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开业策划活动方案:如何理解打土豪 分田地??????

是社会力量对清末至民国时代土地高度集中的一种反动；是现执政党最初获得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现在已丧失了任何意义，进而已经成了我们品评历史功过之时，可以提供多角度思考的典型事例。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早饭后首先到达文家市，击溃了文家市团防局清乡队，砸烂团防局牢房，救出了陈盛龙等一批革命同志。随后，一团也进入了文家市。下午，攻打浏阳没有成功而被敌人打散了的二团战士，由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和六连连长熊坤带领也赶到文家市集合。一、二、三团的所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

其中，“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据解说员说，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紧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为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革命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支军队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有人分析认为，除去毛泽东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对此，毛泽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毛泽东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因此，也决不会有像毛泽东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早饭后首先到达文家市，击溃了文家市团防局清乡队，砸烂团防局牢房，救出了陈盛龙等一批革命同志。随后，一团也进入了文家市。下午，攻打浏阳没有成功而被敌人打散了的二团战士，由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和六连连长熊坤带领也赶到文家市集合。一、二、三团的所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

其中，“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据解说员说，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紧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为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革命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支军队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有人分析认为，除去毛泽东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对此，毛泽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毛泽东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因此，也决不会有像毛泽东这样的评价！

毛泽东采取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等口号和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积聚实力，最后在适当时机再与蒋介石决战。
1928年5月，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这集中表现在：红军主力由两个团扩大到四个团；红色区域的范围，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的一部分，并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和政府的组织，根据地成立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工农兵政府；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