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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青海文化的演进:
十六国时期，包括青海在内的河西内凉地区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局面。学者汇集、文教振兴。其主要原因，由于河西地当东西交通之要冲，西域的文化学术东渐，必先在河西驻足。而东汉、魏晋时期，恰是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时期。河西大量感受到西学的清新，从而以其沃土，植彼嘉禾，取得新的文明滋养，融汇新的文明成果，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形成丰富的文化沉淀，被“五凉”政权所利用，构成文明昌盛的雄厚基础。其次，五凉文化的繁荣，还应当与河西地区文化传统风尚有关。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地区就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大量汉文典籍在这里广泛传播，并涌现了许多名儒、学者。五凉文化的繁盛也有赖于先后立国于河西、河湟地区的五凉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文教，提倡儒学，崇尚经史，擢拔士人，这无疑也是促进五凉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五凉割据的河西地区，佛教尤其流行。
五凉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对佛教更是“厚加敬仰”。前凉时，就曾请西域僧人支施仑、帛延等来凉州与本地沙门一起翻译了《首楞言》、《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等四种经书。自晋以来，内地僧人西行求法成为热潮，从西晋的朱士行开始，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在300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就有一百五十六人经过河西地区的丝绸古道或青海道西行求经。河西地区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产生了佛教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民族文化开始兴盛，尤其在史学方面更为突出，当时编写的五凉史著作有十一种。在建筑艺术方面，南凉政权在河湟地区修筑和扩建城池。吐谷浑曾在黄河上游修建“河西桥”“大田桥”还在益州修建“左军寺”等，反映了当时青海各族人民在建筑艺术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另外，南北朝时期，青海的地方民族音乐，大体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狄乐，二是羌乐，三是凉州乐。凉州乐不仅在西北地区民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以后历朝宫廷音乐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唐代，伴随着吐蕃王朝对青海全境的逐步占领和统治，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吐蕃化的趋势。包括羌、吐谷浑及汉族在内的青海各民族因吐蕃统治者推行统一融合和民族同化政策而大量融入吐蕃民族当中，地方文化的吐蕃特征也越来越鲜明。8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王室在统治区域内大力普及佛教，使青海的佛教在已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青海地方的佛教色彩日渐突出。当然，地方文化的吐蕃化并不是对高原上羌、吐谷浑及汉族文化的一种完全排斥，而是大量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吐蕃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对吐蕃王朝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都将极其丰富的中原文化带到吐蕃地区，加深了中原与高原之间的文化沟通，从而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
作为唐蕃双方争锋角逐的战略前沿，唐时的青海被受中原文人学士的关注，唐诗中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涉及青海。如李白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深啾啾”（《兵车行》）及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等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佳句。无疑，唐代，唐蕃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对青海地方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佛教的广泛流传是宋代青海吐蕃民族文化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青唐政权统治时期，河湟吐蕃已普遍信奉佛教，且受到当的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佛教僧侣在社会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参与政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丽法无不免者”。不过佛教的普遍流行并没有将吐蕃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抵消。以本教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并行不悖。
青海地处僻壤，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与内地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同时，由于民族杂居，地方文化成多元特色。元明，尤其是明代，青海河湟地区汉族人口大幅度增加，实施封建正统的儒学教育又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相应的需求，儒学教育的开展，使西宁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一定改观。有明一代，青海地方开始有举人、进士产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和西宁卫监牧同知龙膺共同纂修了《西宁卫志》为研究明代青海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明两朝出于对藏族地区政治统治的需要，都对藏传佛教采取推崇扶持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青海地方的藏传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元时，蒙古统治者侧重于支持萨迦派，随后这里便出现了一些萨迦派寺院，如今称多县葛藏寺、东程寺等。
明代，对藏传佛教各派采取“众建多封”政策，即只要在政治上顺从于朝廷，就对其进行封赐和扶持。有明一带，在河湟地区“大建梵宇，特赐专勒 ”致西宁一带“番僧寺族，星罗棋布”。清代名声大著的塔尔寺也是在明代肇建的。同时元明时代，伴随着回回人、撒拉人等穆斯林民族定居青海，伊斯兰教在东部河湟地区得以传播。
根据现有材料，青海地方有清真寺建筑始于明代。大约在洪武时，定居于今循化境内的撒拉人创建了著名的街子大寺。现在青海地区最大的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是洪武年间建成的。清真寺的出现、既便利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活动，也有助于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以清真寺为象征的伊斯兰教文化也开始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前期青海地区的建筑艺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几乎全都体现在宗教文化领域。位于塔尔寺最高处的大拉让也建于清代，这座汉藏结合的建筑，由山门、牌坊、配殿、经堂、起居室等组成，结构独特，依山而建，俯瞰全寺。塔尔寺经过清代几次续修，成为青海地区重要的文化艺术宝库。塔尔寺的酥油花、绘画、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热贡艺术（又称吴屯艺术）是发祥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藏语称热贡）吴屯上下庄、年都乎、郭麻日、尕塞日等村庄的以绘画、雕塑为主的宗教艺术流派。热贡艺术绘画主要是壁画、卷轴画（藏语称唐卡）及少量木刻画，内容主要是佛像及佛教故事，画风朴质，设色匀净、协调、线条勾勒流畅，造型生动传神。其技巧类似于汉族的工笔重彩，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雕塑以药泥塑佛像为主，造型惟妙惟肖，手法简洁流畅，富于质感。
清前期伊斯兰教文化在青海地区也十分盛行。建筑方面来说，位于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清代经历过几次修葺，形成了具有阿拉伯、汉、藏等族多重风格的古代西北伊斯兰建筑。
青海各族人民酷爱艺术，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歌、舞蹈等民间艺术形式。清前期河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歌“花儿”已经比较流行。约在清中期，“平弦”由内地传入青海，到清后期，成为青海东部汉族聚居区非常流行的坐唱曲艺，曲目多为历史故事、神话和民间传说，多用方言演唱，地方的特点比较显著。清中期后，皮影戏、贤孝、道情、打搅儿等艺术形式也陆续传入或产生。
清代青海各民族中还以说唱形式流传着大量的史诗、叙事诗、抒情诗、神话、传说及寓言、故事等等，其中最具影响的便是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其篇幅之长，则为世界之最，同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同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清前期青海地区文化成就的突出表现还在于撰成了多种地方志书。顺治十四年（1657年）苏铣纂成《西宁志》（又名《西镇志》），此为青海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
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宁道俭事杨应琚修成《西宁府新志》，全书合计40卷，共30万字。是现存最完备的一部青海地方志书。
乾隆时期纪昀等奉命编纂的《河源纪略》36卷，详细记述了阿弥达等人勘察河源的经过及结果，并参照历史文献，绘图列表，是研究河源的重要文献。
青海地区文化事业一直比较落后，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加之受国际国内文化现象的刺激和影响，青海文化领域也出现诸多新变化，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形式开始出现，某些古已有之的文化形式在内容上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设施在青海出现得较晚，种类单调，实施简陋。主要有图书馆、电影院，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民众娱乐场所等。1926年，贵德县奉甘肃省教育厅之命，成立了“贵德县通俗图书馆”，藏书150余种，这是青海地区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1938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到青海视察，有感于青海文化事业落后之现状，首倡建立省图书馆，并捐赠各类图书3224种计9878册。青海省政府在西宁隍庙街选定馆址，建立了青海省图书馆，有44间房屋，次年4月15日正式开馆。电影在青海出现是30年代初的新鲜事。1930年，曾有内地的私商来青海放映无声电影。同年秋，马步芳派人从天津购回电影放映机一部，次年，在新编第九师驻地和大教场放映。1942年，省教育厅成立了电化教育辅导处，利用幻灯进行辅助教学和政治宣传。1943年著名导演郑君里曾率剧组来到西宁，拍摄影片《民族万岁》，同年青海唯一的一家营业性公共电影院湟光电影院开始营业，院址设在西宁山陕会馆。青海建省以前近代公共文体娱乐活动场所几属空白。1932年，青海省民政厅为了活跃民众文化生活，在西宁小教场开办了娱民大会场。
近代以来，青海文学创作开始有了新起色。20世纪以前，青海本土出生的一些旧知识分子在为官和教书之余，写诗抒志，留下了不少诗作，其中有一些诗作很为后人称道欣赏。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有张思宪、来维礼、刘永椿、赵遐椿等。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青海文坛渐趋活跃，除传统的格律诗词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外，新兴的白话小说创作、新体诗、散文的写作也渐次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民国时期结集问世的诗稿有黎丹的《珊瑚砚斋诗集》，朱耀南的《寻芳书屋诗集》，周光辉《绘云阁诗抄》，周希武的《榆枋游草》，余人的《守义斋诗词遗稿》等十余部。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白话小说和新体诗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30年代中期，青海出现了多种文艺刊物，如《到民间来》、《曙光》、《轮影》、《冰丝诗刊》等。这些刊物后来陆续并入《青海民国日报》所辟文艺副刊，该报的文艺副刊有《边声》、《学生文艺》《民众乐园》等，是当时青海新文学的重要园地。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史诗等文学形式，在近代继续沿袭和发展。
清末以来，青海民间主要流行传统的平弦、道情、贤孝、灯影戏等曲艺形式，后来又有了倒浆水（类似于快板书）、八角鼓、小魔术等。民国14年（1925年）以后被称为“文明戏”的话剧和舞蹈、歌咏等艺术形式登上舞台，青海地方艺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省以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首次演出舞蹈节目，现代舞蹈伴随着妇女对戏剧运动的介入开始登上青海艺术的殿堂，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发生重大变革的一种体现。抗日战争时期，青海的戏剧、歌舞、音乐等艺术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近代青海在绘画、书法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民国以前对青海历史的专门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民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渐次展开，出现了不少著述。
青海的新闻报刊事业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党西宁县党部在创办《党报》（手抄墙报）周刊的基础上，印发了石印版《中山周报》，这是青海用近代印刷技术印刷的最早的新闻报纸。青海建省以后，随着新闻舆论、政治宣传等需求的增大，青海的新闻报刊有了大发展的机遇。1929年2月，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局创办了《新青海》日报，同时创办了报道省政府工作的综合性刊物《青海省政府公报》（月刊）国民军东撤后，《新青海》报受马麒、马麟控制。1932年4月，该报改称〈青海日报〉，同时改为有光纸对开石印，日发行量为800份。在报纸杂志之外，青海曾先后出现过湟中通讯社（1929年军队成立）、北平正闻通讯社青海分社（1932年成立，不久被查封）、青海电讯社（1930年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组建）三个通讯社组织，均存在时间短暂，影响不大。1949年5月，在马步芳政权行将垮台之时青海建成广播电台一座。8月1日正式播音，每日播音两次。西宁市主要街道装有播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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