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家政保洁公司:介绍诗歌

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魏晋到清末的汉代诗歌研究的简要回顾

　　要全面总结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成果，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汉诗研究状况。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 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

　　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 。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

　　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后，则有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

　　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二 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20世纪初始的二十年中，汉诗研究只有几篇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值得称述的成果。从1920年算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6年，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到20世纪末。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20世纪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一页，也使20世纪的汉诗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时代。胡适打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倡导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对汉代乐府诗评价极高，在 1921年拟定的讲义，也就是后来才正式出版的《白话文学史》里，说它们表现的是“真的哀怨，真的情感”，并认为这才是“一切新文学”的起点。

　　胡适的这部书对汉代诗歌虽然并没有进行多么深入的研究，却是20世纪的汉诗研究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向人们预示着，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汉诗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关注汉代诗歌中具有平民文化特色的东西，从大众文学创作中总结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在成为汉诗研究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方向。

　　出版于1924年的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就是在“五四”文化革命大潮影响下产生的一部著作，书中对以鼓吹、横吹和相和歌辞为代表的汉乐府诗的产生源渊、与音乐的关系、艺术特点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乐府诗本是汉代诗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都有研究者。上世纪20年代初，黄节曾出版过《汉魏乐府风笺》，梁启超也开始了《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其中都有关于汉代诗歌的精彩论述，并对以后的汉代五言诗与乐府的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像胡适、徐嘉瑞这样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却是从“五四”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在2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汉乐府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1925）、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1931）、王易的《乐府通史》（1933）、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书，都有关于汉乐府的深刻论述。后出转精，这其中，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1931）、 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最值得重视。他们一方面吸收了胡适等“五四”学人看重汉代民间乐府的时代新观念，同时又逐渐克服了过于贬低贵族乐府的偏激观点，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渊源、发展流变及其艺术成就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论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孔德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东方杂志》23卷29期）、朱希祖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学报》4卷2期）、黄节、朱自清的《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卷8期）、王越的《汉代乐府校释》（《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卷4、5期、2卷1、2期）、彭丽天的《乐府诗集古辞校正》（《清华学报》12卷1期）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汉乐府诗的研究做出了成绩。另外，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讨论和考证，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汉诗研究史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产生时代、李陵苏武诗的真伪等一直是研究的难题。在“五四”科学精神的指导下，20年代以后，学者们试图用新的考证方法来攻克这些难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中的又一个热点。

　　争论从陈仲子1924年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苏李诗考证》一文开始，以后李步霄、朱偰、陈延杰、徐中舒、罗根泽、游国恩、张长弓、梁启超、戴静山、陶嘉根、古直、隋树森、胡怀琛、杨向时、黄侃、范文澜、包括日本人铃木虎雄等，都加入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行列。但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不同，结论却大相径庭。如朱偰同意宋人王应麟的观点，认为《史记·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所引汉初陆贾《楚汉春秋》里的《虞美人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又采清人何焯、张实居的说法，认为到景帝、武帝之时，文人五言诗已经成熟。 黄侃在他的《诗品讲疏》中也同意这种观点。 而徐中舒则推扬《诗品》中“《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之说，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话，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

　　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说明在没有铁证的前提下，光靠这种对于有限史料的不同理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在考证的基础上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成为推进这种探讨的新的动力。在这方面，梁启超和罗根泽所做的工作最值得重视。特别是梁启超，在他的《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这里所说的直觉，就是多方面地考察历史，并结合文学发展规律来做出正确判断。他首先从风格上考虑，认为《古诗十九首》“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而以作品旁证推论，“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120至170约50年间”。再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认定其为“东汉安、顺、桓、灵间作品”。 罗根泽则根据历史进化的理论，在他的老师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汉代的文人五言诗只能在歌谣的基础上产生，而据他的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纯粹五言歌谣，是西汉成帝时的《邪径败良田》，以此而论，中国文人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西汉，所以传说枚乘、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诗自然也是后人伪托的。东汉章帝时，才有了文人所作的第一首五言诗，那就是班固的《咏史诗》，但钟嵘还说这首诗“质木无文”，可见，那只能是“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由此，罗根泽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东汉桓灵时，才多优美之五言诗，才算是五言诗的完成期。

　　由此看来，梁启超和罗根泽等人关于五言诗的考证，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工作，而同样是在时代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新式的学术研究。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能不说带有着一定的简单的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缺陷，值得重新讨论。例如，梁启超说《古诗十九首》厌世思想浓厚，一定是东汉桓灵之世的作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表达厌世思想的诗篇，在汉代的其它时间难道就不可能产生的吗？罗根泽认为班固的诗既然“质木无文”，文人五言诗在当时就不可能成熟。按此逻辑，钟嵘还说过东晋孙绰、许询等人的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那么在他们之前竟出现了曹植等人的杰出五言诗作，不就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事了吗？所以，他们的观点提出之后，有人并不同意，如隋树森在详列了诸家说法之后就说：“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 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梁、罗等人的观点却占了上风，以后，经过刘大杰、马茂元和游国恩等人的补充，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大都是东汉末年的产物，就成为50年代以后最有影响的观点了。

　　从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汉诗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对汉代妇女文学的重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篇数量并不多。但就是在这有限的诗篇里，女性诗作占有比较醒目的位置。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哪一个研究家对汉代的妇女文学给予特别的关注。20世纪初，谢无量先生独具慧眼，率先于191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书中虽然只是对汉代诗歌中的妇女之作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其意义却不可低估。以后，梁乙真、谭正璧、陶秋英等人在三十年代先后写出了多部中国妇女文学史，汉代的女性诗作，自然更受他们的重视。如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就用了2万多字的篇幅，对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歌》、汉乐府的《陌上桑》与《箜篌引》、班婕妤的《怨歌行》、传为卓文君的《白头吟》、王昭君在中国文学史上之价值、以及乌孙公主、徐淑、苏伯玉妻和蔡琰等人的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与分析。但有的人却对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唐山夫人的诗表示怀疑，把班婕妤的诗视为后人伪作。对此，萧涤非给予批评，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否定根据不足。 其实，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文选》、《诗品》和《玉台新咏》都明确题为班婕妤，西晋人傅玄、陆机分别有题为《怨歌行》和《班婕妤》的拟作，所咏之事与诗中用词都与传为班婕妤的诗作及其身世相关，只有刘勰提过一句有人怀疑的话。在这些历史记载面前，如果我们没有铁证，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班婕妤之作这种传统说法的。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这首诗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1920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王耘庄的《七言诗起源考》（《两周评论》1卷1期）、罗根泽的《七言诗起源及其成熟》（《师大月刊》1933年2期）、王盈川的《七言诗发生时期考》（《学艺杂志》13卷5期）、余冠英的《七言诗起源新论》（1942年）、余冠英、李嘉言《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1944年，以上两文并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等，共同促进了对文学史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深入进展。另外，关于汉诗文本的整理注释等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黄节的《汉魏乐府风笺》、夏敬观的《汉短箫铙歌注》、曲滢生的《汉代乐府笺注》、闻一多的《乐府诗笺》、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1941年第6、9、15期）、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都是比较好的著作。逯钦立的《汉诗别录》，则从辨伪、考源、明体三个方面，对汉代诗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研究。

　　三 1949年到1976年以前的汉诗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汉诗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上来对汉代诗歌进行新的价值评估，成为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五四”以来的汉诗研究，无论是在五言诗的考证还是在对乐府诗的评述上，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不足的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学人侧重于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研究汉代平民文学的艺术形式特点，对丰富多彩的两汉诗歌内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汉诗研究在这方面的深入恰恰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思想武器。

　　追溯历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汉代诗歌，从3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版于1935年的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939年出版），对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分析。50年代以后，这种注重乐府诗思想内容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如郑孟彤的《汉代乐府诗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一文，就从反战争、反饥饿、反压迫、反礼教等四个方面对汉代乐府诗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 王运熙的《汉代的俗乐和民歌》一文，除了对汉代乐府诗的产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的“民歌”大都产生于东汉之外，也特别详细地分析了汉乐府民歌“反映了广阔的现实，暴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指出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现实主义传统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这种站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对汉乐府内容所作的论述，代表了50年代汉代乐府诗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水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50年代的汉诗研究中，杨公骥的《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是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章。 汉有《巾舞歌辞》一篇，因为声辞杂写，其内容自东晋以后就无人解晓。杨公骥先生发千载之覆，破解了这一历史难题，让人们一睹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文字原貌，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自90年代以后，这篇文章的巨大价值，才逐渐被人重视。

　　王运熙先生关于汉代乐府的系列论文，是这一时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包括汉魏乐府沿革的考略、关于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杂舞曲辞的考证等，为研究者供了很好的资料。 此外，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对《宋书·乐志》里所列的15首汉大曲在魏晋时期的流变及其演唱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 陈直的《汉铙歌十八曲新解》 游国恩的《西汉乐府歌辞和文人五言诗的创作》， 阴法鲁的《汉乐府与清商乐》等， 是这一时期汉乐府研究中的好文章。

　　五六十年代中，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研究成果不多，马茂元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56年出版）是代表性成果。此书除了对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外，在前言中还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时代、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艺术特色等有相当深入的介绍分析。时至今日，这部书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以杨公骥、马茂元、王运熙为代表的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乐府诗中的几个疑难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法对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进行深入的阐释，是这一时期在汉诗研究中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它说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取得成绩的根本。可惜的是，处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这使得在当时的汉诗研究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向。例如在文人五言诗的研究中，过于夸大了这些诗的产生和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因果对应关系，却没有注意从汉代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认识它们。在乐府诗的研究中，只注意那些反映了民生疾苦的叙事诗，却很少去研究那些别具特色的抒情诗；以对“乐府民歌”的研究取代了对包含各阶层创作的丰富多彩的“汉乐府”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是在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批判倾向。其中尤以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等关于《陌上桑》、《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这三篇作品大讨论的批判为典型。 这样的学术研究，是那个时期留给后人的教训。

　　四 新时期（1976年以后到20世纪末）的汉诗研究

　　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停滞了十多年的汉诗研究又得到恢复， 1979年后，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旗的指引下，汉诗研究开始走上了正常的学术道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总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回顾20世纪以来的汉诗研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在“五四”至1949年这一阶段，汉诗研究的热点基本是在从平民文学的角度对乐府诗进行价值评估和对于文人五言诗的辨伪考证两个方面；1949年以后至“文化革命”结束之前，则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评价汉诗中哪些作品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新时期以来，汉诗研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体现出一种全面深入的良好态势。如关于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问题，自二三十年代展开较大规模的讨论之后，学术界比较一致地倾向于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而李炳海则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作为确定《古诗十九首》产生年代的最好参照物，推断其“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 张茹倩、张启成二人则从西汉已有文人七言诗的事实、文人五言诗与乐府诗的比较、《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部分用语研究几个方面，结合古人提供的有关材料提出，“《古诗十九首》大约最早产生于西汉中期，多数可能作于东汉的前期或中期，而少数诗篇作于东汉的后期。” 赵敏俐又从分析钟嵘的《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结合其它材料得出结论，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熟。 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解决文人五言诗发展成熟问题提出了新的有力证据，可看成是在这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再如汉乐府和乐府诗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也得到全面的展开。1977年，由于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了一件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刻有“乐府”二字，这对乐府的产生问题的考证产生了重要影响。1978年，寇效信首先据此撰文，认为乐府机构从秦代就已经设立，这是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一研究的重要突破， 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汉乐府到底建于汉初还是武帝时期以及其职能问题的讨论。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一文，秦编钟这一实物资料，推测“监制乐器，自来就是乐府的一项基本任务”。 关于相和歌的研究，是新时期的一个重点，曹道衡的《相和歌与清商三调》、逯钦立先生遗著《“相和歌”曲调考》、是新时期关于汉代诗歌研究的一组重要文章，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相和歌的产生、来龙去脉以及其音律和演唱方式等问题都提出了相当引人注目的见解， 王小盾在逯钦立文章的基础上，发表《论〈宋书·乐志〉所载十五大曲》一文，则对这十五首大曲的演唱方式及其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文先生关于《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的研究，从创作缘起的考辨到内容和形式的分析，以及其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也有相当深入的论述。 潘啸龙《汉乐府的娱乐职能及其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一文，先从文献考证中说明汉代乐府主要是为郊祀天地、上层娱乐所需而设立，接着从乐府的“娱乐”职能及上层审美爱好对乐府歌诗的渗透，娱乐需要对乐府歌诗表现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详细探讨了那些民间歌诗何以在乐府中得到保存、又何以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审美趣味，以及乐府诗那种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何以形成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极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结论。钱志熙的《汉乐府与百戏众艺之关系考论》一文，则从另一个度对汉乐府的娱乐化问题作了新的阐发。赵敏俐发表的系列论文，从秦汉时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入手，对汉帝国的统一强盛与汉诗创作的繁荣、两汉社会生活变化与汉诗创作、两汉诗人思想变革、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先秦到汉以后的转折、两汉社会思潮与文人五言诗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为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把握汉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新的视点和思路。

　　第二是学术思想的更新与理论思考的加深。新时期以来的汉诗研究，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纠正50年代以来极左思想的影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分析模式，试图从历史文化多方面全面地评价汉代诗歌，是这一时期汉诗研究的主导倾向。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渗透和系统论等方法的盛行，在汉诗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也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评价。这首诗，在20世纪各个时期内一直都是人们研究的热点，讨论的重点则是它产生的年代和反封建主题问题。可是新时期以来，这种“传统”的看法却受到了挑战。有的人认为这首诗所表现的是婆

我们这门课要学四个学期呢
学完了告诉你

三古七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