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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这位朋友，你好。你提出的“西方哲学思想及其意义”这个问题涉及到的面太过宽泛，让我给你查资料时找不到应有的方向，这样吧，我给你提供一个地址，在这个“论文中心”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论文。地址是：http://www.kj333.com/index.htm
　　以下是关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篇论文：
　　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三大转向
　　[摘 要] 哲学研究的对象由三个不同的侧面构成，即外部世界、自我、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媒介物。从这一见解出发，认为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三个大转折。第一个大转折是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第二个大转折是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第三个大转折是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关键词] 独断论 批判哲学 生存论哲学 当代语言哲学
　　[作者简介]俞吾金（1948—），男，浙江萧山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常常热衷于谈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其实，这里所谓的“内在逻辑”的提法并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常常是研究者把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硬化”的结果，而这种“硬化”往往又是不成功的。诚然，在实际的研究活动中，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哲学史，但下面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即研究者通过对自己的理解前结构的深入反省和对哲学史史料的批判性考察，使自己的主观研究心得更契合西方哲学史演化的真实的过程。本文正是这方面尝试的一个结晶。
　　本文认为，西方哲学史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连续性地思考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的结果。不管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如何引申出迥然各异的结论，他们思考的对象却是共同的。这一对象包含着三个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侧面是个人面对的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侧面是作为个人反思对象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个侧面是沟通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媒介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语言以及蕴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语用和逻辑问题。
　　当我们紧紧地围绕着任何哲学探讨都无法回避的这三个侧面来反思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正以客观的方式显现出来。我们不妨把这一内在逻辑理解为以下三大转向：
　　第一个大转向：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看，第一个大转向，即从独断论哲学到批判哲学，是经过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这一漫长的过程才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康德以前的哲学都可以划归到独断论哲学的范围内。
　　什么是独断论？黑格尔这样写道：“独断论的对立面是怀疑论。古代的论者，对于只要持有肯定学说的任何哲学，都概称为独断论。” 确实，古代学者塞克都斯.恩披里柯也在《皮浪主义纲要》中指出：“那些认为他们发现了真理的人，…被恰当地称为独断论者。” 也就是说，凡是古代哲学家，只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申出肯定性的结论的，都可以被称为是“独断论者”。
　　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独断论哲学也就是对哲学思考的对象采取素朴的态度。正如黑格尔在谈到这种态度时所说的：“它还没有意识到思想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和思想自身与信仰的对立，却相信，只靠反思作用即可认识真理，即可使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有了这种信仰，思想进而直接去把握对象，再造感觉和直观的内容，把它当作思想自身的内容，这样自以为得到真理，而引以为满意了。一切初期的哲学，一切科学，甚至一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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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2. 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等编:：《西言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常生活和意识活动，都可说是全凭此种信仰而生活下去。” 在黑格尔看来，独断论哲学所引申出来的结论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信仰的结果。独断论哲学的素朴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以下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第一，外部世界的事物本身是可以被认识的；第二，人的感觉、认识是可靠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和理性去认识招兵买马有的对象；第三，人的意识的载体——语言是可靠的，人们能够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和他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实际上，在对这三个理论预设的信仰中，主要涉及的是前面两个理论预设，至于第三个理论预设，在康德和康德以前的哲学家那里，基本上还处于边缘化的、沉睡的状态中。虽然在某些古代哲学家那里，语言问题也被提及了，但并没有被主题化。
　　有趣的是，这种差不多可以等同于信仰的、素朴的独断论哲学在古代已经受到一些怀疑主义者的质疑。比如，智者普罗塔哥拉说过：“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另一个智者高尔吉亚得出了如下三个结论：一是“无物存在”；二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三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尤其是第三点涉及的正是对语言这一媒介物的怀疑。高尔吉亚进一步论证说：“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由此可见，语言不能传达给别人。”
　　显然，智者哲学家的怀疑构成了对独断论哲学的理论预设的挑战。苏格拉底试图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肯定来回应智者哲学家的挑战，而柏拉图则把感性的、可见的世界让渡给怀疑论者，只是牢牢地守卫着在苏格拉底的启示下构筑起来的、静止的理念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为这个理念世界提供了形式逻辑的法则。从此以后，古代独断论哲学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巩固。而在漫长的中世纪中，由于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神学的信仰进一步强化了哲学的信仰。独断论哲学在莱布尼茨-沃尔夫、洛克等哲学家那里达到了辉煌的顶点。然而，独断论哲学的敌手——怀疑论的思想仍然不绝如缕地发展着，膨胀着，终于在休谟那里形成了掀翻独断论哲学统治的滔天巨浪。
　　休谟的怀疑主义之所以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不仅因为他本人见解深刻，而且他从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考中获得了巨大的助力。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从而把哲学的眼光转向对自我的反思。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 换言之，从笛卡尔开始，自我觉醒了，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这里的道理是十分简单的，既然哲学乃是思维，而思维发自自我，那么在自我本身被澄清之前，哲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难道能获得其确定性吗？休谟的怀疑主义正是借助于这种对自我的反思而获得其深度和力量的。在他看来，自我无非是“一束知觉”，而人类已经获得的、主要建基于因果性之上的所谓“客观的知识”无非是主观心理上的习惯性的、不确定的联想。这样一来，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大厦就被休谟的无坚不摧的怀疑主义之角拱塌了。
　　所以，康德坦承，正是休谟的怀疑主义把他从独断论哲学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并给他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 然而，在如何对待受独断论主宰的传统形而上学之船的问题上，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为了安全起见，他（这里指休谟，笔者注）是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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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4-95页。
　　4.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5.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8页。
　　6.北大哲学系外哲教研室编：《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143页。
　　7.黑格尔：《哲学史讲学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8.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做法；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 为了超越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的视野，也为了使自我不被休谟的怀疑主义所摧毁，康德以数学这一先天领域为榜样，建立了批判哲学。批判哲学做出了以下三个重大的区别：
　　一是在哲学研究的对象中把现象与物自体区别开来。现象属于经验的范围，而物自体则属于超验的范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把感觉经验的知识仅仅理解为现象性的知识，这就从根本上摧毁并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因为独断论哲学的一个幻觉就是感觉经验的知识可以把握物自体，而康德则证明，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唯有物自体向我们显现出来的感性现象才是可认识的。这一区别同样也超越了作为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者的休谟对感觉经验重要性的无限的夸大。
　　二是在知识中把先验的形式和经验的内容区别开来。在康德看来，任何知识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先天的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十二个先天的知性的范畴，它们是先于（指逻辑上的“先于”，笔者注）经验而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后天的感觉经验材料，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则是从先验的形式得到确保的。这样一来，先验论又从根本上超了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这种怀疑主义只能推翻一切与经验有关的形而上学见解，却无法推翻先于经验而又与经验相分离的整个先验领域的合理性。
　　三是把知性和理性区别开来。按照康德的看法，知性的对象在现象的范围内，而理性的对象则是理念（世界、灵魂和上帝），理念属于超验的领域，因而是不可知的。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独断论思维方式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就是理性试图把只适合于经验范围的知性范畴运用到超经验的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了无穷无尽的谬误。
　　总之，一旦康德的批判哲学被确立起来，独断论哲学就从根本上被抛弃了。虽然在康德之后，独断论哲学还有局部的复辟，虽然在康德以后不读康德的人仍然会停留在独断论思维方式内，但在真正严格的哲学思考中，独断论哲学已经一蹶不振了。
　　第二个大转向：从批判哲学到生存论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二个大转向大致指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发展的阶段。人所共知，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的学说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是严重的，说得极端一点，康德的批判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已经蕴含着被超越的命运。文德尔班在评论康德哲学时指出：“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与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己之前什么也没有。”
　　这里所谓的“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是指自我或“心”（Gemuet），虽然康德详尽地讨论了由“心”发出的知、情、意三种能力，却把“心”作为“X”置于不可认识的对象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三个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能够希望什么？”，后来，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提出了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他晚年的《实用人类学》仍然对自我或“心”的研究保持沉默。后来，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一再地批判康德耽搁了在对此在的本体论基础的反思，因为在海氏看来，正是此在的本体论构成了人们反思自我或“心”的哲学基础。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外，这里所谓的“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指的则是超验的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可以被思考，但无法被知道。这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是矛盾的。比如，黑格尔认为，什么是思考？思考就是行规定，物自体既可以被思考，也就可以被规定，既可以被规定，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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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10.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92页。

　　可以被知道，因而他在《小逻辑》中作出了物自体可知的大胆的结论。 而叔本华更进一步，他并没有停留在单纯认识论的范围内来对康德的物自体体概念提出疑问，而是从本体论角度，解读出物自体的秘密：“自在之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志。” 在叔本华看来，意志就是物自体，就是世界的本质。这样一来，在康德那里处于超验境域中的物自体被诠释为与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意志。也就是说，物自体不在远处，它就在所有的生命体的身上。正是从这种崭新的生存论的立场出发，他推翻了哲学史上数千年来关于“理性和认识第一性，生命和意志第二性”的公案，把整个哲学引向新的思考方向：“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税的，是作为意志现象的工具而隶属于意志现象的。因此，每个人都是由于他的意志而是他，而他的性格也是最原始的，因为欲求是他的本质的基地。 ”这样，认识论领域中的批判哲学就被翻转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哲学。
　　在叔本华之后，马克思结合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生存论哲学的发展。(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恩格斯甚至进一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生存意志冲突的合力。与此相应的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也对生存论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事实上，随后兴起的实用主义思潮也倾向于从生存活动出发来说明人的经验和知识。或许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生存论哲学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海氏在评论康德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时指出：“如果人只是基于人的此在才是人，那么对于什么是比人更原始的东西的探讨就根本不可能是任何人类学的探讨。一切人类学，哪怕是哲学人类学，都已经把人假定为人了。” 而在海氏看来，“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 他把此在的有限性的学说作为基础本体论来理解，从而使生存论牢固地确立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深入地考察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体论哲学的发展历程是极有启发的。虽然康德的批判哲学超越了传统的独断论哲学，然而，由于批判哲学本身缺乏对自我或“心”的深入的反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一种没有基础的哲学。因此，海氏的生存论哲学为批判哲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氏说，认识就是此在在世的样式。这样一来，哲学作为生存论的本体论而被安顿下来了。如果说，生存论哲学与批判哲学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继承了批判哲学对先验领域的开拓。为此，海氏毫不犹豫地断言：“只要哲学是科学地领会着自身的哲学，‘先天论’就是它的方法。” 因为唯有与感觉经验分离的先天的境域才能确保前提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正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留下的伟大遗产之一。
　　第三个大转向：从生存论哲学到当代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第三个大转向，即从叔本华肇始的生存论哲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语言哲学。
　　生存论哲学似乎为一切其他的哲学思考澄明了前提，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下去，就会发现，问题比我们设想的远为复杂得多。就从生存论哲学强调的“共在”说起。“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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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黑格尔这样写道：“其实，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参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6页。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
　　13.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1-4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5.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9页。
　　16. 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8页。
　　1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2-63页注①

　　表明，任何个人的生存本质上都是与他人共处。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非“共在”的生存方式，即使在一个人感到十分孤独时，他仍然没有离开“共在”的生存方式，而实际上，他的孤独感正是他的始源性的“共在”形式的一种确证。显而易见，任何“共在”都是通过语言铁交流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与语言活动分离的赤裸裸的生存活动，生存总已经置身于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才得以展开。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它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媒介物，而是被理解为基础性的存在物。
　　我们知道，语言学的研究有两个侧面：一是语义学；二是语用学。我们先来看语义学。在这个方面，维特根斯坦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其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告诉我们：
　　4.003 ……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根源于这一事实，即我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
　　4.0031 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Sprachkritik）(当然不是毛特纳意义上的)。……
　　5.6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在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中，语言已经被放到哲学思索的核心位置上，维特根斯坦甚至已经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他对问题的倚重却一如既往，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
　　203 语言是由许多路构成的一座迷宫。当你从一边进来时，你知道该怎么走；而当你从另一边来到同一个地方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24 哲学不可能干预语言的实际运用，它最终只能描述它的实际运用。
　　如果说，早期维特根斯坦还试图按照图像理论来建立一种严密的理想语言，并把哲学理解为“语言批判”的话，那么，晚期维特根斯坦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奢望，强调哲学既不可能创造一种理想语言，也不可能为日常语言提供基础，甚至也可不能去干涉日常语言的实际运用，而至多只能对它的实际运用进行描述。哲学家们常常因为误解或误用了语言的性质而陷入哲学研究的困境，就像苍蝇陷入捕蝇瓶一样。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哲学家们从捕蝇瓶中拯救出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不但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甚至影响了整个当代哲学。
　　我们再来看语用学。为了使人们能够在“共在”的语境中有效地进行交流，哈贝马斯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问题。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Verstaendigung）的普遍条件。在其他的场合下，人们也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而我比较喜欢用‘交往行动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一说法，因为我把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这类行动看作是最根本的行动。” 无庸讳言，哈贝马斯提出的重建普遍语用学的观点极大地突出了语言在人们的有效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
　　有趣的是，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也高度重视语言问题。
　　在与日本东京大学冢富雄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海德格尔表示：“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das Haus des Seins）。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于存在之家之要求（Anspruch）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 把语言理解为“存在之家”，强调人之言说要服从于语言本身的言说，即“人只是由于他应合于语言才说” 构成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