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民国爱情故事:论玄奘西行

玄奘自印度返国后便积极投入译经的工作，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的二十年间，他“专务翻译，无弃寸阴”，由其主持的译场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就数量来说，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的一倍多。最重要的是玄奘创出了一种新的译风，在玄奘译经之前，译者多半不能兼通汉文与梵文，故旧译多为直译，更常有语意及语法的谬误；相反，玄奘不但兼精汉、梵文字，而且在翻译佛经原文时又能顾及汉文的意思和文法，加上他精深的佛理造诣，故其所译皆精确而能忠於原文，使佛经翻译的质量大大提高，遂开辟了佛经翻译史的新纪元，后人通称其译为新译。再者，玄奘译经的范围并不只限於唯识宗，他还把印度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传译於中土，对古代佛经翻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此之外，玄奘还将《老子》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又将印度失传的《大承起信论》由汉文回译为梵文，使其能再现於本土，由此促进了中印的文化交流。
玄奘西行的另一贡献是中印交通路线的开辟。中国之通西域而赴印者，并非始於玄奘，然前人多只取北道或只取南道，进入印度后亦只游历部分地区，唯玄奘於去程时遵西域北道，回程时则遵西域南道，越葱岭东归。玄奘在印度的行程更为前人远远所不及，按《大唐西域记》所载五印度共八十国，玄奘几乎无不足及，其足迹更遍及印度次大陆，包括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故玄奘之西行实促进了中印两地之交通路线的发展。
玄奘於贞观十九年回国后，太宗即命其将西游的经历编写成书，以示未闻。於是由玄奘口述，辩机记录整理的《大唐西域记》遂於其回国翌年完成，该书从玄奘离高昌始，详细记述了其多年游历中所到的国家的幅员大小、地理位置、山川地势、气候物产、风俗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等。其所涉的地区十分广阔，包括今中国西北、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以及伊朗、小亚细亚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由於玄奘对这些国家的情况有详尽的记录，故其《大唐西域记》对於研究和重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古代史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印度是具有古老历史的国家，但因其缺乏自身的历史记载，故令考古工作的进行十分缓慢，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令印度的蒙胧历史得以重现，近现代考古学家曾据该书将王舍城、那烂陀寺的遗迹发掘出来，足见玄奘西行游历之真实性。印度考古调查团的第一任团长康宁汉爵士亦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为师，以重建印度考古学。他循著玄奘的足迹，在印度作深入考察，因而找出印度主要古城和佛教遗址。这些都证明玄奘西行范围之广泛彻底，故《大唐西域记》对於考古工作以及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帮助。
玄奘西行求法的影响之一是创立了佛教的新宗。玄奘赴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名师戒贤，学《瑜伽师地论》等各类论典，留学多年，最后更代其师为该寺的首席讲师，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制恶见论》及《破大乘论》。印度曲女城的无遮大会的由玄奘当论主，其著作及他所提出的“唯识比量”，在整整十八中天无人能驳倒，证明玄奘精通佛教之大乘、小乘，当时大小乘佛教徒皆誉他为“解脱天”和“大乘天”，玄奘因崇尚戒贤所传的唯识系学说，故其后他创立了唐代第一个佛教宗派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是一门严密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力主“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所译之《瑜伽师地论》亦因此而广泛流传於大唐，至今仍是法师的教本。其时新罗（即今朝鲜）、日本等国的学者均慕名前来求学，如日僧道昭於永徽四年来华，从玄奘受教，该宗遂传入日本，而玄奘所译的《唯识三十论颂》更成为现仍流传於日本的法相宗信众的圣经。
玄奘西游取经的艰难而真实的事迹，令人叹为观止，故从唐朝开始，人们便透过不同的文艺形式来传诵他的事迹，如宋代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金院本《唐三藏》，元代有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至明代又发展为杨志和的四十一回本与吴承恩的一百回本的《西游记》，由此“唐僧取经”遂成千古为人所乐道之故事，而唐三藏亦为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可能，第一，宗教狂热与冲动
第二，因为唐朝时有许多外来先进事物，他是去探寻域外优秀的文化和知识

根本上出于宗教热忱。另外他有感当时南北朝长期分裂，造成国内佛学风气杂糅，希望求得发源地的真经，统一佛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