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城市林业局规划院:袁世凯是怎么逼孙中山退位的？

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
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

主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
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具体细节不妨参考此文：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 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 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 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孙中山为什么会退下来?

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内幕
曾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袁世凯，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对于他是怎样君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宝座的，不少人却就知之不确，甚至以讹传讹的了。

东山再起

清末，袁世凯练新军、兴实业、废科举、办学校，声等八大臣要职。1907年7月28日，他上奏朝廷实行立宪，要求昭大信、举人才、振国势、融满汉、行赏罚、明党派、建政府（采用内阁制）、中央设资政院、省设咨政局、州县设议事会、办地方自治、实行普及教育。这些带有资历本主义议会制性质的主张，自然会遭到清廷顽固派的拼命反对。据袁世凯说，他在谈到责任内阁和议院时，“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射放。幸其邸中长史深恐肇祸，紧随其后，见其袖出手枪，即夺去也。”可见，袁世凯当时与清廷的矛盾已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1908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北京，皇帝贵戚吓得魂不附体。10月12日，清廷命陆军大臣萌昌率冯国璋、段祺瑞部北洋军两镇火速开赴湖北*压。可是，这些北洋军“人人心中只知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根本不把萌昌夹在眼缝里，任凭清廷怎样嘶喊，急得七窍生烟，硬是磨磨蹭蹭。清朝内阁总理大臣亦匡力提出：“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袁世凯闻迅后没有半点激情，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词而谢绝，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短短“足疾未愈”四字饱含着他的辛酸和愤慨。

接着，袁世凯向清廷提出：（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件（指武时首义——作者注）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路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分的军费。其中，有的条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多年奋斗追求的目标，有的条款可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燃眉之急。袁世凯强调上述六条，缺一不可，否则愿老死彰得也不出山。

清室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再不容迟疑不决。10月30日，发布上谕：（一）实行宪政。（二）迅速起草宪法。（三）革除亲贵秉政。（四）大赦国事犯。当日，袁世凯南下视师。11月8日，正式任命袁世凯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遂组织内阁。

“非袁莫属”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并掌握着一支械新力悍的武装。他督率北洋军一举攻下了汉口、汉阳后，却于12月1日出人意料地命令冯国璋部不得越过长江，而派使节与湖北军政府督黎元洪议和。溥伟、善耆等皇室亲贵气急败坏地质问道：“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乘胜渡江，武昌指日可下，为何既打胜仗，尤需停战言和？”可见，袁世凯及时停战言和，违背了顽 固派的意愿，符合人们厌乱盼治的要求。

早在清末，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废除科举、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倡导宪政。民族资本家张骞认为，北洋新政气象不凡，袁世凯“能任事”，“才调在诸督之上”，“毕竟与人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称他是“精明练达，治世之能臣”。孙中山说“他是个能干的人。而且自他做了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来，我认为他是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的。他的确一直献身于他对革新的信念”。因此，日后袁世凯一度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以三民主义为宗旨，而各个人的认识相差甚远，更不用说脱离民众基础了。当时的同盟会员、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精辟地评说：“资产阶级利用了广大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来鼓吹革命，这是对的。不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一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此思想支配下，不少人认为：袁世凯既然是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一位湖北人兴奋地致函袁世凯说：“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11月2日《神州日报》登载文电，华侨及留学生指出：“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11月9日，民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湖北致函袁世凯，称赞他的才能“高出兴等万万”，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两天后，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对北方和谈代表刘承恩说：“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先。”11月14日，刚举为临时大元帅的黄兴发通电，表示“暂充临时大元帅，专征北伐，以待项城充当民国大总统，组织完全政府。”当时，方方面面的人众说纷纭，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则趋于一致。

12月21日，孙中山获悉辛亥革命爆 发，从美国绕道欧洲归国。29日，17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他又致电袁世凯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以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证”。南北各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劝说清帝退位，就可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

逼 帝 退 位

袁世凯虽然手握重兵，与清迁有尖锐的矛盾，但也有难言之隐，担心“若欲使余欺侮孤儿*妇（指宣统 帝和隆 裕太后——作者注）；为万世所唾骂”，深深地被载之儒家经典、流传千年的忠孝节义所困扰。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他还是果断地采取了逼*清帝位的措施：

第一， 谈共和。1911年12月26日，他代人呈递奏折，希望清廷速定共和大计，“不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

第二， 勒军饷。12月底，他上奏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既促我战，又吝我饷，是置我于死地”。从而打消清廷兴师镇*民军的*念。

第三， 摞挑子。12月28日，他与国务大臣共同上奏说：“言和则词说无穷，言战则饷械两绌。”“惟有呈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载夺，以定大计。”清廷寄希望袁世凯转危为安，岂料他把一块滚烫的红薯硬塞到隆裕太后的皇室手中，吞不下，丢不掉，左右为难。

第四， 逼清宫。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到皇宫养心殿送奏折。他启奏道：军饷缺乏，海军*叛，强邻*逼，人心涣散。长此以往，就会象法国大革命那样，“路易之子孙，靡有出售孑遗。”出路只有一条，“俯鉴大势，以顺民心”，改行共和。

第五， 将发难。2月5日，袁世凯令号称“虎 将”的段祺瑞联合46名北洋高 级 将 领发难撤台，通电指出：“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作为军 人不能见危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北洋将帅 的武力*逼，使清廷深感走投无路。

经过袁世凯苦口婆心地劝说，软硬兼施地威逼，2月12日，宣统皇帝终于接受优待条件，宣布退位，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当时，胁迫清帝退位要冒很大风险，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1912年1月17日后，清宫连日召开御前会议，主战者甚多。皇室中以良弼、铁良为首的宗社党，以挽救清朝覆亡为宗旨，认定袁世凯是心腹大患难与共，必将除掉。1月19日，驻北苑的陆军第一镇擅自开到黄寺，荷枪实弹，准备清帝退位诏书一下，立即围攻袁世凯内阁衙门。一些清朝军人向袁世凯投递匿名信，恫吓道：“我辈军人为保皇起见，不得不筹最后选 总之手段”。社会上还风传，袁世凯居住的锡拉胡同被人埋上了地雷。他不得不避居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新建的迎宾馆内，派300余名佩带勃郎宁手枪的卫士日夜把守，以防不测。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也遭到世俗偏见的嫉恨。袁世凯的长女袁伯祯嫁给了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幼子张允亮，两家本来过从甚密。可是，张人骏做人的准则是“食君之禄，当报王恩”，认为袁世凯是清朝的叛臣逆子，从辛亥革命后便断绝了与他的来往。

当 选 总 统

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骨子里要推翻清朝”，联袁“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黄兴也认为，倘若不用联袁倒清的策略，“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他们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逼清帝退位的历史作用。

那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什么要让位于袁世凯呢？首先，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财政危机、军饷无着、借款无望等难以克服的困难。陆军总长黄兴痛感“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伤心地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

其次，同盟会信仰危机，“政见纷纭，争执不断”。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多不赞成，虽经“先生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光复后的各省，无一省宣布遵循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经济建设。孙中山逐渐受到孤立，用他自己的话说，“忝为总统，实同木偶”。有人说，他的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不出总统府。”

仅此两项，就足以致南京临时政府于死地。1912年2月13日，当袁世凯完成逼清帝退位的任务后，孙中山立即实践自己诺言，一面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一面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17省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誓词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城，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没逼他呀 是自愿的 因为袁有威望.

他有军队，而孙中山没有，所以革命党需要一个军事强人作他们的后盾，只可惜他们瞎了眼，看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