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阅古楼观景客栈:格物致知的始作俑者是谁?

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王夫之的“格物致知”
朱熹对格物致知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朱熹专门写了一篇《补〈大学〉格物致知传》，提出了一个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论纲要。其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按照朱熹的这个解释，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即物穷理以致吾心固有之知。他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认为人本来有知，天下之物都有一个理，这样说来人“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是因为他没有穷尽理。
王夫之把前人所讲的格物致知分解为二:格物是从事物、经验中求得道理,即归纳法；致知是思辨推理的方法,即演绎法。而且，他认为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割裂的,“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
王夫之也接触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他一反程朱、陆王关于“格物致知”的谬论，把“格物”、“致知”作为人的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在“格物”阶段，“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即以耳目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为主，而以“心官”思维为辅；到“致知”阶段，则“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即以“心官”思维为主，而以耳目等感官活动为辅。但这两个阶段又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心官”思维要以耳目学问所得来的感性材料为依据，使“心官”思维有所遵循。如果离开“格物”去“致知”，就会“荡志以入邪”，即陷入空想，走上邪路；相反，如果只是“格物”而不“致知”，那也会“玩物以丧志”（《尚书引义·说命中二》），即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王夫之十分重视“心官”的思维作用，认为“天下之物无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只有通过“致知”，才能“不复拘于量”（《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即可以从个别中把握一般，从“有涯”中把握“无涯。

王阳明

"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始作俑者

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

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古时陪同死人下葬的木偶或土偶）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始作俑者”《中华成语大辞典》的解释为：“最初制作俑来殉葬的人，比喻恶劣风气的创始者。”

根据孔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后人将“始作俑者”引为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项坏事的人或某种恶劣风气的创始人。

格物致知这个成语家喻户晓，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对古代科学发展从思想上有所影响，其基本意思是说：考察事物，获得知识。

这一词语最早见于先秦经典《礼记·大学》，是该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话，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在儒家学说中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格”、“物”在古代用法均很广泛，这一段话，在孔子时代大概并不难解，孔氏本人未做解释，孔门弟子对格物致知含义亦未阐发，这导致后人在理解格物致知含义时出现很多歧义，每个人都想依据自己的哲学倾向对之做出合乎己意的解释，这就使得在此问题上，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

由此，我们今天倘要明白格物致知原意，就要把它放在产生《礼记·大学》的时代，参考儒家其他经典，尤其是孔子的认识论思想，综合加以考察。据后人的研究，《礼记·大学》主要表述了孔子及其弟子曾子之意，而孔子在当时即以博物著称，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自然与其治学方式有关。在另一儒家经典《中庸》中，孔子的孙子子思指出了儒家所主张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叫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之所以博学，其治学方式不能有异于此。由此，《中庸》的强调可以看做是对格物致知学说的注解。即通过广泛学习，细致研究某事某物，并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去实践体会，就可以获得真知。所以，格物致知强调的是通过对事物的考察、检验或穷究，来获取正确认识，这可以认为是其本来的含义。

这一理解与古文献并不相悖。古代“格”字用法很广，其中有训为“量度”的。《文选》载鲍照《芜城赋》：“格高五岳”。李善注引《苍颉篇》：“格，量度也”。也有训为“正”或“检”的，《尚书·周书·冏命》：“……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孔氏传曰：“弹正过误，检其非妄之心”。这些用法均可转义为“考究”、“考察”或“检验”。由此，《辞海》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这一解释不为离谱。

汉儒郑玄注解说：“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一注解有两点不可取：其一，它缩小了“知”的范围，认为“知”仅限于“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而在《大学》中，没有这样的限制；其二，它颠倒了“格物”与“致知”的因果关系，认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无独有偶，这样的观点也得到后人响应，例如宋代杨时即曾强调说：“致知必先于格物”。

宋代是谈论格物致知比较多的朝代。一代名儒司马光，曾专门作《致知在格物论》，畅述己意。他首先指出：“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解释格物致知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他批评郑玄说：“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司马光强调要抵御物质生活的引诱，认为这样可以保持一个人的高风亮节，不为物欲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此说当然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但亦未必合乎古人原意。他与郑玄一样，在此问题上都“师心自用”了。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朱熹认为，《大学》一书缺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他补上了这一章。朱熹增补的内容是：要获得知识，必须考察事物，以求认识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进一步努力，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经过长期努力，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这就是认识的顶点。

朱熹所说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会事物，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认识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认为，我心中固有良知，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就是格物。

在格物致知学说上对后人影响较大的是宋明理学，其中主要可分为两派，程（颢、颐）朱（熹）一派和陆（九渊）王（阳明）一派。程朱等人释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章句·补传》）这里的“即物穷理”，是要求人们运用已知的知识，深思客观事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朱熹说：“《大学》设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为知之至也”。（《大学章句·补传》）显然，朱熹所追求的是通过“即物”，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贯通，而不是对客观事物具体内涵、特征的掌握。

王阳明实践过朱熹这套方法，他坐在自己窗前“格”院子里的竹子，冥思苦想七昼夜，仍然不得要领，人也累病了。他不去反思自己格物方法的不当，反而走得更远，连物也不格了。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若鄙心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显然，他所说的“致知格物”，不是要通过研究客观事物获得知识，而是要把“心”的“良知”和“天理”强加到事物上去，使事物与“心”、“良知”、“天理”相符合。这样的“格物致知”，不会促进科学发展。

宋明理学对“格物致知”的发挥，在后世也有人表示反对。例如颜元就公开批评朱熹说：“朱门一派，口里道是即物穷理，心里见得，日间做得，却只是读、讲、论……其实莫道不曾穷理，并物亦不能即，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那曾去格物”。（《习斋记余·阅张氏王学质疑评》）颜元主张格物要亲自动手，实地去做，不能离物而空洞地“穷理”。这样的格物致知，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因为格物致知学说具有研究客观事物以获取知识的含义，一些重视研究自然的有识之士也借用这一口号，赋予它新的内涵，用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王夫之即曾这样说过：“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王夫之所提到的“质测之学”，是方以智的创举，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以实证方法研究自然现象。王夫之认为只有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这赋予格物致知学说以崭新含义，标志着这一术语已经进入自然科学范围。

随着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人研究自然现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这时人们谈论格物致知，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研究自然以获取知识。古老的格物致知学说获得了新生，成了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清末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有些径以“格致”名之。格致一词成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在这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他所说的格致，就是指的这些自然科学。在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技术合流过程中，格物致知学说以独特方法参与并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在科学技术史上取得了一席永久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