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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之一。韩愈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诸多领域都有建树。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冠”。在文学史上，苏轼是不大轻许人的，却对韩愈推崇备至。如果我们从政治及哲学的角度来看，“道济天下之溺” 云云，韩愈确是担当不起，但如果从文学角度立论，则“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语，韩愈却是当之无愧的！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影响因素和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其高水平的散文创作，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韩愈散文，雄奇奔放，气势高亢，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
《师说》立意高远，气势雄浑，语言练达，论辩有力，充分体现了散文艺术美的生动内涵，给“时世”以石破天惊之响，送“时人”以震聋发聩之音，历来脍炙人口，传诵不衰。
一、立意美
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或者说韩愈作《师说》的缘起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表面上，《师说》在结尾作了解答：是为了嘉许李蟠“能行古道”。具体说，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作文相赠？正是李蟠以其自身求学经历很好地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促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契机的产生。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的生平经历等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师说》庄重高远的崭新立意，这种崭新的立意让人耳目一新，正义凛然。
首先，坚持走正道的人格立意。“不拘于时”之“时”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著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因而都“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不仅自己不从师学习，而且反对像韩愈这样“公然为人师”，对从师学习之人“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这种恶劣风气深恶痛绝。韩愈以道统继起者自命并身体力行，高标师道，正义凛然，充分表现了其不随波逐流、无畏无惧的崇高人格。透过《师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可以说，《师说》是一篇人格宣言。
韩愈突破了过去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受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师与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
其次，庄重而正统的儒道立意。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塑儒家道统，超越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受幼年的家庭教养以及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孔孟之道的捍卫者、继承者自居。在《与孟简尚书书》中，他真诚地誓愿要“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著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韩愈认为，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之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中坚自然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之前范，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这足见作者用意之所在。而“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并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经典著作。“惑”是指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值得称道了。《师说》真可谓微言大义。
二、气势美
《师说》是一篇典范的“说”体文。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在《韩愈志》中说：“寥寥短章，老健简明，愤激而出以诙诡，感慨而杂之萧闲，命意最旷而逸，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如果将钱先生的话用来注《师说》，则也显得公允中肯，《师说》确是一篇情激理切、气势浩瀚的美文，具有特别能感染人的气势美。
首先，文章开篇就以“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振起全篇，理强气直，意高辞严，铿锵有力，而毫无遮掩之态，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起到了先声夺人、不容置疑的效果。这种借古立论的方法为全文定下了庄重而高远的基调，立片言而居其要，缘“师”而发，明确指出“师”的职能是“传道受业解惑”。一步一进，气势磅礴，发前人之所未发，突破了时人的认识局限，也是对尊“家法”而鄙从师世风的迎头痛击。接下来紧承“解惑”推论出无师则“惑不解”，这里语语庄重，句句明旨。
行文至此，作者笔锋突转，似银河落水，飞流真下，毫无顾忌、斩钉截铁地以庄谐兼备之法进行了三层对比，特别是紧扣“古今”、“长幼”、“贵贱”、“小大”等互为相对的可比点进行了讽谕式的对比，抨击了“今愚”者的耻师行径。文章的谐趣益见彰明，却又谐而不谑，以三种不同的语调，即先疑问、后肯定、再感叹，引出三层对比的结语不但发人深省，一唱三叹，整饬庄重，而且感情色彩浓烈，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对耻师者的鄙夷和蔑视！
庄谐并举的反面论证之后，正面举出从师的范例，言圣人无常师，理之确确，据之凿凿，庄中寓谐，以谐显庄，虽然对圣人的言行采用谐趣法处之，但导出的是“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正所谓水到渠成，令人豁然醒悟。
而最后一节在纵横前后的“正题”发挥之后，忽然转到“李氏子蟠”身上来，突入轻松情怡的气氛中，让人顿生“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营造了张弛有致、“语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联系全文，我们却又深知这一节并非是“闲笔”，恰恰是其道出了韩愈作文的目的，且与开篇之“古之学者”之论遥相呼应。
《师说》庄谐并用，情理交融，笔端处处流露锋芒，嘻笑怒骂，批驳讽刺，谐趣横生。文中的情与作者的浩然之气所产生的正义力量是一致的，情随气生，气助情发，情与理合，从而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抑的冲动，不枝不蔓，纵横淋漓，字字有力，汹涌不绝。这种意、情、气、理的合一，使文章虽云短制，却可敌长篇，显得内容丰富，既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也具有了浑浩流转的宏盛气势。
三、语言美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其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不仅具有积极彰显的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而且“闳中肆外”，气盛言宜，变化百出，充分表现了散体古文的语言艺术美。
首先，“文以明道”，言之有物。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
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韩、柳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像先秦两汉散文那样言之有物，杜绝空谈，要阐发孔孟之道；反对六朝以来单纯追求形式美、内容贫乏的骈骊文章；语言要新颖别致。对那些“言之有物”的古文也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词”、“言贵创新，词必己出”、“唯陈言之务去”。
其次，“不平则鸣”，文以生情。韩愈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重要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以《师说》论，作者将浓郁的情感注入字里行间，强化了语言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真正的文学境地。《师说》有著强烈的感情，是 “不平则鸣”的产物。作者怀著对耻师者的鄙视和嘲弄，对自己躬行师道、扶掖后生的欣慰和自得，或委婉而叹，或直抒胸臆。文中的情与理交融，感叹句和问句的巧妙穿插，都给人以情的流溢与理昭意明之感。
其三，“言贵创新”，文笔生动。文笔上，整篇文章从虚到实，又从实到虚，有破有立，虚实结合。谈理论，却又不是空发议论；举事实，也不是简单的现象罗列。“其皆出于此乎”“惑矣”“吾未见其明也”“其可怪也欤”，情感逐层递进，言辞愈来愈激烈。文意所致，杂以“嗟乎”、“呜乎”等叹语，短促而有力，加之“也……矣”的复唱，气势连贯，雄健明快。像这样灵活变化又情理气交融的语言，《师说》中不乏其例。句式上，全文整齐的排偶句和灵活的散句交错运用，配合自然，使语言奇偶互现，错落有致，气势雄壮，在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上建立了新的论说文的美学规范和秩序。修辞上，《师说》的引用或直接或间接，都显得自然妥帖，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师说》有时还采用摹拟之法以产生更强烈的讽刺力量。如“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摹拟士大夫语气维妙维肖又不露痕迹。《师说》中的顶真也是随势而生，毫不雕琢，如盐撒水，有味而不见痕迹。顶真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势，使论述的内容更为鲜明，而且能产生特殊的语言韵味，让人们咀嚼回想。
四、思理美
《师说》不仅立意高远，气势通畅，行文自然，语言生动，而且慧心独运，逻辑严密，表现出高度的思理美，使全文能启人心智，产生了很强的思辩艺术感染力。
文章第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开门见山，干脆利落地直入本题，同时蕴含著“今之学者更不可无师” 之意。“学者必有师”是一个必然判断，一个“必”字似有千钧之力，表明韩愈对“有师”的观点非常明确，态度十分肯定。如果将“必”字改为“皆”字，变成实然判断，则会精神全失。为进一步立论，使问题讨论集中而不会发生歧义，作者又对“学者必有师”这个判断中的重点概念“师”作了解释和限定：“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个定义式判断，本质地概括了“师”的职能和作用，使“学者必有师”这一论点更加鲜明。
论点明确后，则紧扣论点，逐层展开论证。“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这个反问句，不仅使文章显得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人既然不可能“生而知之”，那就一定有“惑”，有“惑”则须有“师”来解惑。如果“惑而不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不仅明确地肯定了从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包含著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其推理形式是：1. 如果闻道先乎吾，吾就从而师之（大前提省略）；2.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小前提并列）；3. 所以，吾从而师之。这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说明“吾师道”是不管他们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的，很自然地推导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从而一扫那种“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狭隘观点，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处理，不仅扩大了 “师”这一概念的外延，而且丰富了“必有师”的内涵。
韩愈对“学者必有师”，从正面侃侃而谈，层层递进。对社会上“耻学于师”的流俗，又压制不住满腔的怒火，连声三叹：“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此时文章由正面论证转入反面论证。作者就社会上耻于从师的几种怪现象与乐于从师的典型事例进行对比论证。“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是以古今时代作纵的对比；子择师与自身不从师，是在士大夫之族内部作横的对比；“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是以外部社会上的不同对象作横的对比。通过纵横对比论证，正确者愈见正确，错误者愈见错误，褒贬之间，情景鲜明。“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其理由是什么呢？原来是“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对于这种谬论，作者叹息之余，毫不留情地用直接反驳法予以痛击。
综上所述，《师说》反映了现实社会斗争的需要，严正驳斥了愚蠢的诽谤者，作“郁于中而发于外”的不平之鸣，表现了韩愈作为崇儒复古旗手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道统，抵制由魏晋以来制度、佛教影响等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巨大努力。《师说》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一篇庄严宣言，其本身也充分实践了韩愈关于古文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其艺术美的特征因子滋养惠泽了一代又一代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