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拉杆书包:徐珂的资料？急用拜托了！

文化名人剪影：《外交报》《东方杂志》编辑徐珂

徐珂（1869--1928）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不过，他在科举考试中，终未再获功名。但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颇关注于新学，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公车上书”活动。又曾成为柳亚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其间，为了维持生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他曾充当其幕僚，为将士讲解古书诗赋，但终因思想不合而离去。

1901年他到了上海，与蔡元培、张元济相交往，因他长于文笔，又熟悉官方文书，喜欢收集邸报，而《外交报》正需要这样的文人，于是，徐珂便加入了该报。担任了《外交报》的编辑。外交报的成员有，董理一人（即张元济）、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编辑一人（即徐珂）、译西文报一人（温宗饶），均由创始股东分任。另设译东文报一人，司帐一人，校缮一人，杂役二人。股东情况是：张元济两股，蔡元培杜亚泉合一股，温宗饶、商务印书馆各一股，赵从蕃、徐珂、沈幼珊股数不详（以上，据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资料）。在张元济的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温宗饶；温宗饶的股单和收据上的签名人是赵从蕃、蔡元培和张元济，全年预算约为银洋五千五百元（再加开办费五十元。）《外交报》到1910年，共办了十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后来他随《外交报》一起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职员。接着又当上了《东方杂志》的编辑。老商务的一位编辑，即大名鼎鼎的章锡琛回忆说：“《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原是一种选报性质的刊物，剪集每月报章杂志上的记事、论文，分类刊登，供留心时事者查考。《宫门抄》和《奏折》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时论，只偶尔发表几篇撰译的文字。

1909年前的编者名徐珂。”“因为编这种杂志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几个晚上业余时间就能完成，读者并不很多。”所以，后来徐珂在商务做过杂纂部长，他可说是地道的杂家。章锡琛的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事实。

到1911年，杜亚泉接任《东方杂志》主编，对刊物进行了改革，杂志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于是，徐珂接管了“杂纂部”。据当时在编译所的同仁介绍，“徐在编译所担任杂纂部部长，我进去时，他正全力在搞《清稗类抄》，同时在他领导下编辑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牍》等等。这个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种资料，均从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剪下或到处找人帮忙抄录在活页片上”（引自谢菊曾著《十里洋场的侧影》）。目的在于提供有关资料。

据老商务同人说，“徐仲可身材矮小，极度近视，看书写字必须戴着眼镜与实物（指书本）接触在一起，才能看见。但他为人非常风趣，清末他极力提倡妇女天足，即以‘天苏阁’名其书斋，他喜填词，与宁乡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时见于当时的《小说月报》。”“徐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同事相当关心，每年春节照例在自己家中备办‘春酒’，邀请本部同人欢聚，这是别的部从来没有过。”

《清稗类抄》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部前人笔记集。“全书48册。分时令、地理、外交、风俗、工艺、文学等92类，约一万三千五百余条。录自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参考报章记载而成。范围广泛，检查便利，但选录颇为芜杂。”（参见《辞海》）80年代，此书还重印过，可见还有众多读者。另编有《清朝野史大观》《天苏阁丛刊》《康居笔记汇函》等掌故笔记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