发展——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后，便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所以又称"宋明理学"，其派别很多，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陆王"心学"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广泛意义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第二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第三期杜维明、刘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现，但还未经学术界定论。从那时到现在的80多年中，以此为志业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派，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儒家的发展——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先有今文经学为官方经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此后，便有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古文经学家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经"，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今文经学家也提供了阐释学的一重经典模式，便是"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便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之后古文经学一代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纳今文经学，结束了相争两百年的今古文之争，"郑学"而后延绵。除汉代今古文经学外，魏晋南北朝时有"南学"与"北学"；唐朝又有融"南学"和"北学"于一炉的义疏之学，这便是汉唐经学……

至北宋，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这便是"理学"。但理学也包括了明清两代的理学和心学，所以又称"宋明理学"，其派别很多，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朱熹"闽学"，陆王"心学"等……

到五四时期，虽然儒学遭到空前大难，但现代新儒家已经萌发。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在儒学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为孔子辩护，揭举儒学复兴的旗帜，成为新儒家的前驱。

广泛意义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第二期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第三期杜维明、刘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现，但还未经学术界定论。从那时到现在的80多年中，以此为志业者大有人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现代新儒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派，一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

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无论在任何国家，”伊里奇在他的《国家论》里说，“数千年间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把这发展的一般的合法则性，规则性，继起性，这样的指示给我们了：即是，最初是无数阶级社会——贵族不存在的太古的，家长制的，原始的社会；其次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奴隶占有者和奴隶是最初的阶级分裂。前一集体团不仅占有生产手段——土地，工具（虽然工具在那时是幼稚的），而且还占有了人类。这一集团称为奴隶占有者，而提供劳动于他人的那些劳苦的人们便称为奴隶。”中国社会自文明初发出曙光，即约当商盘庚时起，便进入了奴隶制度的阶段，这个制度渐次发展，在西周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到春秋中叶便成强弯之末了，所以我们可以概括的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期。但就在孔子面前，历史已经剧烈的变革着，转向到另一个时代，孔子一派人大声急呼，企图阻止这一变革，然而无效。历史仍旧进行着，直到秦汉统一，变革的过程完毕了，这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趁着这个当儿，孔子的后学们，以董仲舒以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在长时期变革过程的疲惫后，这是一帖理想的安眠药，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直到孙中山先生才醒转一次。孔忆的理想既是恢复奴隶社会的秩序，而董仲舒是将这理想略加修正后，正式实现了，那么，中国社会，从董仲舒在中山先生这段悠长的期间，便无妨称为一个变相的奴隶社会。

董仲舒的安眠药何以有这大的魔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相传殷周的兴亡是暴之差的结果，这所谓仁与暴分明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奴隶管理政策。大概殷人对于奴隶榨取过渡，以至奴隶们“离心离德”而造成“前途倒戈”的后果，反之，周人的榨取比较温和，所以能一方面赢得自己奴隶的“同心同德”，一方面又能给太公以施行“阴谋”的机会，教对方的奴隶叛变他们自己的主人。仁与暴是漂亮的名词，实际只是管理奴隶的方法有的高明点，有的笨点罢了。周人还有个高明的地方，那便是让胜国的贵族管理胜国的奴隶。《左传》定四年说“周公相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使之职事于鲁，……分之土田陪敦（附庸，即仆庸），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这些殷民族六族与七族便是胜国投降的贵族，那些“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的“祝宗卜史”便是后来所谓“儒士”——寄食于贵族的智识分子。让贵族和智识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隶（附庸），这对奴隶们和奴隶有者（周人）双方都有利的，因为以居间的方式他们可以缓和主奴间的矛盾，他们实在做了当时社会机构中的一种缓冲阶层。后来胜国贵族们渐趋没落，而儒士们因有特殊智识的技能，日渐发展成一种宗教文化的行帮企业，兼理着下级行政干部的事务，于是缓冲阶层便为儒士们所独占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没落的胜国贵族，改业为儒，加入行帮的。）

明白了这种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儒家的中心思想。因为儒家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所以他们最忌矛盾的统一，矛盾统一了，没有主奴之分，便没有缓冲阶层存在的余地。他们也不能偏袒某一方面，偏袒了一方，使一方太强，有压倒对方的能力，缓冲者也无事可做。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和平相处，而切忌“同”于某一方面，以致动摇均势，因为动摇了均势，便动摇自己的地位啊！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间的一种人。中庸之道，对上说，爱惜奴隶，便是爱惜自己的生产工具，也便是爱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对下说，反正奴隶是做定了，苦了是吃定了，只要能吃少点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孔子之所以宪章文武，尤其梦想周公，无非是初期统治阶级的奴隶管理政策，符合了缓中阶层的利益，所谓道统治者，还是有其社会经济意义的。

可是切莫误会，中庸决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上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如果是要追究是非，势必牵涉到奴隶制度的本身，如果这制度本身发生了问题，那里还有什么缓冲阶层呢？显然的，是非问题是儒家的社会地位根本相抵触的。他只能一面主张“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面用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维持现有的秩序（既成事实），然后再苦口婆心的劝两面息事宁人，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疑心“中庸”这庸字也就是“附庸”之庸字，换言之“中庸”便是中层或中间之佣。自身既也是一种佣役（奴隶），天下那有奴隶支配主义的道理？所以缓冲阶层的真正任务，也不过是恳求主子刀下留情，劝令奴才忍重负辱，“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天秤上的码子老是向重的一头移动着，其结果，“中庸”恰恰是“不中庸”。可不是吗？“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果然你辞了爵禄，蹈了白刃，那于主人更方便（因为把劝架的人解决了，奴才失去了掩蔽，主人可以更自由的下毒手），何况爵禄并不容易辞，白刃更不容易蹈呢？实际上缓冲阶层还是做了帮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求的作实在是缓冲阶层的唯一出路。孔子喝令“小子鸣鼓而攻之！”是冤枉了冉求，因为孔子自己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冉求又怎能饿着肚子不吃饭呢？

但是，有了一个建筑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季氏便必然要富于周公，冉求也必然要为之聚敛，这是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法则。这法则的意义是什么呢？恰恰是奴隶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奴隶社会的崩溃。缓冲阶层既依存于奴隶社会，那么冉求这辈的替主义聚敛，也就等于替缓冲阶层掘坟墓。所以毕竟是孔子有远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冉求是自己给自己毁坏青山啊！然而即令是孔子的远见也没有拘回历史。这是命运的作剧吧？做了缓冲阶层，其势不能不帮助上头聚敛，不聚敛，阶层的地位便无法保持，但是聚敛得来使整个奴隶社会的机构都要垮台，还谈得到什么缓冲阶层呢？所以孔子的呼吁如果有效，青山不过是晚坏一天，自己便多烧一天的柴。如果无效，青山便坏得更早点，自己烧柴的日子也就更有限了，孔子的见地远是远点，但比起冉求，也不过是“以百步笑五十步”而已。结果，历史大概是沿着冉求的路线走的，连比较远见的路线都不曾蒙它采纳，于是春秋便以速度的发展转入了战国，儒家的理想，非等到董仲舒是不能死灰复燃的。

话又说回来了，儒家思想虽然必霏等到另一时代，客观条件成熟，才能复活，但它本身也得有可能复活的主观条件，才能真正复活，否则便有千百个董仲舒，恐怕也是枉然。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说，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我们都知道，奴隶社会是历史必须通过的阶段（它本身是社会进步的果，也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原因）。既然必须通过，当然最好是能过得平稳点，舒服点。文武周公所安排的，孔子所表章的奴隶社会，因为有了那缓和的榨取政策，和为执行这政策而设的缓冲阶层，它确乎是一比较舒服的社会，因为舒服，所以自从董仲舒把它恢复了，二千年的历史全在它的怀抱中睡着了。诚然，董仲舒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而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也不是董仲舒的儒家，但其为儒家则一，换言之，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一贯的。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了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如上文所说，儒家思想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则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是什么，也就值得深长思之了！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