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的句子:有谁知道中国古行政区划好象叫编钟还是府路的？

是府路

例子：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在州县系统实行5道制，道统辖京府州县。直到近一二十年，方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本文指出5道制的始作俑者是今本《辽史》的编纂者。元代史官认定辽朝州县分隶5京道，一是受前代以5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误导，二是受《辽史》本纪有关记载的误导。实际上，辽朝实行府、节镇州—防、刺州—县三级行政制度，并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有时或指直隶朝廷、宫卫的防、刺州。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8个专司理财的路。这种理财路，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本文考证了8路的建置时间、职官设置及其职责。指出8路计司官的遴选，反映了辽朝选官用官制度的若干原则和特色。

关键词：辽史 5京 州县 道 路

辽朝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北枢密院、南枢密院分别是北面官、南面官系统的最高中枢部门；地方行政管理上，北面官系统实行部落制，南面官系统实行州县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辽朝州县实行5道制，5京留守是道的最高长官，道统辖京府州县。直到近一二十年，才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本文旨在进一步辨析辽朝道制的存在与否以及州县制的其他有关问题，并对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辽朝路制略陈管见。

一

李逸友在《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一文中论及辽代城郭的分类时指出，在契丹本土的州县是由皇室、诸王、国戚直接管理的，归皇室管理的包括朝廷直辖和宫分地两种形式，诸王、公主、国舅所筑的私城为头下军州。因此，“《辽史·地理志》将辽国的京、府、州、县、军划分为五个道，只是表明这些政权机构和城郭所在的区域，并无道一级政权，不是都由五京管辖。”张修桂、赖清寿合撰《辽史地理志平议》进一步指出，《地理志》所谓的“道”并非当时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只是撰者借以作较好谋篇与编纂的方式而已。5京府实际上与节度、观察等南面方州为同一级行政区划。[2]前文的重点是讨论辽代不同规模的城郭的营建制度，后文的重点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论述《地理志》的编纂体例，并非专门论述辽朝地方建制中道一级机构的存在与否。对辽朝5道制的讹传仍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5道制的始作俑者是今本《辽史》的编纂者。他们认定辽朝是实行5京5道制的。《地理志》按5京道编排府州县，在上京道上京临潢府下曰“辖军、府、州、城二十五”，在东京道东京辽阳府下曰“辖州、府、军、城八十七”。《地理志》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下没有确指所辖府州军城的数目，但在《兵卫志·五京乡丁》下有3京所辖府州军城数的记载。《地理志》《兵卫志》所记5京道管辖府州军城数，与《地理志》各京道下所列府州军城数基本吻合。[3]

元代史官认定辽朝州县分隶5京道，一是受前代以5京为中心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误导，二是受《辽史》本纪有关记载的误导。按5京道编排辽朝州县不是元朝史官的发明。北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北番地理》就是依辽朝5京四面州县分别编排的，这可能成为辽宋金时期编纂辽朝地理书的通行体例。要收录那么多州县，仿照《唐书》按区域分道编排实便于操作。今本《辽史·地理志》虽然不乏脱漏讹误之处，但观其所叙州县废置、隶属、户口，元朝史官必有所本。据冯家升先生考证，今本《辽史》取材的底本主要有三：辽耶律俨《实录》、金陈大任《辽史》、署宋叶隆礼《契丹国志》。由今本《辽史》考证，辽修《实录》由帝纪、志、列传组成，志部分至少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金修《辽史》也是纪传体，志部分至少有《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王廷认为，耶律俨编撰了后世称为《辽史》的纪传体国史，后来又在前代史臣《七帝实录》的基础上续修《道宗实录》，《实录》为编年体史书。今本《辽史·地理志》其内容实出自耶律俨《辽史》和陈大任《辽史》的相应部分；辽朝地方行政变动之频繁，陈大任之草率，元代史臣之轻脱，是《辽史·地理志》部分章节疑乱难读的重要原委。[4]至于今本《辽史》之《地理志》《兵卫志》所谓5京管辖诸军州，则是元代史官自己臆加的，并非沿袭辽金史官之旧说。元代史官认定辽代州县分隶5京道，除了受前代围绕辽5京排列州县的编纂体例的影响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一定加深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如圣宗统和七年(989)“诏谕三京诸道”，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十四年“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本纪》中还多次记载朝廷遣使按问5京囚（道宗咸雍七年、大安六年），决5京滞狱（道宗寿隆六年）。直到今天，人们仍以上述记载作为辽朝实行5京道制的根据。

今存宋人文献，如专记交通地理的“使辽行程录”，[5]专记辽朝官制的《契丹官仪》[6]、专记辽朝地理的《北番地理》《地理丛考》[7]，详记辽末史实及辽朝各类府州的《亡辽录》[8]，以及《契丹国志》，等等，均未提到辽朝是依京划道管理州县的。已经面世的辽代石刻，见有州县前冠以所属府或节镇州名的，如《大辽国析津府蓟州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大辽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等[9]，尚未见冠以道名的。这样，辨析一下《辽史》及辽代石刻中有关“道”的记载究竟何指，或许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太祖天显元年（926），契丹灭亡渤海国，渤海“安边、莫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或刺史辖区。圣宗统和元年（983），“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勿得阿顺”（《本纪》），这里“道”是指节度使辖区。统和七年，“云州租赋请输本道”（《本纪》），“本道”当指云州节镇。《贾师训墓志》载，师训“徙同知永州军州事，奏减其部并邻道龙化、降圣等州岁贡行在役调”(《辽代石刻文编》)，这里永州为观察州，龙化州为节镇州，降圣州为刺史州，均直隶宫卫，皆处《辽史·地理志》上京道下，既称邻道，则不同属“上京道”明矣。看来直隶宫卫或朝廷、不同级别的州均可称“道”。《本纪》中的以下记载，如景宗保宁六年（974），“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圣宗统和九年，“诏免三京诸道租赋”；统和二十一年，“罢三京诸道贡”；道宗大康三年（1077），“按问五京诸道狱”，等等，这里不说三京道、五京道，而是说三京诸道、五京诸道，这里“诸道”当指诸节镇州或直隶朝廷、宫卫的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州。统和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这里“诸州”正是上文所谓“诸道”。诸京府、节镇合称诸道京镇，如统和二年，“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本纪》）。至于《本纪》中多次出现的遣使按问5京囚、决5京滞狱等记载，并非针对全部州县地区的，应是单指京府而言的。朝廷曾多次遣使分道、分路审决刑狱，也曾遣使审决某府某州刑狱。[10]5京并提，大概是因为5京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狱讼滞积，所以朝廷不时遣使审决。

事实上，辽朝州县行政区划基本因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道）—（防御使、观察使、刺史）州—县三级制度。《宋朝事实·经略幽燕》谓“契丹有五京，上镇十二，中镇六，下镇七，观察州十三，刺史上州九，中州十一，下州三十四”。[11]《亡辽录》将辽朝的府、州分为京府、大藩府、节镇州、刺史州、观察、团练、防御使州、头下州。周振鹤先生认为辽代州县制度的特点是呈复式的层级统辖关系，即三级与四级并存于一个道之中（这里道仍指5京道），节度州与府同级，不但可以统辖领县的观察、团练、防御使、刺史州，而且可以自领县。领县的州亦可以不隶节度州或府，直接隶属道。[12]

辽朝实行州县制可追溯到建国前建立的“汉城”。当时，中原地区藩镇混战，“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传说，阿保机曾对反对他建国的诸部大人说“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13]阿保机及其他契丹贵族俘掠汉人所建的城邑—“汉城”星散在草原上，有的设置为州县。如龙化州，始置于唐天复二年（902），太宗升节度；仪坤州及附属广义县，太祖“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14] 福州，后族萧翰南征俘掠汉人所置。[15]太祖神册三年（918），兴建皇都城，太宗时改称上京临潢府，所居“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16]契丹又乘汴晋争战之机，攻取平、营二州，设置卢龙军节度使。[17]阿保机去世前，契丹征服了渤海国，置东丹属国，统渤海州县。太宗耶律德光则割占了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仍沿用卢龙军号，统辖山前蓟、涿诸州；开泰元年（1012）落军额，改幽都府为析津府。[18]平州节镇军号改为辽兴军,与南京各为一道。[19]山后诸州，改新州为奉圣州，与朔州、蔚州并升置节度使州，云州、应州仍为节镇州。山后诸节镇州互不统属，辽圣宗统和初年，为适应对宋边防的需要，由驻防山西的南院大王“兼领山西诸州事”；四年（986），宋师北征，南院大王受命“总知山西五州”。[20]

辽朝的州县基本可区分为朝廷直属州县、隶属宫卫的州县、头下州县三类，划分标准主要是依照州县人户依附关系及提供租赋劳役的对象不同。朝廷直属州县主要集中在原来的汉地，即山前、山后幽蓟、营平、云朔之地；东丹王耶律倍弃国南奔后，东京及东丹国的部分州县也直属朝廷；上京、中京及隶属中京的10个观察、刺史州也直属朝廷。隶属宫卫的州县和头下州县绝大多数是辽朝前期俘掠汉、渤海人，于契丹腹地或草原与农耕之边缘地带设置的，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西辽河流域是其主要分布区。建国前，这些州县及规模较小的城、寨、堡在性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契丹贵族的私城，即头下城；建国后，皇帝设置了斡鲁朵（宫卫），原来属于他的州县隶属宫卫，披上了国有或官有的外衣；原来属于贵族的头下城邑名义上仍是私城，但国家加强了对它的控制，如由朝廷赐予州县额，节度使甚至刺史由朝廷任命，所属人户向国家交纳一部分赋税。头下主犯罪或绝嗣，头下城没收入官，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21]头下军州属“私城”，与官有的其它两类州县的区别是明显的。[22]隶宫州县与朝廷直属州县的隶属关系及其界限，当时也是明确的。如恩州，“初隶宫，后属中京”；利州，“初隶宫，更隶中京”；兴中府黔州，“初隶宫，更隶中京，后置府来属”；望云县，“号御庄”，景宗置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指奉圣州）”。[23]隶宫州县除向宫卫承担赋役义务外，其行政、司法大概也要向本宫负责。据《韩荀墓志》记载，他由知归化州秩满，“除彰愍宫都部署，掌纶版图，抚绥生齿，陪四朝之羽卫，覆数郡之刑名”。[24]他担任的当是汉人行宫宫使，除掌管本宫汉人宫分户外，还负责审覆隶宫州县的刑名。所以宫使的官秩在节度使之上。[25]以上三类州县中，直隶朝廷的州县、隶宫州县都呈上述复式层级关系。头下军州由于记载缺略，我们甚至找不到它们辖县的记载。5京留守兼京府府尹，所辖州县都是直隶朝廷的，并无隶宫州县、头下州县；《辽史·地理志》载上京临潢府“统县十”，其中有4个县隶宫，实际并不归上京管辖（不排除原来隶宫，后来变更隶属关系的可能）。尽管5京留守的官秩高于节度使，但他并不统辖节镇。统辖各类州县的5京道是不存在的。[26]辽朝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指称节度使辖区，“道”“路”或可通用。如统和四年五月，“以军捷，遣使分谕诸路京镇”（《辽史本纪》）；重熙年间，兴宗以耶律官奴族属尊贵，“乃许自择一路节度使”，官奴坚辞，“加归义军节度使，辄请致政”。辽末仍有以“路”称府州的记载，如《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天庆八年载：“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直数缣”。辽朝结束了幽、云地区藩镇割据的局面，境内各节度使统一由中央任命，蕃汉并用，文武并举。[27]各类州县行政上统一向主管州县及汉、渤海人宫卫事务的南枢密院负责；军事上分隶诸总管府、统军司、招讨司，由主管全国军事的北枢密院统一指挥。[28]财政上，各类州县分区域隶属8个财赋路。

二

辽朝效法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建置了8个专司理财的路。《亡辽录》谓辽“建五京五计司，如燕三司、西转运、中度支、上盐铁、东户部，三路钱帛司—长春、辽西、平州。”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三使辽廷的余靖在《契丹官仪》中说：“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又于平州置钱帛司，营、滦等州属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隶焉。东京置户部司，辽西、川、锦等州隶焉。上京置盐铁使，饶、泽等州隶焉。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当时只有6路，辽西、长春路尚未设置。据《辽史》本纪，长春州置于兴宗重熙八年（1039），二十二年“长春州置钱帛司”。从辽末的记载看，8路事实上成为辽朝州县区域划分的单位。如辽末金初女真攻占辽东后，阿骨打遣使诣辽天祚帝求封册，“其事有十”，其中“割辽东、长春两路，九也”。辽亡前夕，权知平州事张觉（一作珏）首鼠两端，金遣使诘问，觉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独一平州，敢有异志？”[29]直到南宋建炎元年（1127），宋人还有“金人起燕山、云中、中京、东京、平州、辽西、长春八路民兵入寇两河”的记载，[30]仍是沿用亡辽的区划。[31]

关于辽朝的州县理财机构，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王民信先生撰有《辽朝的理财机构—五京诸司使及南面财赋官》一文，围绕《辽史·百官志四》之“南面京官·五京诸使职名总目”、“南面财赋官”两目，逐项逐条予以考证，指出它们实际上都是“司会”之官，亦即是掌理财赋之职，其间差异，“五京诸司使”大体是以“京”区为业务范围，而所谓“南面财赋官”的几个机构只限于“州”区。他认为五京计司的经营对象即五京道，《契丹官仪》将本属中京道的川、锦、泽等州分别归于东京户部使司、上京盐铁使司辖下显然有误；另外将同一官司的别称，如西京计司、山西路转运司等，因仍《辽史》之误，视作不同的机构。80年代向南、杨若薇合撰《辽代经济机构试探》一文，全面论述辽代中央、地方、部落、州县、宫卫的理财机构。关于州县，他们认为“辽代全国析为五道，汉人州县皆以道领。五道设有五京，各京置掌财政出纳的司，为各道汉人的最高财政机构”，同时，“辽朝的专门财政结构，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机构—钱帛司。”由于对辽朝的“道”“路”区划缺乏正确认识，该文既承认“钱帛司所管地区各有属京”，又认为“长春、辽西、平州三路地位至为重要，已不同于五京以外的其他地区。”结论是“辽朝的五京计司、转运使司、钱帛司分别掌管一道、一路的汉人经济，而全国京州的财权又统一归入南枢密院直接掌握和控制。”所谓“转运使司”，是指“在五京计司以外，辽朝还仿效唐宋制度，有一套转运系统。开泰三年，圣宗在奉圣州、蔚州、应州、朔州、保州、南京等地设立了一系列转运使司

你

府和路是两种区划

是道，路，府。

路府吧.
其实,中国历代政区沿革大约是：
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在春秋至秦汉
州\郡时代在魏晋南北朝
道\路时代在隋唐五代和两宋
行省时代在元明清
府其实从来都不是地方最高行政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