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飙车8代币怎么赚:什么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Western Marxism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 辩证法的历险 》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 ，特别在1968 年的法国“ 五月风暴 ”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 ，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浅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在华早期传播,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五四时期,而很少溯及清末民初的情况。实际上,自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国人就已开始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不同的介绍,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就曾出现过两次传播热潮。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思潮早期在华传播情况作些初步探讨。 ~腵?傓啲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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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滴沁入 d弇A5z 阹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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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潮是由西方逐步传入中国的。其传入渠道分别来自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方,晚清时期主要来自前两个渠道,以西欧为最早,以日本影响最大。据现知史料考证,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是从耳闻目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发端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于翌年初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率十余随员赴法赔礼道歉,同文馆毕业的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他们在法停留期间正值3月18日巴黎革命爆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崇厚将他看到的情况记载于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所目击的片段写入他的游记《三述奇》,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人最早对巴黎公社的记载。张德彝描写了巴黎人民起义战斗的情景,以及巴黎公社被镇压的过程,特别对巴黎妇女斗争的英姿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书中写道:巴黎公社“妇女有百余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此后不久,曾为传教士当翻译的王韬从欧洲回国,他与精通外语的张宗良合作译写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发表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上,稍后汇成《普法战记》一书(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书中除记载了巴黎公社始末外,还对工人的壮举进行了评论。如书中写道:起义军首领“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当巴黎公社横遭镇压时,作者写道:“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死亡之惨,目不忍睹”,言中流露出同情之心。该书虽将巴黎公社成员称为“匪党”、“乱民”,但毕竟将西方社会主义的信息传引到东方来,其影响在当时超过了张德彝的《三述奇》。清政府最早派出的外交官们也零星记载了一些西方社会主义信息。1876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出使英国的外交使节郭嵩焘,在其《使英记程》这部日记中就曾记载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点滴情况。随郭嵩焘出使英法等国的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一书,其中两处记载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提到德国皇帝被刺事件时,书中写道:行刺者为“索昔阿利司脱会党,译言平会也。”这里第一次将西方的“社会主义”(socialist)一词音译作“索昔阿利司脱”,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译为“平会”。1878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也记载道:“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某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也起了一种特殊的媒介作用,他们在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同时,也透露了一些社会主义信息,对西方社会主义多少皆有所反映。影响较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编的《西国近事汇编》,该刊对西方各国动态包括社会主义发展动态做了不少报道(多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金楷理口述,蔡锡龄等笔译),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1878年该刊在报道美国革命党人组织工人斗争时提到美国官方“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警察在各地加意巡察。”这里首次将“共产主义者”一词音译为“康密尼人”。该刊的一些报道中还将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等,虽不准确,但有最早引进之功。 19世纪末,报道社会主义的书刊和文章明显增多,“马克思”之名开始出现在中文书刊上。由外国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及其机关报《万国公报》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该会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册上,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该文在第一章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第三章中又提到:“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第八章中再次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虽然文中对马克思的国籍尚分辨不清,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或“养民之学”,但这却是马克思之名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上出现。李提摩太首次向闭塞的中国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信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传播起了先导作用。 ^?uN昉黥
几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间接地报道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一些情况。康有为从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构思《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三部著作,他以儒家大同思想为基础,提出破除九界,以达到乐极太平,其中含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1896年9月报道了第二国际伦敦大会开会的消息。翌年,该报又报道了伦敦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严复在其大量的译著中,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多少有所涉及,如他在《原强》一文中谈到西方“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 ???8.6
总之,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一小部分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员通过目击、耳闻和阅读一些新闻报道和西学译著,逐渐地了解到社会主义某些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他们此时还不可能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理论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更谈不上研究和宣传。但社会主义的春风已微微吹来,渐渐引起一些开明爱国人士的注意。 疻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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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次热潮 X帧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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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东来。1902年至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传播热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无政府主义者、留学生们纷纷通过译书、著书,办报等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这次热潮的兴起以1902年众多日本社会主义名著被翻译出版为标志,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达到高峰。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群体是早年的留日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通过研读日本学者译著的社会主义书籍和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交往,较之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早更多的了解。1900年留日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翌年在该社主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上,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所著《近世政治史》一书,书中提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国际(译作“万国工人总会”)、马克思(译作“麦克司”)和拉萨尔(译作“拉司米”)。1902年后留日生在《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中先后发表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论述社会主义的名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德秋水的《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等等。其中《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代表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先后出了几个中译本,对中日思想界影响极大。此外,在留日生翻译的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中,也有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他们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是功不可没的。进入20世纪后,改良派对社会主义再显兴趣。1902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完成了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该书发展了其早期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描绘了一幅融合东西方意念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方案,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1902—1904年梁启超连发几篇文章论及社会主义。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颉德”今译“基德”)一文中,他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他再次提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对社会主义作如下简单解释:“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重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他还将社会主义曲解为“干涉主义”,并预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虽然1906年后,改良派逐渐转向反对社会主义,但其前期的片段介绍,对社会主义传播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6?趀 N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研究比改良派略晚,但其积极性和影响在改良派之上。1903年马君武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简介了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 即傅立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risBlanc(即路易·勃朗)、布鲁东Prordhon(即蒲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Lassalle(即拉萨尔)、马克司KarlMarx(即马克思)。”文中论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内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相通之处,最后附有“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除列举了圣西门、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代表著作外,还在马克思名下列举了5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应为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一张马克思著作书单。同年内《江苏》上发表了《国民新灵魂》,《浙江潮》上发表了《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新社会之理论》,这些文章的内容均涉及社会主义。 [▋Pfy才L
此时孙中山正旅居日本,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有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对他影响很大。他给友人的信中,甚至宣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中山亲访了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同第二国际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并表达了申请加入第二国际的愿望。同盟会成立后,其机关报《民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其主张的主要阵地。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阐述了三民主义,并将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从1905年底至1907年,《民报》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革命派控制的其他报刊如《夏报》、《夏声》、《社会公报》、《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报》等也多有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刊出。 1905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中国人中第一次为马克思(当时译为马尔克)立传,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著作,初步阐述了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发表了《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等几篇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宋教仁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等文,介绍了第一、第二国际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情况。廖仲恺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及主要流派。 楘裺捷>o?
继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后,中国最早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宣扬了某些社会主义学说。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开过多次演讲会,并在《天义报》、《衡报》上陆续登载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申叔在《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震述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民鸣翻译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也介绍过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他们在巴黎出版的《近世六十名人》一书,刊出了马克思1875年的一张照片,此书运销国内,成为中国人最早见到的马克思肖像。约在1908年,第一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冷落下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民国建立后中国思想界再度活跃起来。以中国社会党成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1911—1914年间,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江亢虎、陈翼龙等人积极鼓吹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报刊报道社会主义的内容明显增多。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表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当致力于此事。他在各地作了多次演讲,与同盟会成立前后相比,这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已注意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表示赞赏其中的两个流派,即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他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初步阐述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他还设想社会主义将分两个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阶段和大同阶段。可以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达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高水平。民国建立之初,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极为活跃,他一面积极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责任内阁制的落实;一面大力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戴季陶此时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他写了几篇介绍性文章,如《社会主义之活动》、《社会党之风云》、《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纲评》等。当时他的社会主义观与孙中山基本一致,主要分歧在于: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看待,而戴季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越出国界的“世界主义”。江亢虎19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前身是同年7月成立于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他们自称是中国惟一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要在中国实行“纯粹社会主义”,并出版了《新世界》、《社会星》、《社会党月刊》、《人道》、《社会日报》等刊物,登载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译文。他们还邀请孙中山为其演讲社会主义。1912年5月至7 月,《新世界》上连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当时译作《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江亢虎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演说词》、《社会主义家某君致革命军书》等文章。社会党骨干陈翼龙、沙淦等也按各自的理解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宣传。 1913年7月,中国社会党遭北洋军阀政府镇压,该党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亦随之消失。 跢积?怏?
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宣传,1912年,刘师复等人在广州先后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和“世界语讲习所”。他们自称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曰“晦鸣学社”和“心社”,1914年,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了无政府党,自我标榜“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惟一手段曰‘革命’”。他们极力推崇克鲁泡特金,反对一切政府和强权,主张消除阶级,“ 剿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各取所需,无剥削、无政府、无军队、无警察、无一切法律。他们批评孙中山、江亢虎皆非“纯粹社会主义者”。刘师复甚至提出:“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税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在刘师复等人的极力鼓吹下,无政府主义在民国初年一度影响很大。但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再次流亡日本,社会党被镇压,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 ” 和“心社”被解散,北洋军阀政府继续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第二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迅速降温。 三、几点评析 ┲躠??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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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最初阶段处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与“五四”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有很大不同,它呈现出早期的一些特点:首先,最早接触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十分庞杂,有洋务派官员、传教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刚刚接触,了解很有限,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介绍只是零星的、片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传播中不仅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蒲鲁东的主张,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也都作为社会主义新思潮,一概介绍进来,真伪良莠难辨,这难免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其次,当时参与社会主义传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来介绍社会主义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纳入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他对社会主义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将其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实质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正如列宁所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最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虽曾形成一定规模,但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尚谈不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壮大,中国尚不具备社会主义思潮在华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得以彻底改变。以上这些特点,也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最初阶段的缺陷所在。尽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华的传播还存在以上缺陷,但从历史发展看,它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它初步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首次知道了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社会主义先驱及其主要观点,客观上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给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思维、新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真正了解,尽管他们所制定的种种救世方案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但历史表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丰富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宣传,坚定了他们同封建顽固势力、同保皇派斗争的信心。社会主义理论中反剥削与反压迫的思想、公有制主张、暴力革命学说等不同程度地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吸收、采用,这反映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对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孙中山等人的言行代表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思想动向。列宁曾明确指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二)我国最初阶段的社会主义传播在介绍和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同时,也揭露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欧美工人运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甚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五四”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孙中山曾尖锐指出:“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于是社会主义遂放大光明于世界也。”他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无政府主义者也激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肯定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他们认为:“马氏(马克思)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孙中山等人的主张虽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初步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及所作的理论探索,却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宣传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分析社会、分析历史的正确思想方法,从而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前期准备。他们中有的已认识到:“马克司( 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他们甚至称赞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从某种意义上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了解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层次,它对于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样,当历史的巨轮进入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中国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就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亦很快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对国共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民生主义的渊源之一;而孙中山等人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及“节制私人资本”与“发展国家资本”等主张,后亦被共产党所采纳和发展。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有所认识,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所了解并作过宣传,这就为其“五四”以后转向“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摘自《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浪潮.

浅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
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在华早期传播,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多侧重于五四时期,而很少溯及清末民初的情况。实际上,自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国人就已开始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人物从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不同的介绍,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就曾出现过两次传播热潮。本文拟就社会主义思潮早期在华传播情况作些初步探讨。 ~腵?傓啲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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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滴沁入 d弇A5z 阹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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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潮是由西方逐步传入中国的。其传入渠道分别来自东(日本)、西(欧洲)、北(俄国)三方,晚清时期主要来自前两个渠道,以西欧为最早,以日本影响最大。据现知史料考证,中国人最早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是从耳闻目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发端的。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于翌年初派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率十余随员赴法赔礼道歉,同文馆毕业的张德彝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随使法国。他们在法停留期间正值3月18日巴黎革命爆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诞生。崇厚将他看到的情况记载于日记中,张德彝亦将其所目击的片段写入他的游记《三述奇》,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人最早对巴黎公社的记载。张德彝描写了巴黎人民起义战斗的情景,以及巴黎公社被镇压的过程,特别对巴黎妇女斗争的英姿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书中写道:巴黎公社“妇女有百余名,虽被赭衣,而气象轩昂,无一毫袅娜态。”此后不久,曾为传教士当翻译的王韬从欧洲回国,他与精通外语的张宗良合作译写了大量关于巴黎公社的报道,发表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上,稍后汇成《普法战记》一书(该书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书中除记载了巴黎公社始末外,还对工人的壮举进行了评论。如书中写道:起义军首领“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当巴黎公社横遭镇压时,作者写道:“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死亡之惨,目不忍睹”,言中流露出同情之心。该书虽将巴黎公社成员称为“匪党”、“乱民”,但毕竟将西方社会主义的信息传引到东方来,其影响在当时超过了张德彝的《三述奇》。清政府最早派出的外交官们也零星记载了一些西方社会主义信息。1876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出使英国的外交使节郭嵩焘,在其《使英记程》这部日记中就曾记载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点滴情况。随郭嵩焘出使英法等国的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一书,其中两处记载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提到德国皇帝被刺事件时,书中写道:行刺者为“索昔阿利司脱会党,译言平会也。”这里第一次将西方的“社会主义”(socialist)一词音译作“索昔阿利司脱”,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译为“平会”。1878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在《使德日记》中也记载道:“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某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也起了一种特殊的媒介作用,他们在传播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同时,也透露了一些社会主义信息,对西方社会主义多少皆有所反映。影响较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编的《西国近事汇编》,该刊对西方各国动态包括社会主义发展动态做了不少报道(多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金楷理口述,蔡锡龄等笔译),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1878年该刊在报道美国革命党人组织工人斗争时提到美国官方“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警察在各地加意巡察。”这里首次将“共产主义者”一词音译为“康密尼人”。该刊的一些报道中还将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等,虽不准确,但有最早引进之功。 19世纪末,报道社会主义的书刊和文章明显增多,“马克思”之名开始出现在中文书刊上。由外国传教士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及其机关报《万国公报》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该会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册上,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该文在第一章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第三章中又提到:“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第八章中再次提到“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虽然文中对马克思的国籍尚分辨不清,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安民新学”或“养民之学”,但这却是马克思之名第一次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上出现。李提摩太首次向闭塞的中国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信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传播起了先导作用。 ^?uN昉黥
几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间接地报道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一些情况。康有为从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构思《人类公理》、《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三部著作,他以儒家大同思想为基础,提出破除九界,以达到乐极太平,其中含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1896年9月报道了第二国际伦敦大会开会的消息。翌年,该报又报道了伦敦工人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严复在其大量的译著中,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也多少有所涉及,如他在《原强》一文中谈到西方“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 ???8.6
总之,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一小部分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员通过目击、耳闻和阅读一些新闻报道和西学译著,逐渐地了解到社会主义某些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他们此时还不可能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理论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更谈不上研究和宣传。但社会主义的春风已微微吹来,渐渐引起一些开明爱国人士的注意。 疻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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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次热潮 X帧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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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东来。1902年至1908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传播热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无政府主义者、留学生们纷纷通过译书、著书,办报等方式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这次热潮的兴起以1902年众多日本社会主义名著被翻译出版为标志,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达到高峰。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群体是早年的留日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通过研读日本学者译著的社会主义书籍和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交往,较之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早更多的了解。1900年留日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翌年在该社主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上,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所著《近世政治史》一书,书中提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国际(译作“万国工人总会”)、马克思(译作“麦克司”)和拉萨尔(译作“拉司米”)。1902年后留日生在《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中先后发表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论述社会主义的名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德秋水的《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等等。其中《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代表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先后出了几个中译本,对中日思想界影响极大。此外,在留日生翻译的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著作中,也有涉及社会主义学说的。他们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是功不可没的。进入20世纪后,改良派对社会主义再显兴趣。1902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完成了其构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书》,该书发展了其早期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描绘了一幅融合东西方意念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方案,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1902—1904年梁启超连发几篇文章论及社会主义。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颉德”今译“基德”)一文中,他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他再次提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对社会主义作如下简单解释:“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重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他还将社会主义曲解为“干涉主义”,并预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虽然1906年后,改良派逐渐转向反对社会主义,但其前期的片段介绍,对社会主义传播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6?趀 N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研究比改良派略晚,但其积极性和影响在改良派之上。1903年马君武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简介了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 即傅立叶),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LorisBlanc(即路易·勃朗)、布鲁东Prordhon(即蒲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Lassalle(即拉萨尔)、马克司KarlMarx(即马克思)。”文中论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内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相通之处,最后附有“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除列举了圣西门、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代表著作外,还在马克思名下列举了5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应为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一张马克思著作书单。同年内《江苏》上发表了《国民新灵魂》,《浙江潮》上发表了《最近之世纪大势变迁史》、《新社会之理论》,这些文章的内容均涉及社会主义。 [▋Pfy才L
此时孙中山正旅居日本,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多有接触,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对他影响很大。他给友人的信中,甚至宣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中山亲访了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局,同第二国际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并表达了申请加入第二国际的愿望。同盟会成立后,其机关报《民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其主张的主要阵地。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阐述了三民主义,并将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从1905年底至1907年,《民报》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革命派控制的其他报刊如《夏报》、《夏声》、《社会公报》、《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报》等也多有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刊出。 1905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中国人中第一次为马克思(当时译为马尔克)立传,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两部著作,初步阐述了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发表了《从社会主义论铁道国有及中国铁道之官办私办》等几篇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宋教仁发表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等文,介绍了第一、第二国际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情况。廖仲恺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及主要流派。 楘裺捷>o?
继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后,中国最早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宣扬了某些社会主义学说。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开过多次演讲会,并在《天义报》、《衡报》上陆续登载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申叔在《论中国资产阶级之发达》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震述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中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1908年1月,民鸣翻译了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李石曾、吴稚晖在法国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也介绍过第二国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他们在巴黎出版的《近世六十名人》一书,刊出了马克思1875年的一张照片,此书运销国内,成为中国人最早见到的马克思肖像。约在1908年,第一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冷落下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民国建立后中国思想界再度活跃起来。以中国社会党成立为标志,中国出现了第二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1911—1914年间,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江亢虎、陈翼龙等人积极鼓吹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世界》、《新世界》、《民立报》等报刊报道社会主义的内容明显增多。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表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当致力于此事。他在各地作了多次演讲,与同盟会成立前后相比,这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已注意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表示赞赏其中的两个流派,即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他深刻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初步阐述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他还设想社会主义将分两个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阶段和大同阶段。可以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达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高水平。民国建立之初,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极为活跃,他一面积极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责任内阁制的落实;一面大力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戴季陶此时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他写了几篇介绍性文章,如《社会主义之活动》、《社会党之风云》、《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纲评》等。当时他的社会主义观与孙中山基本一致,主要分歧在于: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看待,而戴季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越出国界的“世界主义”。江亢虎19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的前身是同年7月成立于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他们自称是中国惟一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要在中国实行“纯粹社会主义”,并出版了《新世界》、《社会星》、《社会党月刊》、《人道》、《社会日报》等刊物,登载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译文。他们还邀请孙中山为其演讲社会主义。1912年5月至7 月,《新世界》上连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当时译作《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江亢虎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演说词》、《社会主义家某君致革命军书》等文章。社会党骨干陈翼龙、沙淦等也按各自的理解对社会主义作了一些宣传。 1913年7月,中国社会党遭北洋军阀政府镇压,该党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亦随之消失。 跢积?怏?
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宣传,1912年,刘师复等人在广州先后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和“世界语讲习所”。他们自称为“无政府共产党”,简称曰“晦鸣学社”和“心社”,1914年,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了无政府党,自我标榜“吾人为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惟一手段曰‘革命’”。他们极力推崇克鲁泡特金,反对一切政府和强权,主张消除阶级,“ 剿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各取所需,无剥削、无政府、无军队、无警察、无一切法律。他们批评孙中山、江亢虎皆非“纯粹社会主义者”。刘师复甚至提出:“世人辄认二氏之论为社会主义之模楷,不知误信孙说则将以国有营业单一地税为社会主义,误信江说则将以遗产归公为共产之精神,以营业自由财产独立为社会主义之所尚,而社会主义之真谛遂荡然无存。”在刘师复等人的极力鼓吹下,无政府主义在民国初年一度影响很大。但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再次流亡日本,社会党被镇压,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 ” 和“心社”被解散,北洋军阀政府继续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第二次社会主义传播热潮迅速降温。 三、几点评析 ┲躠??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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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最初阶段处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与“五四”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有很大不同,它呈现出早期的一些特点:首先,最早接触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物十分庞杂,有洋务派官员、传教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刚刚接触,了解很有限,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介绍只是零星的、片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传播中不仅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蒲鲁东的主张,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也都作为社会主义新思潮,一概介绍进来,真伪良莠难辨,这难免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其次,当时参与社会主义传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来介绍社会主义的,他们力图把社会主义纳入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他对社会主义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将其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实质上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正如列宁所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最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虽曾形成一定规模,但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尚谈不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客观条件而言,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壮大,中国尚不具备社会主义思潮在华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后才得以彻底改变。以上这些特点,也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最初阶段的缺陷所在。尽管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华的传播还存在以上缺陷,但从历史发展看,它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它初步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首次知道了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社会主义先驱及其主要观点,客观上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给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思维、新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尽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真正了解,尽管他们所制定的种种救世方案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但历史表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丰富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宣传,坚定了他们同封建顽固势力、同保皇派斗争的信心。社会主义理论中反剥削与反压迫的思想、公有制主张、暴力革命学说等不同程度地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吸收、采用,这反映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对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孙中山等人的言行代表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思想动向。列宁曾明确指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二)我国最初阶段的社会主义传播在介绍和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同时,也揭露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欧美工人运动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甚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五四”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一定的铺垫和准备。孙中山曾尖锐指出:“每一工人所得,较资本家所得者,其相去不亦远乎?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于是社会主义遂放大光明于世界也。”他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无政府主义者也激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肯定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他们认为:“马氏(马克思)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孙中山等人的主张虽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初步分析,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及所作的理论探索,却是非常可贵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宣传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分析社会、分析历史的正确思想方法,从而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作了前期准备。他们中有的已认识到:“马克司( 即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他们甚至称赞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从某种意义上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了解西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层次,它对于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样,当历史的巨轮进入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中国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就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亦很快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对国共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民生主义的渊源之一;而孙中山等人提出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及“节制私人资本”与“发展国家资本”等主张,后亦被共产党所采纳和发展。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有所认识,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所了解并作过宣传,这就为其“五四”以后转向“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摘自《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