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手臂生产线改造: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形式所迫

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