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照可以去香港吗:"宋江招安"是什么故事？

宋江招安的故事

宋江率兵回梁山，请公孙胜主持罗天大醮，天降火块入正南地下，深掘出一石碣，上写蝌蚪文，何道士识得译出，乃是梁山一百零八将座次表，宋江为首，声威远震。朝廷见梁山势力越来越大，便命童贯率十万大军征剿梁山，却被梁山好汉杀得连连大败，逃回东京。高俅奉旨再次出征，不仅全军覆没，而且连自己也被生擒。但宋江早有被招安之意，放了高俅。

宋江为求朝廷招安，往东京观灯，并乞宋徽宗宠爱的妓女李师师帮助。朝廷派太尉宿元景招安梁山众好汉。宋江等受招安入朝廷后，备受高俅、蔡京等人排挤。那时正好碰上辽兵犯界，于是派宋江、卢俊义为破辽正、副先锋，率梁山旧部征辽。宋江等攻蓟州，度益津关，夺独鹿山，战幽州，围燕京，迫使辽国纳表投降。回师不久，又闻河北田虎作乱，宋江等又请命剿田虎。宋江与卢俊义分兵进发，连连夺下被田虎占领的泽州、益州、壶关等地，公孙胜破法收伏乔道清、马灵，张青收琼英，最后战胜并威擒田虎。平定田虎后，毫州太守侯蒙举荐，朝廷派宋江、卢俊义为平西正、副先锋，讨伐淮西王庆。宋江等水攻坚城，兵定纪山，朱武大破“六花阵”，乔道清兴雾力取西京，宋江派“九宫八卦”阵大败金剑先生李助，王庆遁逃，渡江被擒。

回京后，宋江封“皇城使”，卢俊义封“团练使”，众兄弟封“正将军”、“偏将军”。接着宋江等又奉诏讨方腊。出征前，金大坚、乐和等四人被调走。取润州，战宣州、毗陵，曹正等丧命，李俊觉醒萌退志，在太湖小结义。兵至杭州，张顺、徐宁、张清、董平等先后死于非命。待到平定方腊后死伤极大，仅余宋江等三十六人。在回师途中，鲁智深坐化，武松残废后，入寺为僧，林冲、杨志、杨雄、时迁病死，燕青、李俊、童威、童犯全身隐退，仅剩二十七人，入京时又辞去四人。

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至朝廷封赏，仍遭逼迫，戴宗、阮小七、李应、柴进、杜兴、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又相继辞官归隐。不久，宋江、卢俊义等即被奸臣毒害。宋江恐李逵再叛朝廷，坏了他声名，亦将其毒死。吴用、花荣闻讯极悲，在蓼儿洼哭祭宋江等人后，双双自缢而亡。一场轰轰隆隆的水浒英雄事业，仅因宋江一念之错，除李俊等十余人隐逃外，俱遭惨死。

谈宋江招安的故事
——一种政治文化的解读

曾经有句俗语：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意思是说水浒里尽是一些“强盗”、“盲流”的事迹，小孩子看了要学坏；三国里充满了政治斗争中的尔虞我诈，老人看了，心事重重 ，以为周围的人都在算计他，不利于身心健康。这当然是戏言，但是我敢说水浒肯定是四大名著里最不受青少年欢迎的作品。西游中的降妖除魔、三国中的军事韬略、红楼中的儿女私情刚好满足了孩子们的想象力、英雄欲、好奇心，而水浒无疑是一部最具现实性的作品，其中的意味并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琢磨透的，不够喜欢也就不足为怪（周自痕自己以前相比就最不喜欢水浒）。然而，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解读水浒呢？
这里有一段公案，与著名的金圣叹有关。大意是斯氏对水浒“大聚义”、“受招安” 、“平方腊”的情节安排很不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于是大笔一挥、自作主张，把70回以后的水浒原文砍掉，然后加上自己的批注刊行，世称“金圣叹腰斩水浒” 。对于金圣叹先生的做法，我在此不作评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毕竟看到了水浒的真正主题是梁山好汉的受招安（而不是我们后来主流所解读的“农民起义” ），“腰斩” 正是为了表达他本人对施耐安作出这种定位的强烈不满。问题的重心于是转到了施耐庵身上，因为水浒毕竟是他的作品，旁人再怎么气愤都不足为训，那么，如何理解施氏本人的用意呢？
一种理解当然还是“投降主义”。但是同样是对“投降主义”的理解，金圣叹认为这种情节安排有违梁山好汉的英雄气节，该批；古代政治家认为这有利于政治统治，是浪子回头、为国捐躯的典型，该褒；现代的革命家认为这是绝好的反面教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投降主义最终都没有好下场，该批判地宣传。但是这些理解毕竟有些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第一、第二种意见其实并无实质的不同，只不过价值取向截然相反，但是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社会对这部作品的评价；第三种理解带着革命时代的痕迹，但是有点脱离文本，从全书的行文来看，金圣叹显然是对宋江之流抱有同情，而非决然地批判或戏谑。我倾向于把施耐庵的水浒看作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认为可以通过对这一文本的分析，解读出当时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特征，或者简单说，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解读。进一步地，我的这种解读可能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我着重于对宋江为代表的梁山精英的招安心理的解读。
在此，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宋江为什么会成为梁山好汉的领袖？这是精英分析的一个前提准备。论力量，他显然不如李逵、鲁达；论军事，他不如林冲、卢俊义；论谋略，他不及吴用；论气概，他又不及晁盖……在一些定义英雄的标准上面，宋江并不出众。这就奇怪了，一个并不是大英雄的人何以领导一群英雄好汉呢？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对领导人的评价标准比较独特。我们再来看看宋江是何以出名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涉及到他的领导威信问题。他外号“及时雨”，说明他常常急人所难、乐于助人，这一点似乎也比不上柴进；他杀了阎惜婆，但没有武松那样正义凛然；他是孝义黑三郎，但这一点李逵也比得上……其实前面的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宋江与晁盖的关系。晁盖是个真英雄，所以能够在英雄里当一把手；宋江与晁盖关系密切，由晁盖举荐进入梁山的领导核心，事实上成了二把手。这说明宋江的政治机遇比较好，站队准确。况且，这个二把手的位置确实锻炼人：接触人多，便于扩大自己的影响；责任较轻，做错了事由一把手顶着，便于长出真本事；上传下达，两头讨好，坐收渔利。简单的说：普通的才干、良好的机遇、优异的人际关系是在中国坐领导人的一般标准。再进一步观察，梁山的领导者们最后其实都不是是一般意义上的“草寇”，他们更是官场失意、仕途受挫的人，一句话，是受了当局政治迫害的人。正是这些人走投无路，“明珠暗投”，才真正发展壮大了梁山（想想宋万时期的梁山吧，那是多么渺小）。这说明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功根本离不开精英，一个平民可以发动一场起义，但是，如果没有精英的支持或领导，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组织与运作需要特殊的经验与知识，这种知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存在于传统之中，通过言传身教才能流传，不是简单的理性思辨所能领会，它是一种实践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一个平民除非天才，否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具有这种知识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政治世家的存在，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农民最终往往享受不到革命成功的真正果实的原因所在。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宋江为什么一心想着要接受招安？他的这种“招安情节”寓示着一个怎样的政治理念？这里面需要分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宋江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其二，他如何看待这个政府当局以及整个政治体制？
在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宋江自己并没有对梁山好汉的行为作出一个积极而正面的评价。他的口号是“替天行道”，多少有点在掩饰，为什么不来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抒胸臆呢（李逵他们不是多次叫嚷要坐坐皇帝的位置吗？可见这个观点在梁山人物中不是没有市场，而宋江为什么一再因之严叱李逵，并就这一问题多次与吴用商议）；他是在掩饰还是根本就没玩那里去想，我相信宋江自己确实没有想过要坐皇帝，否则，他就不会对此梁山的行为定义为“不得已而为之”：他在竭力避免把自己的队伍放到与朝廷绝对对立的位置。这里我必须说明，我不认为宋江这种观点代表着梁山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这应该是梁山中精英的观点。按照精英主义的观点，在政治统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共同体中的精英，这些精英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财产、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而其他人只是配角，他们的利益、意见通常不会受到优先考虑，但是常常会受到特殊的安抚。对此，我不作进一步说明，问题又变成为什么这些梁山精英会有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密切相关。但我们先不展开来讲，留待后面一起说明。
再看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宋江严格区别朝廷与官员，他只反贪官污吏，而不反朝廷。用现代政治学的眼光来打量，实质上就是政治体制与政治当局的区别。为什么宋江不反对这个政治体制而只反对政治当局（皇帝在这里是体制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视为当局）？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王朝更替实质上都只注意到政治当局的更替，而没有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这固然可以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来靠，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来理解古代的政治理念对于体制的合法化以及体制自身的合法化方式？我在这里更关注体制化本身的作用，而理念的维持倒在其次。
问题集中到一点，其实就是为什么旧有的体制对传统精英们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哪怕是他被这个体制下的当局所迫害，他也依然要维护它。这里面需要提到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即使是政治行为等非市场行为也都遵循一种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以此来看，这个体制一定给予了传统精英很大的收益（这种收益当然也可以是非物质性）或者离开这个体制意味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主要的收益在于进入这个体制可以享有特殊的资源分配优先权，同时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占据资源分配源头的重要性，而社会结构的等级性意味着人要往高处走。这种政治预期的实现需要在具体政制安排上高度体制华。体制化不是制度化，而是集权化，因为只有集权才能维持对人员和资源的高端配置。体制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于社会的横向集权和中央对于地方的纵向集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前一种。横向集权的具体过程是通过政治组织使知识精英和社会财产不断流向国家，使社会不断“贫困化”，组织不起针对国家的“抗议”，最终在国家内部达到知识精英和社会财产的身份合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官员集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双重身份于一身。体制化的实质是以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换取对基本制度的低度认同，其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群体的深度分裂，而且严格而言只有官、民两个阶级。
主要的成本或风险在于离开这个体制意味着困境甚至是灭亡。原因也在于国家几乎控制了所有的权力因素（人和财），社会的政治职能被严重削弱，这实际上意味着离开了国家基本上组织不起像样的团体。这种情况不仅在政治领域如此，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以往的政治家离开朝廷只能隐居，商贾们要发展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国家占尽了组织优势，其他人根本无法自力更生。
更何况，这种优势通过儒家“出世”精神和“正统”观念的灌输愈不可阻挡: 只有进入朝廷才是“正统”的“出世”。就此会有源源不断的知识精英自觉进入这个体制，国家根本不用担心出现统治人才的危机。哪个如果不想按这个体制来办事，随时可以叫他走人，反正后面来进入的人多着呢！
到此，宋江等人的想法作为可以得到解释。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看看这个体制的缺陷在哪里？
首先，这个体制的维持并不需要绝对的物质富足，而只要足以支持整个体制运转就行。因此，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反正生产的职能主要在于供给政府。所以，这个体制下一直没有一种激越的生产热情，相反，沉迷于体验享有的过程。
其次，不断的横向集权导致社会职能严重单一，主要被限定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这就可以解释我们的农民为什么总是要等到没有饭吃了才懂得反抗，因为在他的日常生活里基本没有政治训练或实践，他们只懂得生产。在这样的社会里永远只满足于权术，而不思考政治的哲学问题。
第三、这种国家的高度体制化所能维持的仅仅是一种单一的合法性，他实际上把所有的合法化负担都转向了国家内部（而没有消弭），增加了国家的政治风险。而前面那种主要依靠分配优先等“一荣皆荣”式手段而进行政治教化只会助长一种政治“搭便车”的意识，表示上的一团和气实质里是矛盾的不断积聚，一旦危机爆发，就不足以承担政治危机中的忠诚考验，“树倒猢狲散”便成了常例。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依然流行的“创业难，守业更难”的政治格言。

如何看待宋江接受“招安”的问题？

1、宋江接受招安有历史根据，并非是作者凭空创造。
在《水浒传》第32回，说到招安起初是武松先提出的，宋江表示同意。历史上关于招安的记载是有其事，但不过100字左右，而小说有相当的发挥，情节也写得很具体。 ?
? 2、宋人话本和民间宋江故事，已有招安的描写。
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招安的记载，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宋江等人招安的内容。
3、对宋江接受招安的看法？
这与宋江矛盾的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是仗义英雄，义军首领，一方面又想报效朝廷，忠君安民。但宋江想招安是一贯的，不像武松虽然开始由他提出的，但宋江提出要招安时，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而宋江执意招安以报效朝廷，死而后已。

关于《水浒传》第39回，宋江题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我认为这是他醉酒后信手而题，并不代表宋江的真实思想。

四、关于“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之说。
这是湖北大学一位学者提出来的。
1、从版本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小说创作的实际。
2、关键是应该如何看待金圣叹对宋江形象的增、删、改。
金圣叹把《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回，期间对原文作了大量的改动，包括对小说的增、删、改，应该说他对《水浒传》的传播有功，也有过。
宋江是《水浒传》里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多少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痛恨宋江，批判宋江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江是《水浒传》中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留有很大空间任后人评说的人物。
不过，无论你是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说他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动机不纯的义军首领，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还是具有革命者气质的农民领袖，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异常成功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