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用自慰器品种:怎样在西词建版啊

李白最初的结婚对象,是唐高宗时的宰相安陆许圉师的后裔许氏。这一点,唐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与北宋曾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所说都是一致的。李白自己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也说:“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所以古来对此全无疑义。

有问题的是与此许氏所生的子女这一方面。魏颢《李翰林集序》有“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之说。对此,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提出了异议:

魏颢的序文,夺误颇多,很难属读。……既言许氏“生一女一男”,而接着却只标出一个“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谬。除去“一男”二字,即“白始娶于许,生一女,曰明月奴”,文字便毫无问题了。

对于如此轻率自大、蛮横无理的论说,我只有哑然。郭沫若的说法从出发点上就已经犯了致命的谬误,理由如下:

第一,“明月奴”的“奴”作为爱称,与其说是“女儿的小名”,还不如说是承六朝传统而来的男儿的小字,更能见出它的特征。东晋王劭的小字“大奴”,谢石的小字“石奴”,江岂攵的小字“卢奴”,桓嗣的小字“豹奴”,孙腾的小字“僧奴”,周谟的小字“阿奴”,陶落的小字“胡奴”,冉魏、石闵的小字“棘奴”(以上《世说新语》、《晋书》),宋武帝刘裕的小字“寄奴”(《宋书·武帝纪上》),陈后主叔宝的小字“黄奴”(《陈书·后主纪》),唐高宗李治的小字“雉奴”(《唐书·太宗诸子濮王泰传》),汝阳王李?的小字“花奴”(《羯鼓录》)等,都是例子。

第二,那么,郭沫若深信不疑“明月奴”从一开始就是“女儿的小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推测起来,恐怕与“明月奴”的“月”字原则上限于女性用名有关,但也未必如此。如北魏京兆王元愉的长子叫“宝月”(《魏书·孝文五王传》),隋炀帝时也有叫“卢明月”的人物(《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一年)。至少在北方人中间,男女命名之际是并不怎么拘泥于“月”字的。

不但如此,郭沫若的上述强辨全然无视原文,以傲慢生硬的主观意识冒渎古人珍贵的记载。为了更加慎重起见,现在再揭示一下现行魏颢的序文,其文作:“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这现行文字在说“一女一男”的同时,接下来的一句“女既嫁而卒”,显然是对应于“女”而不对应于“男”的。可见此句之上,不待言当时必有对于“男”的记录。而就序文言,这男的记录除了“曰‘明月奴’”一句外,绝不容作他想。如是,则推想起来,此处在原本传写下来之前,“一女一男”下应有一叠字才是,当作:“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叠字在传写过程中很容易脱落,这是不难理解的。

又参看宋本《李太白文集》(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昭和三三年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影印本)卷一所收魏颢序,文中“一男”作“二男”。这虽然明显是错误的,但在我看来,此宋本之误,并不是单纯的误“一”为“二”,可能是由原来的“男男”误写作“男二”为起因,又误倒而致的吧。

这一点暂且按下,紧接着的问题是李白究竟与许氏是何时结婚的呢?关于此事,李白自己在他安陆时期所作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是这样说的:“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下面又对裴长史表示了思慕之意:“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此外在后年所作的《秋於敬亭送从侄山而游庐山序》中,亦回忆往时云:“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壮观,安陆酒隐,蹉跎十年。”

从上述三段李白本人的文字推测,他在安陆地区流寓约十年。在此期间的最后三年里,迎娶了安陆地方的名门许氏,并在此地度过了他的婚后生活。后来曾巩的《后序》亦云:“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考证结果得出的。所谓“三年”,即指在安陆时期那一段较为安定然而短暂的新婚生活而言。

另一方面,从魏颢之序所记推察,在安陆时期,李白“又合於刘”。这一位刘氏情妇,不知是因何事而断然“诀”别的。从魏颢序所谓“刘诀”推想,两人的分手,与其说是李白离开刘氏,还不如暂且假定是这位刘氏主动断绝情交关系的,在与李白有交的所有女性中,她是如此做法的唯一的一位。

随后李白在开元末期三十五六岁左右离开安陆,奔赴较远的东方的齐鲁之地。为什么李白在此时要离开安居了10年之久、且与许氏的结婚生活已经就绪的安陆的家呢?若是去帝都长安还易於理解,可他却不合常理地执意远徙,究竟其必要性何在呢?

寻求李白彳步居的原因,仍然须从关注魏颢的序入手。因为在魏序中,姑且不论偶“合”的刘氏与“鲁一妇人”,正式媒娶的就明记有前妻许氏及后妻宗氏。换一种思路说,李白从安陆移居齐鲁后,并不是与正妻许氏、情妇刘氏诀别之后,再与另一位鲁地的女子同居的;许氏作为正妻始终跟随着李白,李白是在与正妻同行的情况下,新接纳“鲁一妇人”的。

如果成立了这样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察李白移居东鲁的原因,那么一向被研究者弃如敝履的一条史料,即《旧唐书》本传所记的“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就显得颇为重要了。

不言而喻,《旧唐书》本传的所谓“父”,并不是那位曾从西域移居四川的侨商,那位连名亦未能确知的李白的生父。但是,《旧唐书》作为依据唐朝当时的诸多史料编纂而成的正史,应有相应的事实存在。如是,则本传的这位“父”,应该也不是那位连名也没有的情妇“鲁一妇人”的父亲,实是妻许氏之父,也即李白的义父。这样的解释当不是误解吧。这位义父偶就东鲁的任城县官之职,此时尚无定职的李白,遂亦“如转蓬”似的随新妻幼子同赴任城,匆忙地构筑了自己的新家。

我的这一推论,自然与多数研究者们向来的见解迥异。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读魏序并据以推论的立场方法各有不同。如从魏序所列记的李白的妻妾推察,一般都按许氏———刘氏———鲁一妇人的顺序,依次作妻妾废迎变换的单线式的理解。我则作复线式的处理,将正妻许氏与情妇刘氏、鲁一妇人两分之,使正妻与情妇在时间上并存。这一见解虽然可能会受到讥议,但至少在常识上,使得后面将要提到的李白作于江南的咏妻子的诗篇,较之传统见解变得容易理解了。

李白此后寓居於东鲁的彳且彳来山之竹溪,在那儿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合称“竹溪六逸”。过了天宝元年,他42岁时,从东鲁移居江南,与道士吴筠同隐于会稽。又由于吴筠的推荐,李白出乎意料地受到玄宗的徵召,他益发憧憬着赶赴京师。

此时所作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咏唱了缠绕着父亲的幼儿的天真:“儿女歌笑牵人衣”。此处的“儿女”,恐是魏序所谓的“一女一男”,即与许氏所生的长女与长男“明月奴”,又即这以后所作的《寄东鲁二稚子》诗中所示的所谓“娇女字平阳”、“小儿名伯禽”。这一点由松浦友久《李白家室考》首先指出,诸家亦作了考证。

此诗接下来讽刺了与“儿女”一同送别李白的妻子,将其比喻为汉朝朱卖臣之妻,咏唱了会稽朱买臣妻在丈夫贫贱时,未能预见将来的荣达而在骂詈中离婚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关于此时的李白之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针对魏序所谓“又合于刘,刘诀”之文,又提出了与刘结合的新说:“这位刘氏可能是李白在天宝元年游江东时的结合,结合不久便离异了,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所大骂的‘会稽愚妇’应该就是这个刘氏。”郭氏此说亦获得有赞同者。

但是,郭氏此说与其“一女一男”之说同样是过于轻率了,是一个全无凭信可言的蛮横之论。因为第一,这位刘氏原来在魏序中处于许氏之后,“鲁一妇人”之前,将她指定为齐鲁时期之后的江南时期的情妇,从妻妾顺序上看是全然不合理的。第二,郭氏提出他的新说之时,似是拘泥于“会稽愚妇”的“会稽”一端,其实诗中的重点乃在比喻不能预见丈夫将来荣达的“愚妇”一端。与此诗大致作于同时同地的《别内赴徵》三首之二亦有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诗中又将自己的妻子比作洛阳苏秦的妻子,苏秦归宅时,其妻极为冷淡,连织机都未下。

总之,上述诗中的所谓“妻子”,按照文字应是作为一家人的妻与子。由此可以推定,李白在出仕长安之前的安陆、东鲁、江南各时期中,一直与正妻许氏及期间出生的年幼的长女平阳、长子伯禽(明月奴)生活在一起。于是,李白赴任长安以后,遗置的正妻许氏,陪伴着幼小的一女一子,等待着李白从旅地江南回归东鲁。又,这二位幼小的儿女中,至少弟弟伯禽,是李白夫妇从安陆移居东鲁以后出生的可能性极大。与周朝鲁公“伯禽”同名,说的正是这一个故事。充满于这个命名之中的,是李白寄托于长子的极大的期望与关爱。

读曾巩《后序》,李白在浪迹天下的一生中,时间较长、关系较深的滞留地有四个,即出仕长安以前的南楚安陆,东鲁彳且彳来山的竹溪,长安失意后的河南梁地(今开封市),夜郎流谪后的岳阳、江夏(今武汉市)。李白首先在安陆,正如已经详述过的那样,与正妻许氏得一女一子,又一度迷恋于情妇刘氏。接下来移居东鲁,又纳“鲁一妇人”,与其生下一名曰“颇黎”的男儿。

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感生活经历的李白,后来在长期滞留河南梁地时,同样也未能例外。长安失意后,他在梁地迎娶的后妻,乃是三度任过宰相的宗楚客之后、名门宗氏之女。与娶前妻许氏相同,他娶的又是一位出自当地名门、宰相之后的正妻。这位后妻宗氏,与前妻许氏可能有的过分自矜不同,她与李白共同信仰道教,看上去似是一位贤惠型的女性。

而此时的前妻许氏,大抵已在东鲁的旧宅中,抛下幼小的一女一子去世了吧。李白对于这位前妻的死,没有写过悲悼的诗篇,这并不足怪。因为李白对他的爱怜超过许氏的长女平阳日后的未嫁先逝,也没有写过一首哀伤的诗。李白不写伤逝的哀诗,可能与他信奉的神仙思想有关,这是一种确信不死为最好境界的宗教。

李白在梁地滞留了相当长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时间,李白在后来所作的《书情赠蔡舍人雄》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之说;又在离开梁园动身再访东鲁时作的《留别曹南(今山东省曹州县)群官之江南》中吟咏云:“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览镜如秋霜。”从这二首诗推察,李白滞留梁园的时间意外地长,即使“十年”有文字表达上的因素不足以为凭,然至少应有七八年时间。他在这梁园落户,与宗氏过着十分满足的再婚生活。

之后不久的天宝十二三载左右,李白将后妻留置於梁园,再度进入齐鲁,漫游于淮、泗及江南一带。在这次旅途中,李白应该顺道去过一下久别的东鲁的家,会过已经长得认不出来的平阳与伯禽。因而在后来的江南漫游中,他为追思东鲁二稚子与梁园宗氏而作的诗篇,虽说是残存下来的,但数量也还是不少。

首先,怀念二稚子的诗有《送杨燕之东鲁》、《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寄东鲁二稚子》,及作于至德元年的《赠武十七谔并序》等。现在,兹将其中最为有名的《寄东鲁二稚子》的有关诗句引示如下,以见他是如何吟咏对于爱儿的深切的父亲之情的:

矫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姐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其次,对于遗留在梁园的爱妻,有《秋浦寄内》、《自代内赠》、《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等诗,都是思念爱妻在梁园寂寞地守着空闺的爱情之作。其中代妻向夫诉说思慕之情的那一首想象之作《自代内赠》,尤具兴味,诗中那颗善良的心、那断续的表现方式,最能表现出李白的风格。诗中如下面这样絮絮叨叨地撒娇着:

宝刀截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估客发大楼(秋浦之山),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

李白与宗氏就是这样一对以深深的爱情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夫妻,他们即使南北远离,仍如琴瑟相和。这种非常谐美的关系的存在,可能跟梁园的后妻宗氏与东鲁的爱女平阳也都幸运的同样信奉宗教这一有利条件有关。他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中云:“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不正是说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吗?

时间到了至德元年前后,宗氏总算从河南梁园来到李白所谓的江南,夫妇俩在浔阳一带会面(《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诗二首),但如此幸福安定的夫妻生活并未能持续多久。李白坐永王叛乱之罪,被投入了浔阳的监狱之中。此时他在狱中所作的《万愤词投魏郎中》中有“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云云。当时,爱子伯禽住在东鲁,老妻宗氏住在浔阳南面一百公里外的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又同样作于狱中的《上崔相百忧章》中亦叹曰;“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依然是悲诉一门与父子的离散。这里的所谓“二孩”,究竟是指东鲁的平阳、伯禽这一对同母姐弟,还是指伯禽、颇黎这一对异母兄弟,现在已无法弄清他的真意了。

如以李白呆在浔阳监狱的至德二年而言,平阳、伯禽姐弟自然不用说了,即使妾生的颇黎,亦应该已经成长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了。但李白对于成人的自己的儿女,仍称之为“孩”。恐怕这是从他对于自己儿女的割不断的爱情发出的极为自然的称呼吧。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提到的诗中也见到过的,李白对于长大了的平阳、伯禽依然称为“二稚子”。而晚年在与魏颢会面时,在言及爱子伯禽时,用的乃是其幼名,即恳请“无忘老夫与明月奴”(魏序),这一事实也从而得到了确认。

另一方面,当时寄寓在南方豫章的老妻宗氏,为了营救李白出狱,不惜献身般地四处奔走。李白对此表示了深切的感激,在《浔阳所寄内》对此唱道:

闻鸡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乃至翌年的乾元元年,李白罪减一等,流放夜郎。出发之际,写给远来送行的妻弟的《窜夜郎於乌江(浔阳江)留别宗十六》中,亦对受之有愧的老妻的献身与爱情感谢道:“我非东床人,令姐忝齐眉。”就李白而言,这位宗氏是一位不论怎样感谢也感谢不尽的难得的伴侣兼恩人。从诗中的句子“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来看,比作“莫邪”(雌剑名)的贤妻宗氏,此时也好像与其弟一起到乌江来为李白送行了。从到此时为止的李白与宗氏的深深的夫妻之爱推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即使像李白夫妻这样深厚的爱情,竟也不避免凄凉结局的来临。在此后所作的《南流夜郎内》中,李白唱道: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李白毕竟未到夜郎,他在三峡即得到恩赦,于是再次沿长江而下。因此,这首诗即使毫无疑问地具有李白诗特有的那种虚构性,但他向住在豫章的妻子的音信全无发出了诘责,这一事实却是不一般的。恐怕此时,在如此贞淑的妻子宗氏一方,其心境起了某种变化,已经处在事实上的离婚状态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源自李白还是源自宗氏,我们全然无从知道。总之,三峡恩赦以后,李白即使在岳阳、江夏逗留较“久”,最终连一次也未顺道去过妻子所在的豫章。参考资料：http://blog.blogchina.com/gpanda/3923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