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仙—北冕座长城:张伯行是何许人

清官张伯行

张新春
摘要：
张伯行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其为人、为官、为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关键词：清官 张伯行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康熙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至苏州；接受众臣拜见时，康熙评价时任江苏按察使的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这让和众臣一起在下俯首的张伯行很是有些不自然。皇帝即出此言，必是对张伯行的行为有所掌握。康熙接下来又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清史稿·张伯行》）
康熙命督抚们举荐贤能官，大家提了很多人，唯独没有人提张伯行。这反证了康熙给张伯行所下定义的正确性。“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高阳《清官册》）这种观点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识。张伯行也许是知道举荐活动的结果的；如果那样，那他就不仅是不自然了，而是有点难堪了——清官总会遇到一些难堪。也许张伯行会自问我怎么就得罪（作按察使得罪人是正常的）了阿山总督他们了？难堪归难堪，我清廉我怕谁？大不了不干了、不升了，“怕”我就不是清官了。二十五日，康熙到了苏州府松江县。康熙召见张伯行，“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清史稿·张伯行》）此乃用人之道，别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皇上递了动静，咱清官一定会肝脑涂地地“清”下去的。之后，康熙向吏部官员推荐张伯行，“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八册）问大学士、督抚们以为如何？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敢有异词，况且人家张伯行也确实行啊。接了康熙所赐“廉惠宣猷”榜，张伯行走马上任福建巡抚去了。宣猷意即作则，谓张伯行是清廉仁惠的榜样。

张伯行是河南仪封（就是因焦裕禄而扬名天下的今河南兰考县）人，生于顺治八年（1651年）。七岁那年，父亲对张伯行说，“宋朝周、张、（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传也，他日务读其书。”兰考地方在焦裕禄作县委书记时就那样穷，三百多年前的仪封会怎样是可想而知的；但张伯行家是个富人家，其父亦是熟读孔孟之人。六年间，张伯行读了周张读程朱、读了《四书》读《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以县学廪生（以最好的成绩取得公费资助驻县读书的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参加会试、殿试，获得三甲第八十名“同进士出身”，时张伯行已三十五岁。经考核，张伯行被授为内阁中书，后又改授为中书科（隶属内阁）中书（职责主要是缮写文书）。康熙三十四年，父亲去世，张伯行离职回乡为父守孝。守孝期间，张伯行自建请见书院、设义学，讲孔孟之儒道、讲宋明之理学，“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张伯行上承儒理、自成一体的主张是“敬”，惟“敬”是理、惟“敬”是道。这种思想是束缚人的。生逢盛世，讲儒、讲道、讲理、讲敬是合时宜的，也是必要的，都“蛮不讲理”怎么行。张伯行思想即成，其后为官一方即建书院一处，兜售不缀；后来雍正谓其为“礼乐名臣”，并赐榜一方。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危急时刻，正“丁忧”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组织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使损失降到了最低。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办法，而在于张伯行的责任意识和组织能力（以张伯行的威望，其组织的成功是可能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欣赏张伯行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张伯行组织抗洪抢险的事迹传到正在黄河视察水患的中央大员、河道总督张鹏翮的耳朵里，张鹏翮的眼睛一亮……张鹏翮向康熙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当然不仅因为其懂得用沙土袋堵决口）。一向重视黄河治理、亟需治河人才的康熙当然不能放过张伯行，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内阁中书科中书）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大堤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水利工程。奔波三年，张伯行圆满地交了差——不止用沙土袋，且积累了一定的治河经验。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今山东济宁市）。放下河工，张伯行风尘仆仆地进京陛见皇上。这一拨官员的陛见由吏部文选清吏司（吏部首司，负责文官的品级考定、选补升调等）的陈处长负责安排；轮到张伯行，陈处长很直白地向其索要一份“厚礼”（一般京官开口都很大。道员的年俸也就100两多一点银子，按照今天的“行情”，估计陈处长最低开口要了张伯行两三年的俸禄），张伯行的反映是“怒目而视”。有索的没应的，张伯行不是没钱，张伯行是鄙视这种人，这德行怎么当的京官。银子是没送，张伯行自然也就没有如期陛见到皇上。皇上一看手头的名单，就差张伯行了，这人呢？皇上一过问，那陈处长才派人通知张伯行过来；陈处长一定如此这般地编了些原因。见了皇上，依张伯行的品行，估计也没说陈处长什么，而此时张伯行已在京糗了两个多月。可也是啊，两个多月，耽误多少事，多花多少差旅费（就算住20元一宿的客栈、顿顿炸酱面）。同去的山东济东道如陈处长所索，献了厚礼、见了皇上，便早早打道回府了；以后有事找到陈处长也好办哪，大不了再带上一份更厚的厚礼呗。
到任济宁，即赶上灾荒年，以道府之力不能尽救民众于饥寒，张伯行便倾其家资（可见其家富）买米制衣、以为赈济。根据康熙诣旨，济宁道要负责汶上、阳谷二县的赈灾，张伯行毅然开仓放粮。仓（皇）粮不是随便可放的，这张伯行不会不知道，但事不宜迟，来不及请示（请示怕也不一定批准）汇报（可能还没来得及汇报）了。这边布政使的怪罪下来了，责其“专擅”（如果真出了问题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并言要弹劾张伯行。张伯行以理据争，“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清史稿·张伯行》）我既不想“邀誉”也没“肥己”。“专擅”（越级行动）也是有限度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分寸，在当时尤其要深刻领会为皇的根本意图。听了张伯行所言，布政使没再说什么；也是啊，如果“视仓谷为重、民命为轻，一任鹄面鸠行，辗转沟壑”，出现那哀鸿遍野的情形，皇上怪罪下来，布政使恐也难再做下去了。在济宁，张伯行还没有离开河，以治河为己任，治黄河、治运河均颇有成效，且写成《居济（宁）一得》一书。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康熙第五次南巡，见济宁一段运河河道畅通，特召见张伯行，赞其治河有方而有功，亲书“布泽安流”榜相赐。赈灾、治河，张伯行仍不忘办义学，还是自费，建了清源书院、夏镇书院。
为官敢为、会为，自得皇帝信任、民众爱戴。张伯行越来越为康熙所关注、重用。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张伯行被调任为江苏按察使，从此跻身高官行列。到任按察使，高官是高官，但还有更高的，就是总督、巡抚，次高的还有学政、布政使。按惯例新任官吏是要给上级表示表示的，按察使对总督、巡抚，按当时价码大概要破费4000两左右的银子，而按察使的年薪就130两银子（雍正以后才有养廉银，按察使为年8000两），一下子送出30多年的收入，不贪不捞怎么行！张伯行横下一条心，谁爱送谁送反正我不送（据说其家田产“跨三、四州县”），不惯他那毛病，“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就是嘛，不想贪捞，拿什么送？也别怪人家总督、巡抚不举荐自己了，说不定还在那切齿呢：那可是2000两（平均分吧）银子啊，十多年的收入啊（总督、巡抚的年薪为180两银子）！银子没送，送些茧纳扇帕以示纪念吧，据说总督、巡抚都没收。尽管如此，十个月后，张伯行还是被康熙亲自举荐为福建巡抚（这江苏按察使张伯行怕也难做下去了，督抚们要不事事掣肘那才怪了呢）。清官生在康熙朝真好！知我者皇上也——张伯行一定是满怀这样的感慨踏上了远去福建的国道的。

在福建巡抚两年半，张伯行为民做了四件大好事，一件是请免税赋，时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闹灾荒，生计尚难，何谈税赋，张伯行上疏请免，得准；一件是调剂粮食，福建人多山多田少，自产粮食不足用，粮价很贵，张伯行一面组织人到湖南、广东、江西采买粮食保证供应、平抑粮价，一面建仓存储、增强抵抗灾荒的能力；再一件是兴建义学，建鳌峰书院，继续灌疏程朱，并汇编前代文人文章成《正谊堂文集》；另一件是移风易俗，毁瘟神偶像、改祠庙为义塾，并赎尼还俗成婚，一时间“怨（女）旷（夫）得所，舆情大悦”。

康熙四十八年年底，张伯行又调回江苏，任巡抚。这回做大（巡抚为一省之长，并不归总督管，和总督一样直接对朝廷负责，况且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并不在一地办公，前者驻江宁即今南京，后者驻苏州），今非昔比了，不送不收操之在我。到任后，张伯行即定金绳铁矩《禁（止）馈送（赠）檄》发布全省：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其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
江苏六合县王知县送了一幅自画山水画到张伯行宅上，说是敬请“指教”。张伯行回来后掂量着这副“颇重”的山水画……一下子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张伯行明白了，王是有求于他。如此这般后，张伯行找来这位王知县，夸赞几句其画，“你的画我收下了。礼尚往来，我送你一幅字吧。”王知县很是高兴，表示了其还望巡抚大人今后多多“提携”的愿望后，接了字幅回去了。一路上，王知县纳闷：这副字“颇重”啊。回到家，王知县一“掂量”，也在画轴里掂量出一根金条——物回原主了；再看这副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至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金条没送出去，反让巡抚怀疑其贪，真弄巧成拙。张伯行的“一字诗”就此传开；此为《禁馈送檄》的另一个版本，一说是张伯行写在扇面上赠与诸官员而传开的。
“檄文”、“一字诗”出了，张伯行也自有表率，在江苏巡抚任上，一则府衙尽用旧物、四壁萧然，二则为官到此、一直未曾携眷，三则侍随简从、仅一十三人（在济宁时四人，在福建时二十人），四则日用俭朴、费用自理（还得有钱人做官，比如美国总统）。如此张伯行“恬然安之”，他人自当刮目。巡抚张伯行是如此清廉的，而总督噶礼则是那样“贪横”的，两位大员如同水火，无法求同存异，时有龃龉，发生在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舞弊案终于让二人间的矛盾、冲突表面化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班子内部的不团结，更本质的是这反映了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不同德行的人之间的无法调和，是清官与贪官的斗争。在皇帝大人的支持下，最终舞弊案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清官张伯行”胜了“贪官噶礼”——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个人的胜负成败来概括，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用正邪胜负的高度来定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毕竟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在苏州举行，正考官是左副都御史左必蕃，副考官是编修赵晋，同考官是知县（？）王曰俞、方名；九月，榜发，舆论顿时大哗，因为榜上有名者多盐商富贾子弟且有“不通文字”者；同时盛传副考官、同考官等交通关节、鬻卖“举人”，两江总督噶礼从中索贿受贿50万两白银……士子们忍无可忍，千余人制五路财神像抬入文庙明伦堂，意谓此番乡试“惟财是举”，又有人将贡院门口的匾额“贡院”改成“卖完”，事情越闹越大。张伯行有所掌握后，即上疏报告此事。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正考官左必蕃亦先后上疏，言今科乡试“显有情弊”。江南乡试舞弊案由此掀开，处理过程颇为复杂，历时近两年时间、经“五番”审查、较量方才得以终结。
得奏后，康熙先是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安徽巡抚梁世勋会同噶礼、张伯行在扬州会审，副考官赵晋及新中举人吴泌、程光奎（其人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对他们的互相勾结、科场作弊的行为供认不讳，并涉牵噶礼；于是噶礼便极力阻挠再审下去，同时用刑证人，而张伯行则坚持要弄个水落石出。张鹏翮与噶礼、张伯行（张鹏翮曾颇为欣赏之，如前述，正是因有张鹏翮所荐其才得以治河出名）关系都不错，想来这一回钦差好当，不想如今却陷入两头为难的境地，刚巧其子、安徽（归两江总督管辖）怀宁县知县张懋诚摊上重案有求于噶礼，张鹏翮便只好倾向于噶礼，欲结案停审。张伯行再行上疏，“督臣（噶礼）忍负皇上隆恩，擅作威福，卖官卖法，复卖举人，贪残暴横，恶贯满盈，祗缘权势赫奕，莫敢撄其锋以贾祸。仰祈敕令解任，一并发审，俾舞弊之人，失所凭借，承审之官，亦无瞻顾，庶几真情得出，国法得伸。”（胡国珍《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闻此，噶礼亦罗张伯行“七罪”疏奏。见二疏，康熙命将张伯行、噶礼一并解任，令张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再审。
听说张伯行被撤职审问，舆论又是一片大哗，不只江苏就连福建，不只苏州就连扬州，民众们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响，纷纷罢市歇业，奔走相告，意气者、直接惠得过张伯行之恩者甚至欲进京为张伯行申辩……正在扬州的张伯行，交印停职待审，民众们跪集在公馆门前，手里捧着水果、青菜、豆腐……他们了解他们的张巡抚，他们只能拿出这些，他们也只有这些，张巡抚不会嫌弃这些，张巡抚动了心要收也只会收这样的物件，他们只能以此来激励清廉，“公现任上，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职，无却子民一点心。”张巡抚动心了，张巡抚这回“无却”了，张巡抚收了，张巡抚收了一块豆腐、一束青菜。
加入一个赫寿，局面并没有扭转，在钦差尚书大人前辈面前，刚由（户部）侍郎升为漕运总督的赫寿也不好说什么，况且刚刚介入案子也无从发言。再审后，张鹏翮拿出了一个结论上奏：考官赵晋、王曰俞、方名与吴泌、程光奎交通关节，夤缘贿卖，论罪如律（后来此五人自杀的自杀、斩的斩）；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清史稿·张伯行》），又派来了户部尚书（尚书满汉各一人）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再审。
穆和伦、张廷枢三审结论仍如张鹏翮所奏。也许他们已弄清了问题所在，但又两头为难，推翻结论，拨乱反正，会让“同事”难堪，况且噶礼在官场盘根错节也确不是好惹的；不推翻结论，张伯行显是冤枉。二人甚至派人“说和”张伯行，并以噶礼“党众”、弄不好可能会危害身家相劝；张伯行给了一个“钉子”：圣明在上，我何惧焉！于是，权衡之下，穆和伦、张廷枢选择了冤枉张伯行，让你不听劝！看二位钦差的态度，张伯行只好孤注一掷了（清官就是犟），我自己进京找皇上说理去。闻此，噶礼也孤注一掷了，派杀手暗往行刺……为保护丈夫，张伯行的贤妻献出了生命。这是电视剧《跃龙门》中的故事，未可真信，一则张巡抚为官是不带家眷的；二则张巡抚已被“双规”（就算软禁吧），必有监警，行刺的风险很大，自由也一定有限，所以也谈不上离此进京。览毕二位尚书钦差的疏奏，康熙说，“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余，而性喜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这穆和伦、张廷枢会没有体会皇上的意图？
在九卿、詹事、科道四审之前，康熙召见这些人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张伯行》）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康熙真怕再弄出差头来。九卿、詹事、科道四审结论出来了：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有失大臣礼，皆夺职。差头还是出了，难道九卿、詹事、科道们也没有体会皇上的意图？还是故意有违？康熙也不是那窝囊皇帝啊；还是噶礼的威胁太大了？康熙只好亲自审了（有关嫌犯都已押解进京），是为五审：伯行留任，噶礼夺职。此时已是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康熙同时任命赫寿为两江总督；这赫寿案子没审明白，倒拣了个肥差做。该张伯行与赫寿配合了，也难。康熙五十三年，噶礼深明大义的母亲拦御驾告噶礼毒害自己（噶礼恨其母进京替张伯行求情于皇上），噶礼被凌迟处死。
得知张伯行被官复原职，在京江南人数万持香至康熙居所畅春苑谢恩。消息传到江苏福建、传到扬州苏州，民众又是奔走相告，“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了。民意多少会让清官感到安慰些。看来张伯行没白建书院、施教化啊，那紫阳书院（全国有多处同名书院）还要再增加些投入啊。

康熙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缺员，张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瑸（后成长为有名清官）和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皆清廉有为之人。但康熙偏偏以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擢任，这似乎是有意为难张伯行。康熙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一则张伯行所荐皆其原来的部下，你们上下的在一起不能让人放心；二则清官扎堆也不一定是好事。这样，张巡抚只好在赫总督和牟布政使中间挣扎了。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张伯行弹劾牟钦元藏匿海盗张令涛（曾在噶礼府上做事），应解职治罪。康熙命赫寿察审，赫寿庇护张令涛，说查无实证；复命已改任吏部尚书的张鹏翮和左副都御史阿锡鼐往审，张鹏翮奏张令涛乃良民、张伯行应夺职。康熙的安排大有问题，今日之张鹏翮已非彼日举荐张伯行治河时之张鹏翮（康熙亦曾高度评价过张鹏翮，说“天下廉吏无出其左右”者）了，已有仇口了，又到他手，断难说什么好话。康熙命张伯行自陈。对张伯行的自陈，康熙未尽满意，估计康熙已怀疑张伯行弹劾牟钦元是“有私心”的。康熙命解张伯行任。张鹏翮看皇上的态度，便落井下石，再奏张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应斩。法司所议竟如拟。张伯行怎么就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贪官祸害不浅，清官伤人至深啊！

康熙免了张伯行的罪（何罪之有），命来京；往好了想，康熙可能也怕张伯行有个三长两短，也折腾差不多了。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张伯行进了南书房，康熙知道张伯行爱读书，那咱们一起读吧。读了一个月书，张伯行又被任命为仓场侍郎，到京郊通州（今北京通县）收贮漕粮去了，已经六十四岁的张伯行准备从头做起了。收粮期间，张伯行还充了一次顺天（京城那片）乡试正考官。康熙五十五年，张伯行升任户部侍郎，又充了一次会试副考官。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张伯行有幸参加了康熙的“千叟宴”。宴会上，康熙还对千叟们“呼悠”了张伯行几句，仍让张伯行感到欣慰；张伯行比康熙大三岁，但康熙说话是金口玉言。这一年的十一月，康熙有些神秘地死去（六十九岁）。皇上换了，圣眷更隆，雍正元年，张伯行被擢升为礼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张伯行以七十五岁高龄去世，遗疏请皇上“崇正学、励直臣”，得赠太子太保，得谥“清恪”（意谓清正廉洁而能恪尽职守）。
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令将张伯行像从祀文庙。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换了七位皇帝了，张伯行仍没被忘却，张伯行九泉之下有知，会感欣慰的；其来世一定已经做了清官。张伯行儿子张师载倒是秉承了父亲的衣钵的，好学而喜研性理，爱民而长于治河，中过举人，初以父荫（清制凭父祖官品或功绩可得官）补授为户部员外郎（副司级），雍正初年出授为扬州知府，后又相继做过江苏按察使、右通政（相当于信访办副主任）、仓场侍郎、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河东河道总督，亦得赠太子太保，得谥“悫敬”（悫意诚实谨慎），仕途际遇几同其父，而更显青出于蓝胜于蓝；张伯行九泉之下有知，会更感欣慰的。

张伯行（1651—1725），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他由县学生中举，再成进士。中进士后又返乡朝夕读书不辍。数年后赴吏部再试，补授内阁中书，历任中书舍人、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上司无一人推举他，而康熙皇帝却亲自推荐他。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相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
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六且因遭大而被冲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皇上命他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
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
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直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皇上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皇上命令一律免于赔偿。
噶礼贪婪横行，张伯行与他相反。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贿赂。发榜以后，读书人议论喧哗，抬着财神进入学宫。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皇上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心中不安，也找出张伯行的所谓七条罪状上奏。皇上命二人都解职。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皇上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意见相同。皇上说：“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召九卿等说：“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
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上疏推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王宾)、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而皇上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不久，张伯行弹劾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令涛的哥哥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舱，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赶上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领。张伯行准备一追到底，当时令涛在噶礼府内任职，元隆托病逃避逮捕，案子未结却死于家中。噶礼先前弹劾伯行，曾抓住这件事作为七条罪状之一。正巧上海县百姓顾协一起诉令涛占据他的房屋，另外还有几处水寨窝藏海贼，声称令涛现在居住在钦元官署中。皇上命总督赫寿调查审理，赫寿庇护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皇上又命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调查此案，张鹏翮等奏报元隆、令涛都是良民，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皇上命复查，并让张伯行自己陈述。伯行上疏说：“元隆通贼，虽然上报已死，然而他财产丰厚，党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已领到执照。令涛是顾协一首先告发的，如果顾协一举报不实，照例应以诬陷治罪。由于钦元庇护，致使此案久悬未决。我作为地方长官，应该在事情刚刚发和时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张伯行解任之后，张鹏翮等仍以他诬陷良民，挟私报复，要求斩首。刑法部门讨论同意这一建议，而皇上却免了张伯行的罪，调他到京城来。
不久，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充当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后授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又充当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提升为礼部尚书，皇上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二年，皇上命令他到阙里崇圣祠进行祭祀活动。三年，去世，七十五岁。张伯行留下遗疏，请求推崇儒学，奖励直臣。皇上悲痛悼念他，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准许附祭于孔子庙。
张伯行刚成进士时，回家乡南郊建造了一座精制的房屋，摆上了数千卷书以供纵情观览，看到《小学》、《近思录》，以及程、朱的《语类》，说：“进入圣人的门庭在这里呀！”他曾全力找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各位大儒的书，一边诵读一边抄录，前后共七年。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又说：“君子懂得义，小人只知利。老子贪生，信佛的人怕死，烈士追求名声。这都是属于利。”在官时所招致的，都是学问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他说：“已得到皇上的保全，怎敢以私而废公呢？”所著郁困学录入《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各种书

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