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职称报名条件:<资治通鉴>一书的优缺点

优点：1、1360年历史按时代顺序通贯叙述，前因后果交代十分清楚。2、取材丰富，文笔流畅，取舍得当。
缺点：1、为皇帝定做。2、企图借助著述影响政局，反对王安石变法。3、缺少对社会经济变动的描述。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挺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一、《通鉴》特点

主编人司马光，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死于宋哲宗元钓元年（1086）。他六岁开始诵读经书．七岁听讲《左氏春秋》（即《左传》），严以律己，用功诵读，并探究书中道理，深思明辨，学必有得。他的知识渊博，文章充实，著述宏富，不是偶然的。他二十岁时考中进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写《通鉴》。神宗初年，为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到了洛阳。从此住在洛阳，六任冗官，都带着书局，致力于编写《通鉴》。元丰七年（1084），写成《通鉴》，迁资政殿学士。第二年，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他由洛阳人京（东京，今开封），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取消新法。不久，病死。他的著作很多，《通鉴》是他的史学代表作。

司马光编写《通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写成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我国史学历来非常发达，宋代又出现了一代新的修史热潮，当时的史书已是汗牛充栋，太多了。司马光认为，对于大量的卷帙浩繁的史书，读书人长年累月不能追览，一辈子也难了解个大概，于是想到删繁就简，给人们提供一部简要的历史读本，着重于反映历代治乱兴衰，可供借鉴的政治史。二是通过编写历史，“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企图为政治服务。正因于此，宋神宗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见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赐名《资治通鉴》，并为此书写了一篇颇为称许的序文。

司马光主编《通鉴》时，约请了几位得力助手参加编著，有刘恕、刘放、范祖禹等。司马光选择这三人参加编写工作，既是因为政治观点和态度基本上一致，在当时他们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企图通过编写史书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抱负；又是考虑到每人都学有专长或有志于史学。刘恕对几千年的史事了如指掌，刘放精于汉史，范祖禹年轻而有干劲，专治唐史。他们掌握了当时官府和私家的图书资料，除采用《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参考了杂史、奏议、笔记、文集等三百多种。他们在整理史料和考订史实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对于史料异同和史事真伪的考订，集成《考异》。他们分工编写丛目和长编。司马光指挥调度，酌情灵活安排工作，最后修改定稿。对史事的“是非予夺”，由他一人“笔削”（刘羲仲：《通鉴问疑》），史论“臣光日”更是他一家之言。司马光勤奋写史，长年如一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资治通鉴表》），几乎倾注了毕生精力。这部巨著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历时十九年（1066―1084）才撰写成书。如果加上此前司马光已摆了《通志》（实为《通鉴》前八卷）的时间，那就是历时二十多年。

《通鉴》在中国史学上的最大特点，是一部编年体的政治通史。它继承了《史记》这部通史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史记》是纪传体通史，《通鉴》则是编年体通史，前者五十余万字，后者三百余万字。《通鉴》比之《史记》，更具有略古详今的通史特色。我国人民学习古代史，往往先读《通鉴》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古代史书种类既多，内容又多不同，有政治史，也有经济史、文化史；有综合性的，也有专史。《通鉴》是“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卷69），详写历代的国政民情，治乱兴衰，为政得失，从政修养，以及政治斗争和战争等，成为一部很有特色的政治通史。它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往往少谈，甚至不提。

二、借鉴历史

历史家治史，特别是大史家写历史，是面对社会现实，讲求社会功用的。司马光写《通鉴》，是给皇帝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目的是在史学有利于世。他在所写的《历年图・论序》、《进通志表》、奏请续编《通志》、《谢赐资治通鉴序表》等文中，再三再四表述自己的想法，特别是《进通鉴表》，将著述目的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请求皇帝抽时间看看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使政治有新的起色，百姓获得幸福。宋神宗也就觉察到此书有“箴谏深切之义”。

司马光强调以史为鉴，大致是这么几点：

首先，写历代治乱兴衰，得失成败，都是事在人为，所以注重区分人物贤奸善恶。要点是：（l）司马光认为人性善恶兼有，应当加强教养。他相信，通过教养和学习，人是可以变好的。《通鉴》记述各种人物，无论是君还是臣，都看他的修身治国，待人处世如何，而论其善恶得失。

（2）他认为人具才德，而当以德为先。他曾写过《才德论》，《通鉴》第一卷也论到才德。他以为人只要善于学习，就可培养成有德。才与德的关系，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以德统帅才，才能发挥好才的作用。他把才德兼备的人称为“圣人”，才德皆无的人称为“愚人”，德胜于才的人称为“君子”，才胜于德的人称为“小人”。他认为，选人用人之术，如果不能得到圣人和君子，与其得小人，还不如得愚人。因他考虑到，小人挟才以为恶，做坏事而为害不浅，愚人无才无能，难干坏事，别人又可加以控制。他提醒当政选人者应当“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通鉴》评论历史人物，就依据这个观点。

（3）他认为道术有正有邪，而强调信正斥邪。他强调择术宜“慎”，不可离开“正道”。所谓正道，就是“圣贤之道”，即儒家之道。而对“释老之术”，“老庄之言”，“神仙方技”，“申韩之术”，都以为是“邪术”，都“非国家教人之正术”。（《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2）他评述历史人物，正是在判别道之正邪的基础上，以区分贤奸善恶的。

其次，写《通鉴》是为了以史为鉴，要求懂得知人、立政之要。《通鉴》中论述“兴亡在知人”，“成败在立政”的内容很多，一百多条“臣光日”大多是论用人、为政与历代治乱兴亡的关系，主要内容是论善用人、严阶级、施教化、明法制、讲信义等。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通鉴》卷对），以用贤为本，批评“先门第”、循资格的做法。他强调“礼”，讲求伦理纲常，就是严阶级之分（《通鉴》卷1）。他以为教化，是“国家之急务”（《通鉴》卷68），必须抓紧抓好，只有“教立于上”，才能“俗成于下”，通过思想教育，社会风气有可能变好。他说法是“天下之公器”（《通鉴》卷14），既定了法，就当照办，“亲疏如一”，必须严明法制，秉公执法，赏罚分明，切忌“阿私”。他主张“交邻以信”（《稽古录》卷11《历年图》），对各族各个政权及邻国，都讲信义之道，不可“徇利忘义”，既要维护汉族的尊严，也不可欺压各族。

司马光强调，知人、立政的关键是君主，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君主若要明白和做到知人和立政，除了顺民心，纳忠谏，改过从善外，就是要学习历史，以史为鉴，做到“法善戒恶”，即学习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以反面人物为戒。由此推而广之，所有的人，都应学习历史，以史为鉴。

《通鉴》擅长于写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写政治史，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战争。《通鉴》着力地写了历代各种战争，实际上是从政治史角度着眼的，是把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来看待的。中国古代历史名著中，写人物最优秀者应推《史记》为首，而写战争最出色者就当数《通鉴》了。《通鉴》简洁、生动的文采，在写战争方面有集中的体现。有些写战争的篇章，如写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的文字，是千古传诵的佳文。而写战争，仍然是企图以史为鉴的。

三、选本说明

我们这个选本，是根据《通鉴》政治史的特点而选编的。选了下列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事件。主要是一些有重大历史意义或有一定历史经验教训的事件或事实，如商鞅变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等。

（二）为政之道。主要是“任官”、“立政”、“怀民”、“交邻”等方面的内容。任官，就是知人、选人、用人等。立政，包括尚德、守法、修文、用武，等等。怀民，是指对百姓的态度如何。交邻，是指对各族及邻国的关系及政策。对这些问题，都注意成败得失两个方面。

（三）政治生活。主要是君臣之道，注重于君臣关系中的招谏、纳谏、拒谏与谏净等方面的内容。《通鉴》记述唐太宗与魏征等君臣谏纳关系的内容较为丰富，大致是采集了《贞观政要》等书的材料加以编写而成的；因其内容丰富，也较生动，本书摘取也多了些。

（四）从政修养。主要是君臣从政活动中的个人修养，如奉公、廉洁、勤俭、改过、守节、谦逊、诚实、直道、怀民，等等。是个人品质，也是政治的、思想的品质。我国从来讲求做人，有优良的传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修身，这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和要求。自身不修，还谈何为政为民！

（五）战争。选了一些著名的战争篇，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等。《通鉴》写战争，注意到战略方针、将谋、大场面与细节、成败原因等。我们所选也注意于此。因为记述战争的文字较多，篇幅较长，不能多选；即使已经少选了，仍有文字较多之感。

《资治通鉴》的成就及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编年体史书领域方面，《资治通鉴》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推动了编年史的发展。在这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编纂方法，即集体编写、分工协作、环环相扣、主编把关的方法，这种编撰方法科学地组织和利用了人力，既提高了编撰的效率，同时又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同时，司马光针对编年体史书的编撰程序、史料的取舍标准以及语言风格、书写格式和体例等一系列问题都制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范标准，这在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资治通鉴》对编年体史书的结构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除了《资治通鉴》的主体部分，另外还增添了《目录》和《考异》两个重要部分。

第二，思想价值方面，《资治通鉴》所反映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对当世及后世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这就决定了这部史书在记述的内容上必然会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史事。作者通过政治史事的记述，一再重申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司马光认为礼制、纲纪是不容侵犯和践踏的，作为一朝天子，有责任、有义务维护皇室的威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关乎国家的兴亡、社会的治乱。司马光还认为，要想让国家繁荣富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重视人才，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

第三，历史认识论上，《资治通鉴》反映出了司马光所具有的客观、公正的辩证思想。司马光虽然谨守君臣之礼，但并没有因此而隐讳封建君王在政治上的过失。换言之，司马光不但对明君歌功颂德，而且也本着求实的精神披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黑暗和腐朽，将昏君“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的昏庸无能形象暴露无遗，将暴君及亡国之君“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的残忍贪婪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即便是有立国之功或兴国之才的能君明主，对待他们，司马光也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从客观事实出发，将他们的史事一分为二。再依据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或祸害为标准，分清功过，裁定善恶。譬如对汉武帝的评价，司马光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基础上，也指摘了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的过失和不足。司马光关于一代奸雄曹操的评价，更是脱离了传统史学观点的窠臼，他肯定了曹操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他的出现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他扭转了汉朝末年的战乱局面，救人民于灾难之中，救国家于一再分裂的危难之际。

第四，在文学成就方面，司马光可谓是一代语言文学大师，从《资治通鉴》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驾驭文字和语言的非凡能力。他的语言既详细周全，又不失简洁明了；他的文笔既精湛优美，又不流于高深古奥；他的风格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

《资治通鉴》一书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书中所暴露出来的最显著的缺点是，司马光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坚持保守的治国方针，否定了部分政治、经济改革对于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来讲，司马光没有看到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状况也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的，缺乏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因此也不可能意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应该服务于客观现实，政治制度、治国方法应该顺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趋势。

关键知识点

司马光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部简明完备的通史。钱大昕在评价《资治通鉴》时说道：“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跋宋史新编》）由于《资治通鉴》在历史学界的显著成就和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这部史书从编撰到截稿公开，人们都通过各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部史书。研究和注解《通鉴》，改编、仿作、续作《通鉴》，考订和评论《通鉴》的人和作品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一个关于《通鉴》的专门学问——“《通鉴》学”。“《通鉴》学”领域就是成就最大的中注释、考补、评论方面的著作。

司马光等人编撰的《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便是“《通鉴》学”的开山之作。第一部《资治通鉴》的后续之作是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等人撰写的《续资治通鉴》，在诸多续写《资治通鉴》的作品当中，称得上最优秀的一部。第一部改编《资治通鉴》的著作，是宋代袁枢所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42卷。“《通鉴》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学界的显学之一，从宋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四代，一直兴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