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兴家:康熙及张居正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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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朝皇帝，通称康熙皇帝。庙号 圣祖
字 国讳
谥号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佟妃之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卒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1661年-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是顺治的第三子。顺治接受汤若望的意见因其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九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统一台湾（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年-1697年），并胜利地驱逐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他在京师东北的热河营建了避暑山庄，将其作为蒙古、西藏、哈萨克等部王公贵族觐见的场所。

康熙帝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 (清)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爱新觉罗玄烨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帝重视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优遇。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康熙也存在保守和落后的方面。他在统一台湾后开放了海禁，但是由于担心米谷出境而明令禁止南洋贸易。他崇尚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此外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还发生过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事件。

康熙十三年，康熙帝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但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二废太子。最终在康熙六十一年临终时传位于皇四子胤禛。有传说认为康熙是因为钟爱胤禛之四子弘历（未来的乾隆帝）而传位于他。

康熙在位期间被臣民称为“康熙盛世”。他安葬在直隶遵化马兰峪，陵号景陵。

康熙共有35子、20女。其中只有24个儿子、7个女儿活到成年。

父亲顺治皇帝
长兄爱新觉罗·牛钮，早殇
二兄爱新觉罗·福全，裕亲王
五弟爱新觉罗·常宁，恭亲王
母亲孝康章皇太后佟佳氏
妻子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德妃，雍正帝生母）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生二女，下嫁仓津，多尔济
定妃,万琉哈氏,康熙在时为嫔，雍正时尊为皇考定妃，后来随儿子履亲王允裪住，轮到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还会被迎进宫去祝贺，但再未进尊封，薨时九十七岁。
通嫔,纳喇氏，侍奉圣祖康熙时为贵人。雍正二年，因其女婿有功，受到尊封。乾隆九年薨。二子皆殇，一女。
敦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侍奉康熙时为和妃，世宗雍正帝尊为皇考贵妃，高宗乾隆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生一女，殇。她也时康熙诸妃中最长寿的。
悫惠皇贵妃，佟佳氏，孝懿皇后的妹妹。雍正时尊为皇考皇贵妃，乾隆时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死后，谥为壳惠皇贵妃。
顺懿密太妃，王氏。初为密嫔，后尊封为密妃。三子，允禑、允禄、允衸，允衸八岁夭折。
纯裕勤太妃，陈氏。初为勤嫔，被雍正尊封为勤妃。一子，允礼。
襄嫔，高氏。一子，允禝，一女，未成年即夭折。
谨嫔，色赫图氏。一子，允祜。
静嫔，石氏。一子，允祁。
熙嫔，陈氏，一子，允禧。
穆嫔，陈氏，一子，允祢。
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孝昭皇后的妹妹，一子，允礻我，一女，夭折。
惠妃，纳喇氏，二子，承庆、允褆。
宜妃，郭络罗氏，三子，允祺、允禟、允禌。
荣妃，马佳氏，生有五子一女，其中只有允祉成人，一女下嫁乌尔衮。
贵人郭络罗氏，宜妃的妹妹。

子女
儿子（按出生顺序）
爱新觉罗·承祜
爱新觉罗·承瑞
爱新觉罗·承庆
爱新觉罗·赛音察浑
爱新觉罗·长华
爱新觉罗·长生
以上各子幼殇，未序齿
皇长子爱新觉罗·胤禔，固山贝子，原名爱新觉罗保清
皇次子爱新觉罗·胤礽，皇太子，后封理密亲王，原名爱新觉罗保成
爱新觉罗万黼（幼殇，未序齿）
爱新觉罗允禶（幼殇，未序齿）
皇三子爱新觉罗·胤祉，诚隐亲王
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
皇五子爱新觉罗·胤祺，恒温亲王
皇六子爱新觉罗·胤祚，幼殇
皇七子爱新觉罗·胤佑，淳度亲王
皇八子爱新觉罗·胤禩，原封廉亲王，后废
皇九子爱新觉罗·胤禟，
皇十子爱新觉罗·胤䄉，辅国公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禌，幼殇
皇十二子爱新觉罗·胤祹，履懿亲王
皇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怡贤亲王
皇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禵，恂勤郡王
皇十五子爱新觉罗·胤禑，愉恪郡王
皇十六子爱新觉罗·胤禄，出继承泽亲王硕塞之后
皇十七子爱新觉罗·胤礼，果毅亲王
皇十八子爱新觉罗·胤祄，幼殇
皇十九子爱新觉罗·胤禝，幼殇
皇二十子爱新觉罗·胤祎，简靖贝勒
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慎靖郡王
皇二十二子爱新觉罗·胤祜，恭勤贝勒
皇二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祈，诚贝勒
皇二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秘，诚恪亲王
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为避讳，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

女儿
皇长女（1668年—1671年），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生；十年十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张氏。
皇二女（1671年—1673年），康熙十年三月初九生；十二年二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董氏。
皇三女，固伦荣宪公主，母庶妃马佳氏。
皇四女（1674年—1678年），康熙十三年二月初十生，康熙十七年殇，时年五岁。母庶妃张氏。
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母贵人兆佳氏。
皇六女，固伦恪靖公主，母贵人郭络罗氏。
皇七女（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一生，八月即殇。母德妃乌雅氏。
皇八女（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生，闰六月殇。母皇贵妃佟佳氏。
皇九女，固伦温宪公主，母德妃乌雅氏。
皇十女，固伦纯悫公主，母庶妃那拉氏。
皇十一女（1685年—1686年），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生；二十五年五月殇。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
皇十二女（1686年—1697年），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四生，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卒，时年十二岁。母德妃乌雅氏。
皇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母敬嫔章佳氏。
皇十四女，和硕悫靖公主，母贵人袁氏。
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母敬嫔章佳氏。
皇十六女（1695年—1707年），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生；四十六年十月殇，时年十三岁。母庶妃王氏。
皇十七女（1698年—1700年），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生；三十九年十一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刘氏。
皇十八女（1701年），康熙四十年十月十八生，不久即殇。母和嫔瓜尔佳氏。
皇十九女（1703年—1705年），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四生；四十四年二月殇，时年三岁。母襄嫔高氏。
皇二十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九生，十二月殇。母庶妃钮祜禄氏。
养女，固伦纯禧公主，圣祖弟恭亲王常宁长女，母庶福晋晋氏

张居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