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永托运公司:"布拉格之春"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能思考和参与改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因为缺少这种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还得依靠另一部分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失望、不满而铤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拉格之春”一起成熟、前进，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