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网终端安全防护系统:为什么没有长征资料

二万五千里长征

简称“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红军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但已损失过半。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边的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在贵州以西，曾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人疲于奔命。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的彝族地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而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陷于被动地位。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鉴于松潘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破坏，决定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穿过草地，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东进，以便取得陕甘宁广大地区。毛儿盖会议以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当左路军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公然进行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还给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发密电，妄图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并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中央在巴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组成先遣支队（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渡过渭水封锁线，到达俄界。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长征途中，中央偶然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9月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11月初，与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向西康的甘孜一带。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其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们同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虽然此时红军已不到3万人，但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198.htm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