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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祝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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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着吏胥制度。
所谓吏胥，不少古代学者理解为吏与胥，以为大体相当于《周礼·天官叙官》中的“府、史”与“胥、徒”，二者地位有高下之别[1]。但唐宋以后这二字多连用，作“吏胥”、“胥吏”[2]，在正式文书中则作“吏员”或“吏”[3]。主要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官府中，在官员指挥下，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特别是经办(整合、保管、查检、具体处理)各类官府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4]]。仅大体相当于《周礼》中的“府、史”。他们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平民，作为承担国家“役”的一种[5]，由官府直接选拔，或考以吏能后录用，被称作“庶人之在官者”[6]。因而在身份上便与一般经科举，考经学、诗赋入仕的官员，截然不同，政治、社会地位都相当卑下[7]；但由于经办各类官府文书，事涉人事、刑狱、钱谷等，熟悉王朝法、例，在当时种种条件下，他们必然又不同程度地握有一定权力甚至是相当大的权力。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七引杨芸士曰：“……胥吏……，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总不能出此辈圈?(?，纽也。见《集韵》卷七)。刑名簿书出其手，典故宪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枢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其手。使一刻无此辈，则宰相亦束手矣。”这话虽有夸张，但足可证明，地位卑下的吏胥确实握有不可忽视的权力。
本文所论述的，便是这一特殊对象在唐宋以后统治机构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当时政治、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官、吏制衡机制。

一

对于吏胥，唐宋以后予以严厉抨击，以至咒骂的言论、文章，不胜枚举。主要指责他们利用职权，蒙蔽官员，舞文弄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为害极大。
宋叶适说：“……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8]
明黄宗羲说：“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9]
清储方庆说：“今天下之患，独在胥吏。”[10]
可是为什么这一制度始终无法废除或彻底改革？直到清末，李慈铭仍在说：“盖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弄文法，高下在心，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此最国家之一蠹也。”[11]原因何在？
原来这一吏胥制度具有一种特殊机制，它的存在、延续，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如所周知，我国古代社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经济、文化发展缓慢，各地交通联系薄弱，可是政治上实行的却是君主专制制度。如何方能进行有效统治？首先当然是向各地区、各部门委派官员；其次，为防止官员各行其是，特别是地方官员分裂割据，以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和以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之意志得到贯彻实行，这一统治集团便要针对全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情况，不断颁布大量的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官员严格遵守。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越快，社会面貌变化越大，新事物出现越多[12]，与之相应的法也就越大量地颁布。
关于君主专制制度与法的这一关系，明顾炎武清楚地说：“……后世……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13]
在他以前，宋叶适论及宋代君主专制制度也早说过：“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14]
可是当时毕竟还谈不上是法制社会[15]，所以所谓“多为之法以禁防之”或“废人而用法”，其主要目的就不在于规范全国广大人民的行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民是文盲，“死徙无出乡”，实际上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也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多为之法”以规范其行为之必要)，而是为了限制官员各行其是。
宋神宗曾明白说：“天下守令之众至千余人，其才性难以遍知，惟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以此进退，方有准的，所谓朝廷有政也。”[16]
明顾炎武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说：“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以防奸宄(指贪官等)而得之者十三，以沮豪杰(指有才干，想有作为的官员)而失之者，常十七矣。”[17]又说：“今之君人者，……(对地方长官)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18]
很明显，这是反对“废人而用法”的言论，虽有很大夸张，但从中却可看到，君主专制制度下“多为之法以禁防之”的主要对象是官员，这与宋神宗的话比起来，角度、态度虽正好相反，然就这一问题言，二者则是一致的。
可是对于最高统治集团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各级官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确实奉行这些“法”，这些“科条文簿”呢？除了御史的纠劾，上级官府的行政监督、考课这些主要制度外，还实行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制度，同样体现保证官员奉法的机制，这就是吏胥的存在与特殊作用，尽管历代统治者，未必个个都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吏胥制度的这一机制，明显地体现在历代官府的“判案”过程中。
试以唐代为例。《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规定：

“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

“公坐”，指并非出于私心(如因受贿而故意陷害或包庇被审判者等)而形成的工作失误。犯公坐，要受处罚，但责任不同，即所谓“各以所由为首”。意思是，这“四等官”在谁那里首先出错，谁就负主要责任，其他人等而下之。这样便形成一个判案整体。这四等官，前三等是长官、通判官、判官，都是“官”(即流官或曰流内官)，第四等则是“主典”，都由流外官(当时主要指吏胥)充任[19]。根据大量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到，在判案过程中，最初的也就是最基础的一道程序便是：在“官”的命令下，由“主典”将涉及某一案件、事务的有关资料(前后情况、问题所在等)收集齐全，整合成文书，送呈官员，供他们参考、分析；同时还需查检应该适用的法、例，提供给官员，由他们据以决断。这些就叫“检”或“检案”[20]。由于主典熟悉法、例和本地风土好尚，有时也需在文书中直接引申提出应该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供官员参考、斟酌，这就叫“请”[21]。根据主典的“检、请”，判官、通判官、长官便依次下“判”，作出“判断”(如刑事案件，即判决被告是否犯罪；如犯罪，判几年等)。如果处理错了，是官员的“判断”错了，就由官员负主要责任；若是主典的“检、请有失”[22]，主要责任就由主典承担。由此可见，“检、请”是官府在判案过程中吏胥的主要职责，而它正是官员依次“判断”的基础。水平再高的官员，如果主典提供的有关资料不齐全或法、例不准确，则所作“判断”也就决不可能正确。
明、清律和唐律比，在“同僚犯公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