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昭阳长公主:急求：世界哲学简介、中国哲学发展

推荐你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最好是他的学生涂又光翻译的
可以说里面全是精华,浓缩了哲学的门类、代表人物、主要著作、主要思想主张这些内容,非常简练,可以说就是一本中国哲学发展的全集,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复习资料,买不到的话可以看以下网址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fyl/fyl00.html

《世界哲学》简介

历史沿革：

1956年创刊。1966——1977年停刊，1978年复刊。

宗 旨：

《哲学译丛》（季刊）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它译载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译介国外主要哲学流派的现状及争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2002年改刊名为《世界哲学》（双月刊）。

主要栏目：

分析哲学、历史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科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环境哲学、计算机哲学、新视角、当代哲学述要、当代著名哲学家、谈学论译、书评。

刊期：季刊

出版单位：哲学研究杂志社

中国哲学史发展轨迹略论

南镜 整理

钱穆先生曾云“国家不幸哲人幸”，笔者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则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

说到“中国哲学”，这个词总令人疑惑，中国真的有所谓“爱智慧”吗？换言之，中国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们，难道他们属于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惟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现代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学术建树，对于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新的问题：以“哲学”的眼光，是读懂、理解以及欣赏中国哲人思想的最恰当方式吗？当我们说“中国有哲学”时，哲学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许，我们尚可把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思想称为”哲学“，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特质的恰当方式。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

中国哲学与哲人的特质，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国家不幸哲人幸”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轨迹。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响应继起。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国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看，所谓“国家不幸”的时代，可以看做是时代给出重大哲学课题的时代；所谓“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们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创造活动。每当中国哲学处于这样一个集中发展时期，学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学术之开阔，都会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哲学之兴衰，系于中国社会之兴衰，同时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个性与内涵。

宗 旨：

《哲学译丛》（季刊）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它译载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译介国外主要哲学流派的现状及争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2002年改刊名为《世界哲学》（双月刊）。

主要栏目：

分析哲学、历史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科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环境哲学、计算机哲学、新视角、当代哲学述要、当代著名哲学家、谈学论译、书评。

刊期：季刊

出版单位：哲学研究杂志社

中国哲学史发展轨迹略论

南镜 整理

钱穆先生曾云“国家不幸哲人幸”，笔者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则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

说到“中国哲学”，这个词总令人疑惑，中国真的有所谓“爱智慧”吗？换言之，中国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们，难道他们属于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惟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现代学者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学术建树，对于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新的问题：以“哲学”的眼光，是读懂、理解以及欣赏中国哲人思想的最恰当方式吗？当我们说“中国有哲学”时，哲学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许，我们尚可把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思想称为”哲学“，很可能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特质的恰当方式。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

中国哲人出现的具体历史机缘，既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入世品格；中国哲学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国哲人总是饱含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易传》作者对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会心体认。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国人又富于理论思维传统，他们虽然关心的重心在于人伦日用，但他们总是寻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学术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觉使命。

中国哲学与哲人的特质，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国家不幸哲人幸”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轨迹。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响应继起。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国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看，所谓“国家不幸”的时代，可以看做是时代给出重大哲学课题的时代；所谓“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们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创造活动。每当中国哲学处于这样一个集中发展时期，学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学术之开阔，都会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哲学之兴衰，系于中国社会之兴衰，同时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个性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