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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1914年春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同年11月发表《国情》，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先声。1915年2月，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日本提出的危害中国主权和独立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积极开展反对袁世凯的宣传活动。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传诵一时。同时主编《民彝》杂志，宣扬民主和自由。同年5月回国后，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等职，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改良主义思潮。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1922年8月在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大以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直接负责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他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等革命斗争，并派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对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在苏联大使馆中，被闯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军警逮捕。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于28日英勇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就义后，遗体被安置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现在是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之一。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高手

我只能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劳苦大众实在是没有什么盼头了，都在人的潜意识中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呀，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振臂一呼起来造反，那可想而知这一呼就可成燎原之大势。所以说李大钊同志正是能够看清当时的形势来为民请命的人罢了，当然如果少了一点勇气你也就别想名垂千古的人了，说句粗俗的话，李大钊就是一个包装得很好的亡名之徒罢了。

1994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0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共唐山市委和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唐山市的1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向大会提交了6部学术著作和65篇论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负责人，中共河北省委的有关领导，中共唐山市委的领导和李运昌、张明远、李葆华、于明涛等老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薄一波同志为大会发来了贺信。贺信说：“李大钊同志是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伟大的人格、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他的思想、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希望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搞好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宣传李大钊的活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主持会议，副会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立成致开幕词，李运昌同志发表讲话。开幕式后，全体代表前往座落在唐山市中心的大制公园，向李大钊雕像敬献了花篮。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着“李大钊与现代中国”的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其间，还去乐亭县大黑坨村瞻仰了李大钊故居。

在学术交流中，代表们就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先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意义。通过他的介绍和宣传，一大批先进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开展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恰恰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因而它为打开中国人民的眼界、冲决旧思想的网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始于李大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代表们讨论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作的开创性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初步探索，李大钊运用马党思主义对中国国情进行的科学分析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对李大钊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所开创的优良学风、优良传统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李大钊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适用于中国的，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结合实际，将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时代环境。李大钊认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时代”，而“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的这种既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注重根据实际国情，主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开创一代先河，可说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三大作风之一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初探索。

有代表提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诠释，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长河的源头之水。李大钊的理论探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钊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种奠基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李大钊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开拓了方向；三、李大钊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客观规律，初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些代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思想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说李大钊的探索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某种奠基作用，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说因为起了某种奠基作用，便进而说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则是不妥当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在理论上确实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在实践上也有许多方面是其他领导人不能企及的。但是，我们恐怕不能将党的早期理论探索、实践活动与后来的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等量齐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时指出：“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决议》指出的正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和时代特征。当中国共产党人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之后，历史的丰富性和情况的复杂性已大大不同于李大钊进行早期探索与奋斗的时期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带有深刻的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印记。毫无疑问，李大钊的早期探索与奋斗，将永远彪炳于党的史册。但离开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评价他，便失去了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李大钊“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的表述与“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表述相比，还是前者更切合实际。

与会代表在提交的论文中，还对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特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把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李大钊与现代中国”，因而，与会代表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重点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张静如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载《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从分析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入手，论述了李大钊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他指出，第一，李大钊的“现代化思想、观点，对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指导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它的主体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体系的，但在李大钊生活的年代里，已由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探索。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已积极参与了这种探索”，并且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见解。第二，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勾画了蓝图”。“对于李大钊来说，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大钊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点。他除了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外，还针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就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若干重要问题，诸如民主问题、自由问题、竞争问题、精神生活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看法，可谓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有意义的。”张静如教授还分析和概括了在中国社会从被动地走向现代化变为主动地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李大钊在实践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就是：“第一，引进和传播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精英。”“第二，创建新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其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定地位创造条件而努力。”“第三，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第四，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献出了生命。”

河北师范大学张同乐副教授在题为《试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的论文中，引用李大钊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社会主义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过一种‘精神和物质生活’。”“要从‘知’、‘情’、‘意’寻觅社会主义的根蒂”。文章根据李大钊的这些论断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理解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论述了李大钊社会主义观中对当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从“社会理想”到社会现实，始终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和不断完善，因而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此外，研究这一课题的论文还有青海民族学院周忠瑜副教授的《谈李大钊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计量学院王林涛副教授的《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富裕观新探》，中共三门峡市委党校杨锡根副教授的《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特性”的探索》等等。这些文章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还有的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为题，宏观地论述了从李大钊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探索的历程。通过对这一曲折历程的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巨性的认识，尤其是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和启发作用。

三、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大钊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革命者，他不但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极深的造诣。他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历史人物。因此，研究李大钊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许多学者较多涉及的课题，有些论文提出了一些比较深刻的见解。

安徽师范大学社蒸民教授所著《李大钊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继承》一文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前，李大钊这位从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儒学的负面价值还没有认识，因而对儒学只有继承没有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全盘继承，只是继承了其中某些与当时民主共和政治有联系的思想传统。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个儒家优秀传统继承者的风貌。辛亥革命后的头几年，李大钊是以儒家的忧国忧民、“匡时济世”优秀传统精神指导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以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政治、风俗的评估标准，进行社会批判，表达他的社会变革的理想。

文章还通过分析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对儒学认识的发展，论述了他批判儒学的不断深化，认为，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批孔思想家。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再停留在民主主义者追求个性解放的水平上，而是以社会变革和大众解放为职志，因而他批判儒学的深刻性，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比如，李大钊对儒家伦理思想作的揭露和批判，不但指出其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本质，而且还论证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导致儒学的“崩颓粉碎”趋势，进而说明当时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而把对儒学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和新的水平。

文章还论述了李大钊在对儒学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其中的许多有用资料和优秀传统有选择地继承，用以构建自己的哲学政治观点。例如，他在论述“青春”宇宙观时，就引用了《易经》中阴阳变化之道等观点作为论据和表述。他还以儒学中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与西方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中某些方面接轨，作为他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资料。他还根据儒家道德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十月革命后又用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章特别指出，李大钊不仅是儒学优秀道德思想的继承者，也是言行一致的实践者。他短暂的一生是实践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李大钊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以创新的勇气赋予传统文化中有用的资料以新的概念，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武器来宣传新思想，呼唤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提出的“民彝思想”。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侯且岸副教授在题为《李大钊民彝思想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论文（载《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中，对这一问题进丐行了探讨。文章指出：“‘民彝’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概念，李大钊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很多新的政治含义。”文章认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以“自由为基”，培养民众的自由意识，实现“意念自由”；第二，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深入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第三，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努力建设体现民意与法制相一致的新政治；第四，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重视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培养民众的参政能力。文章指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属于民主主义思想范畴，它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执著地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深入地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对建设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强烈地要求尊重民众的意志和权利，努力地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意识和能动作用。在理论意义上，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总结。”文章还通过探讨李大钊民彝思想产生的来源和过程，充分肯定了他自觉地“与日俱新”探求真理的精神。

在讨论中，有的代表还提到，在李大钊的著作中还能看到他对道家、墨家学说中的优秀传统和合理思想，批判地继承的痕迹。还有些论文，从李大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和吸收、李大钊对文化道路的探索、李大钊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思想特色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四、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

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研究是这次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最多的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大钊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和实践对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有涉猎，并有许多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年来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继续深入的结果。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李大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所做贡献的研究，包括李大钊的史学观、民主观、经济观、宗教观、道德观、教育思想、妇女解放思想、青年运动理论，以及中国图书馆学等方面。二是对李大钊生平、交游和革命活动史实方面所作的研究，其中有对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的考证；对1925年刊登于《中州评论》第10期上一则通电的考证；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李大钊联合吴佩孚思想形成的原因；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立宪派思想倾向；李大钊与毛泽东、胡适、宋仲彬等人的关系；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等等。三是通过对李大钊著作的研究，阐释和论述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廉政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等方面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中共乐亭县委党史办公室任万平的《记李大钊和宋仲彬》一文，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宋仲彬是李大钊少年时期同学七年的结拜义兄，是李大钊一生中相交亲密的挚友。他1912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后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的后勤处长。1921年冬李大钊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就是通过宋仲彬从中介绍的。许多学者认为，关于李大钊与孙中山初次会晤的史料，目前还亟待发掘。如果从这一线索出发，经多方查证并得到确认，那将为李大钊研究的史料填补空白。

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也是研究者十分重视的课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当前全国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势下，应当把学习和宣传李大钊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要广泛深入宣传李大钊，学习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学习他劝学重教、推进文明，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精神，学习他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无我精神，学习他高瞻远瞩、乐观迈进、与日俱新的开拓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与会同志对河北省和唐山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李大钊的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十分钦佩。

关于如何将李大钊研究引向深入，也是与会代表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张静如教授在为《李大钊研究词典》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供研究者参考的意见。他认为，对李大钊研究“深化的途径应该是紧密结合现实”。他指出：有些研究文章“仅在最后面挂上一句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话。这样做很不好，实际上歪曲了结合现实的含义，而且容易出现观点上的失误。如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最后加上一句有现实意义的话，就会使人误解包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思想对今天也有用，岂不荒唐。我想，要达到紧密结合实际的目的，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对思想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在今天则已过时或是不对的；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今天仍然是对的或可以借鉴的。对那些在今天有用的观点，要分析它为什么有用，用在什么范围内，怎样用效果更好。这样做相当不容易，既要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又要研究现实，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简单重复以往研究的成果，写出新意；这样做就会发现不是没有问题可研究，而是研究不完，研究不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李大钊现代化意识、现代化思想和观点以及革命活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这样，就可以用历史连续性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同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在闭幕会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副会长张静如分别讲话，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情况作了总结，对今后学习、研究和宣传李大钊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们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比较明显的进展是，研究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主要表现在研究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有了较宽的研究面；研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突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研究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逐步出现较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他们认为，参加本次讨论会的青年学者的增多，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希望青年学者勤学习、勤积累，吸取以往研究成果，借鉴他人的方法和经验，迅速承担起研究和宣传李大钊的重担。他们指出：深入研究李大钊是广泛宣传李大钊的基础条件。要深入研究就要做到既有科学态度，又有时代感和使命感，与现实结合好，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他们希望在纪念李大制诞辰110周年时，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中共党史研究》199501

李大钊作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于1920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尔 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正是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李大钊等于1920年10月建立起北京共产党组织。至于建立全国 性的统一的新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在1921年3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就 公开呼吁，“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 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来华后，与之商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随后委派邓中夏陪同 马林去上海，与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汉俊、李达等商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因此，在建党过程中，李大钊作了思想、干部和组织准备，发挥了先导作用，并 开辟了共产党在中国成立的一个战略策源地。

1994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纪念李大钊诞辰10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中共唐山市委和北京大学联合召开的。来自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唐山市的1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向大会提交了6部学术著作和65篇论文。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负责人，中共河北省委的有关领导，中共唐山市委的领导和李运昌、张明远、李葆华、于明涛等老同志出席了开幕式。

薄一波同志为大会发来了贺信。贺信说：“李大钊同志是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伟大的人格、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他的思想、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希望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搞好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宣传李大钊的活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主持会议，副会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立成致开幕词，李运昌同志发表讲话。开幕式后，全体代表前往座落在唐山市中心的大制公园，向李大钊雕像敬献了花篮。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着“李大钊与现代中国”的主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其间，还去乐亭县大黑坨村瞻仰了李大钊故居。

在学术交流中，代表们就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先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意义。通过他的介绍和宣传，一大批先进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开展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恰恰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因而它为打开中国人民的眼界、冲决旧思想的网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始于李大钊。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代表们讨论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所作的开创性贡献，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初步探索，李大钊运用马党思主义对中国国情进行的科学分析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对李大钊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所开创的优良学风、优良传统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李大钊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适用于中国的，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结合实际，将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时代环境。李大钊认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时代”，而“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的这种既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注重根据实际国情，主张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开创一代先河，可说是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三大作风之一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初探索。

有代表提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诠释，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长河的源头之水。李大钊的理论探索，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钊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种奠基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李大钊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开拓了方向；三、李大钊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客观规律，初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些代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思想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说李大钊的探索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某种奠基作用，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说因为起了某种奠基作用，便进而说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则是不妥当的。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在理论上确实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在实践上也有许多方面是其他领导人不能企及的。但是，我们恐怕不能将党的早期理论探索、实践活动与后来的理论创造和革命实践等量齐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时指出：“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决议》指出的正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条件和时代特征。当中国共产党人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之后，历史的丰富性和情况的复杂性已大大不同于李大钊进行早期探索与奋斗的时期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带有深刻的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印记。毫无疑问，李大钊的早期探索与奋斗，将永远彪炳于党的史册。但离开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评价他，便失去了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李大钊“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的表述与“李大钊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表述相比，还是前者更切合实际。

与会代表在提交的论文中，还对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想特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把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李大钊与现代中国”，因而，与会代表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重点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张静如教授向大会提交的论文（载《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从分析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入手，论述了李大钊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他指出，第一，李大钊的“现代化思想、观点，对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指导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它的主体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统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体系的，但在李大钊生活的年代里，已由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探索。作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已积极参与了这种探索”，并且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探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见解。第二，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勾画了蓝图”。“对于李大钊来说，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李大钊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点。他除了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外，还针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就有关社会主义社会若干重要问题，诸如民主问题、自由问题、竞争问题、精神生活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看法，可谓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有意义的。”张静如教授还分析和概括了在中国社会从被动地走向现代化变为主动地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李大钊在实践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就是：“第一，引进和传播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精英。”“第二，创建新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其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定地位创造条件而努力。”“第三，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第四，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献出了生命。”

河北师范大学张同乐副教授在题为《试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的论文中，引用李大钊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社会主义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要人们过一种‘精神和物质生活’。”“要从‘知’、‘情’、‘意’寻觅社会主义的根蒂”。文章根据李大钊的这些论断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义理解中出现的种种偏差，论述了李大钊社会主义观中对当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从“社会理想”到社会现实，始终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和不断完善，因而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此外，研究这一课题的论文还有青海民族学院周忠瑜副教授的《谈李大钊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计量学院王林涛副教授的《李大钊的社会主义富裕观新探》，中共三门峡市委党校杨锡根副教授的《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特性”的探索》等等。这些文章对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还有的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为题，宏观地论述了从李大钊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探索的历程。通过对这一曲折历程的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巨性的认识，尤其是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和启发作用。

三、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

李大钊是一位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革命者，他不但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极深的造诣。他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历史人物。因此，研究李大钊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许多学者较多涉及的课题，有些论文提出了一些比较深刻的见解。

安徽师范大学社蒸民教授所著《李大钊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继承》一文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前，李大钊这位从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儒学的负面价值还没有认识，因而对儒学只有继承没有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全盘继承，只是继承了其中某些与当时民主共和政治有联系的思想传统。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一个儒家优秀传统继承者的风貌。辛亥革命后的头几年，李大钊是以儒家的忧国忧民、“匡时济世”优秀传统精神指导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以儒家的“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政治、风俗的评估标准，进行社会批判，表达他的社会变革的理想。

文章还通过分析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对儒学认识的发展，论述了他批判儒学的不断深化，认为，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批孔思想家。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再停留在民主主义者追求个性解放的水平上，而是以社会变革和大众解放为职志，因而他批判儒学的深刻性，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比如，李大钊对儒家伦理思想作的揭露和批判，不但指出其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本质，而且还论证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导致儒学的“崩颓粉碎”趋势，进而说明当时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而把对儒学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和新的水平。

文章还论述了李大钊在对儒学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其中的许多有用资料和优秀传统有选择地继承，用以构建自己的哲学政治观点。例如，他在论述“青春”宇宙观时，就引用了《易经》中阴阳变化之道等观点作为论据和表述。他还以儒学中的“仁政”、民本思想和大同思想与西方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中某些方面接轨，作为他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资料。他还根据儒家道德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十月革命后又用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文章特别指出，李大钊不仅是儒学优秀道德思想的继承者，也是言行一致的实践者。他短暂的一生是实践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李大钊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以创新的勇气赋予传统文化中有用的资料以新的概念，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武器来宣传新思想，呼唤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提出的“民彝思想”。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侯且岸副教授在题为《李大钊民彝思想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论文（载《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中，对这一问题进丐行了探讨。文章指出：“‘民彝’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概念，李大钊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很多新的政治含义。”文章认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以“自由为基”，培养民众的自由意识，实现“意念自由”；第二，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深入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第三，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努力建设体现民意与法制相一致的新政治；第四，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重视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培养民众的参政能力。文章指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属于民主主义思想范畴，它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执著地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深入地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对建设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强烈地要求尊重民众的意志和权利，努力地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意识和能动作用。在理论意义上，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总结。”文章还通过探讨李大钊民彝思想产生的来源和过程，充分肯定了他自觉地“与日俱新”探求真理的精神。

在讨论中，有的代表还提到，在李大钊的著作中还能看到他对道家、墨家学说中的优秀传统和合理思想，批判地继承的痕迹。还有些论文，从李大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批判和吸收、李大钊对文化道路的探索、李大钊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思想特色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四、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

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研究是这次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最多的部分。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大钊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和实践对社会科学诸多领域都有涉猎，并有许多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年来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继续深入的结果。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李大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所做贡献的研究，包括李大钊的史学观、民主观、经济观、宗教观、道德观、教育思想、妇女解放思想、青年运动理论，以及中国图书馆学等方面。二是对李大钊生平、交游和革命活动史实方面所作的研究，其中有对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的考证；对1925年刊登于《中州评论》第10期上一则通电的考证；李大钊与旧党派的关系；李大钊联合吴佩孚思想形成的原因；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立宪派思想倾向；李大钊与毛泽东、胡适、宋仲彬等人的关系；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等等。三是通过对李大钊著作的研究，阐释和论述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廉政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等方面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中共乐亭县委党史办公室任万平的《记李大钊和宋仲彬》一文，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宋仲彬是李大钊少年时期同学七年的结拜义兄，是李大钊一生中相交亲密的挚友。他1912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后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的后勤处长。1921年冬李大钊与孙中山在桂林会晤，就是通过宋仲彬从中介绍的。许多学者认为，关于李大钊与孙中山初次会晤的史料，目前还亟待发掘。如果从这一线索出发，经多方查证并得到确认，那将为李大钊研究的史料填补空白。

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也是研究者十分重视的课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在当前全国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势下，应当把学习和宣传李大钊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要广泛深入宣传李大钊，学习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学习他劝学重教、推进文明，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精神，学习他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无我精神，学习他高瞻远瞩、乐观迈进、与日俱新的开拓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与会同志对河北省和唐山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李大钊的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十分钦佩。

关于如何将李大钊研究引向深入，也是与会代表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张静如教授在为《李大钊研究词典》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供研究者参考的意见。他认为，对李大钊研究“深化的途径应该是紧密结合现实”。他指出：有些研究文章“仅在最后面挂上一句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话。这样做很不好，实际上歪曲了结合现实的含义，而且容易出现观点上的失误。如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民主思想，最后加上一句有现实意义的话，就会使人误解包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思想对今天也有用，岂不荒唐。我想，要达到紧密结合实际的目的，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对思想的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在今天则已过时或是不对的；哪个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而今天仍然是对的或可以借鉴的。对那些在今天有用的观点，要分析它为什么有用，用在什么范围内，怎样用效果更好。这样做相当不容易，既要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又要研究现实，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简单重复以往研究的成果，写出新意；这样做就会发现不是没有问题可研究，而是研究不完，研究不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应该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放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分析李大钊现代化意识、现代化思想和观点以及革命活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这样，就可以用历史连续性把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同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在闭幕会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副会长张静如分别讲话，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情况作了总结，对今后学习、研究和宣传李大钊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他们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比较明显的进展是，研究李大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指导思想更明确了，主要表现在研究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文有了较宽的研究面；研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突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研究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逐步出现较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他们认为，参加本次讨论会的青年学者的增多，说明我们的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希望青年学者勤学习、勤积累，吸取以往研究成果，借鉴他人的方法和经验，迅速承担起研究和宣传李大钊的重担。他们指出：深入研究李大钊是广泛宣传李大钊的基础条件。要深入研究就要做到既有科学态度，又有时代感和使命感，与现实结合好，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他们希望在纪念李大制诞辰110周年时，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