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夫.巴蒂斯:谁知道“北漂”？

2001年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海淀区这个我国高新科技发展的特殊社区，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是从北京高校毕业后，没有去所分配的外地而在北京找到工作，有的人则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离开最初的工作单位而前来北京寻得岗位。尽管他们实现了就业，但是，从就业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这种视角来看，他们仍然属于“漂”的一族。

近来出现的“北漂一族”一词，在特定的意义上，是指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迁移”应是“漂”的第一层含义），在北京生活但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他们或已经有职业，或正在寻找发展机遇（“未扎根”应是“漂”的第二层含义）。这些人几乎都是青年人，多数人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
参考资料：http://www.wsjk.com.cn/gb/paper20/38/class002000003/hwz196388.htm

2001年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海淀区这个我国高新科技发展的特殊社区，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生在“打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是从北京高校毕业后，没有去所分配的外地而在北京找到工作，有的人则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离开最初的工作单位而前来北京寻得岗位。尽管他们实现了就业，但是，从就业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这种视角来看，他们仍然属于“漂”的一族。

近来出现的“北漂一族”一词，在特定的意义上，是指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迁移”应是“漂”的第一层含义），在北京生活但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他们或已经有职业，或正在寻找发展机遇（“未扎根”应是“漂”的第二层含义）。这些人几乎都是青年人，多数人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

自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我国实行户籍制度以来，进京工作的人必须是由组织或单位调入，个人与其户口是配套的。户口仿佛是一个最重要社会资源的集装箱，如非农身份、工作单位、住房医疗、粮油供应等等都与城市户口捆在一起。

改革开放以后，户籍所在地与个人工作地相分离的现象逐渐增多。在北京，这种情形更多地出现在一些文化、文艺单位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文艺演出团体等。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加速和深入，所谓的“北漂一族”更加引人注目，并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如他们分布在演艺圈、IT产业、文学界、考试群体（自考、考研、考G）等等方面。究竟这种群体共有多少人，很难得出准确数字。据有人统计，演艺圈的“北漂一族”在1992年约有2万人，到目前已达到30万人。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可以说，“北漂一族”的形成及规模的逐渐扩大，是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当今青年主体的特征与北京具有的优势这几个方面共同作用下的一种产物。

后单位制时代：

自主择业高潮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青年和广大社会成员一样，没有自主选择职业的充分可能。当时所谓的“参加工作”，完全是由组织上安排的。一个人自参加工作之日起直至退休，很少可能在工作单位或工作类型上进行调换，更不用说根据个人的意愿、兴趣爱好来选择单位或岗位。因此，工作、收入、医疗、住房、孩子入托、自身养老等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完全靠工作单位加以解决。于是，工作单位在功能上完全成为了一个小型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单位制”。它成为把广大社会成员组织进国家设立的各种制度之中，以及从多个方面进行社会资源配置与分配的中介。因此，单位化成其为那一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之一，单位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单位制从具体社会体制环境的角度，为说明改革之前社会结构体系较为封闭、社会成员发展模式较为单一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

“择业”为当今人们越来越亲身体验到的社会现实，完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现象。青年人根据自己的个人需要、主观兴趣、素质条件等并发挥一定的能动性去进行求职、择业的可能性从无到有，不仅如此，选择职业的机会还在不断地增多。随着我国在就业、用人、医疗、住房、养老等制度方面改革的日益深入，许多原来由工作单位履行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渐地社会化，这无疑更加扩大了单位用人的开放性与灵活性，而且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国家就业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使适龄者的就业，完全以市场选择为根本取向，以自主就业为主导模式，以素质能力为竞争之本，并且将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时，充分考虑这种就业机制方面根本性的“换代”现象。这就是说，在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就业的自主性将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择业。

新生代：

心态与行动取向的多元化

被称为新生代的当今青年一代，由于出生、成长在崭新的时空条件下，他们身上表现出了诸多与前几代人极其不同的新质，如强烈的关注自我的意识、实现潜能的动机、彰显个性的需要，而置身于一个创业机遇最多的时代中，使他们似乎产生了太多的成就焦虑。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念最重要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从重理想向重现实的方向发展，从重义务向重利益的方向演变，从重集体向重个体的方向转化的话，那么，近来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在价值观念及其所影响的择业心态上呈现出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在择业目标上，更关注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开发自己的潜能。当今青年在择业考虑时，职业能否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为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机会，这一条件被放在首位。“北漂一族”身上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们身上更多地是寻求发展的意向而不是解决温饱的初衷，他们已不再处于将就业仅仅当做谋生手段的层次，自我实现这种高层次的需要正在逐渐被他们所意识到，并成为支配行动的首要动因。

第二，择业决策上的自主意识、求职过程中的能动意识逐渐凸显。与其他人生决策一样，大多数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自己做主，换言之，他们择业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第三，在就业机构选择方面，单位意识或“皇粮”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淡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世俗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生存与发展机遇的增多，使青年在考虑就业问题时，少了许多前辈身上那种向往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心理。

第四，随着“铁饭碗”意识的淡化，职业风险意识正在提高。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过去曾受到高度重视的“职业稳定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在较不重要的地位上，常被排序在“职业所能提供的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职业所能带来的高收入”这两个因素之后。

第五，职业流动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在当今青年看来，“跳槽”并非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是选择机会增多和发展机会扩大的一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青年职业流动率的大大提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有其特定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新经济发展的重镇，北京能够为许多青年实现梦想提供机遇与平台。于是，一些不仅有着较强的独立意识、一技之长和适应能力，而且勇于直面择业、就业风险性的青年，进入了“北漂一族”的行列。他们往往不仅是一些“传统”职业的革新者，更是一些新兴职业的开拓者。

突破户籍“瓶颈”：

创业者“流”而不“漂”

社会学有一个重要概念叫“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变动情况。在现实中，不论是同一层面上的“水平流动”，还是不同层面上的“上下流动”，都可能表现为首先经由地域层面的流动来达成社会层面的流动。社会流动率的增加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表征。

如果说“北京梦寻”是青年人的一种情结，“北漂”成为了一部分青年的实际行动，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第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结构上的封闭性、同质性、单一性，因而缺少流动、缺少活力，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则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一个具体表现就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行业类型及其相关的职业类型都会不断增加。

第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维持一种活力社会、复杂社会的有效运行，社会价值观念必然表现出多元化特征，从而导致人们在从业方式上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及在生活方式上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加大，社会发展产生了更多的主体需求，加之各项社会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户口政策的放开，“流”（即社会流动）的速度与范围正在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广。

这种态势已经向原有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阻碍城市之间人才资源合理交换——这个当前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瓶颈”问题之一提出了严重挑战。

随着近期全国一些地方不断涌现的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与举措，北京这个曾是全国范围内户口最珍贵的城市，已经在不久前做出规定：用人单位招聘时，不用再加上“应聘人员必须具有北京户口”这句话。这意味着北京的大门将对一切人才敞开。

应该承认，在决定所有从外地到北京创业的人是“漂”还是“流”这个问题上，户口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与完善，无疑将有利于从体制背景上消除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区分，使每个人在自由选择的居住地能够公正地获得平等参与竞争、寻求发展的机会。

我们正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最初用“北漂一族”这个词来描绘到京创业却没有取得北京“绿卡”的人们时多少带有“非常态现象”意味的话，那么，在户口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之后，人们到北京寻求发展或进行创业，将会被看做属于一种社会常态现象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