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的第一天:什么叫做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一词的由来，有待考证，但作为一种电影艺术的风格和表现手法，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是以美学的方式，诗意的画面，甚至幻想中的镜头来表现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为。观赏者本身往往惊叹于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无法对内容产生任何的不适。

暴力美学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的，但这个定义却广泛用于现代的电影，成为了一个流派。

吴宇森的电影中可以看到“暴力美学”的体现，其代表作，当然是它的《碟血双雄》、《英雄本色》，到了美国以后，它把“暴力美学”的精神更加发扬广大，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它的《断箭行动》和《变脸》，尤其是后者，成为了“暴力美学”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而后的《碟中谍》第二集尽管也不乏经典的段落，但由于表现手法上缺少新的创意，因此使得它的美学理论缺少了新的元素。

日本的北野武也可以说是“暴力美学”的实践者，他的代表作《花火》中，在复仇的暴力中也不乏人情的美，尤其是穿插了自己的绘画作品，使作品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效果。

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是“暴力美学”的又一体现者，可巧的是，他对香港和日本的“暴力电影”又非常倾心，因此他的作品就有集东方暴力与西方暴力于一体的味道。

“暴力”和“美学”，原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它们结合成一个新的词——“暴力美学”，并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不少热门影视作品、新版卡通书、动画片、电子游戏纷纷以此作为招揽，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不仅与时尚和消费有着密切的瓜葛，也成为被争相阐释和检审的对象。“暴力美学”是如何产生的？其确切的特征和内涵是什么？对于与他相关的文化现象我们该如何评价和看待？本期文化视点栏目，邀请到三位专家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以期对动态中的“暴力美学”现象有所触摸和把握。

什么是“暴力美学”

主持人：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听到“暴力美学”这个词汇。电影评论中，一批新锐导演的作品被认为与“暴力美学”相关，如美国的昆廷·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等。一些武侠电视剧，以及原本单纯可爱却被加入暴力内容的卡通画，被联系至“暴力美学”；一些新推出的电子游戏产品，也争先恐后以“暴力美学”作为卖点。一些新闻类作品，如犯罪实录电视采访、展示残酷场面的新闻摄影作品，也被贴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暴力美学”究竟是什么呢？

尹鸿：我认为“暴力美学”是个广义的、泛审美的概念，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相关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展示攻击性力量，展示夸张的、非常规的暴力行为。文艺作品中，暴力的呈现可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暴力在经过形式化、社会化的改造后，其攻击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比如，子弹、血腥的场景经过特技等手段处理后，其侵害性倾向被隐匿了一部分。又如，在美国的一些电影中，施暴者代表正义却蒙受冤屈，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也软化了暴力行为的侵略性。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直接地展现暴力过程以及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这种倾向在多种文化行为中都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两种暴力呈现方式审美价值不同，社会效果也不一样。

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其特征表现为：创作者往往运用后现代手法，要么把影片中的枪战、打斗场面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玩笑；要么把它符号化，作为与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这类影片更注重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却忽视或弱化了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

受“暴力美学”的影响，近年来出品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对暴力(武打动作)的处理也出现了舞蹈化、诗化、表演化的倾向，人们在观看武侠影视剧的时候，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武舞表演，血腥、凶残的暴力场面有时反倒呈现出一种视觉的美感，进而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张艺谋的《英雄》可谓将此发挥到极致。

“暴力美学”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暴力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包括美国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杀死比尔》；由中国香港赴美国发展的导演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英雄本色》、《变脸》；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系列等。

观点与声音

铁凝：文学应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高贵的能力

《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发表铁凝和王尧的文学对话录《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铁凝说，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它审判的意义是否大于理解的意义。最终文学可能有审判的成分在里面，或是审判他们或是自我审判，但最终，理解这个事情，理解本身，这个比例还是应该大过审判。因为审判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理解是需要耐烦的，需要有非常强大的韧性和耐力，对人生对生活不疲倦的不败的耐心贯穿作家整个一生。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那他跟文学是没有关系的。铁凝指出，文学不是万能的，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小到一个城市，没有文学是万万不能的。它的作用再微小，它的声音再微弱，但总还是有一点用。那么文学最微弱的那一点作用在哪儿，铁凝认为文学还是应该有一种勇气，应该承担一种功能，即使不谈责任，也至少得有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我们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所以这就不是仅仅一个审判可以概括的。作家确实需要那种体贴、理解、追问、好奇和一种不倦的耐心。”

马振方：厚诬与粉饰古人不可取

《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发表马振方的文章《厚诬与粉饰不可取》。文章对历史小说《张居正》前三卷提出批评，认为书中大量内容陷于滥造和悖逆历史，厚诬了高拱、魏学曾、王希烈及其他多位古人，颠倒了其中部分历史人事的美丑，以人为制作的反面历史人物反衬、拔高主人公，并用较多笔墨粉饰张居正的性格弱点和人格缺陷，而未能对其杰出的改革业绩和思想精神作比较切实而充分的艺术展示。作者指出，厚诬与粉饰古人是近年历史小说创作中的严重弊端，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陈池瑜：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

《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陈池瑜的文章《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文中谈到，中国古代的书论、画论、书品、画评相当丰富，形成中国美术批评中的特有范畴、批评方法和价值标准。随着艺术学学科的发展和美术创作、评论的实际需要，当前应加强批评学科的建设，重视对中国古代美术批评理论的发掘和借鉴，防止20世纪艺术批评中的“西化”倾向，打破西方艺术批评与艺术史学科的“中心主义”神话，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我们既不要排斥西方现当代的艺术批评理论成果，同时也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精华，增强批评中的民族话语。”作者认为，建立中国美术批评学和开展中国美术批评学方面的研究对于美术学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程文超：文化思考如何从“书本”里走出来

《花城》2003年第5期发表程文超的文章《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难题》，文中指出，当下中国，欲望的活跃与文化的焦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奇妙景观。面对欲望，文化何为？这是今天的一道重大的文化难题。作者认为，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有张力的任务：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推动中国现代性建设而又防止现代性陷阱的文化形态。作者指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各种文化思考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这交锋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书本”之战。因为论者往往只抓住我们有张力的文化任务的某一方面，有的抓住了“现代性建设”的必然性，有的抓住“防止现代性陷阱”的必然性。书本，成了论争的“本体”，而不是建设的资源。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的文化思考能从“书本”里走出来，直接面对当下的欲望表现、直接面对现实问题与时代任务，然后把中外各种“书本”真正当成智慧资源去进行新的欲望叙述，我们一定能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也只有直接面对当下的欲望表现，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欲望叙述，我们才会有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创造。

日本最严重拉~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