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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迪蒲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
出自希腊著名悲剧 俄狄浦斯王

关于梦的反思与断想——兼论文学艺术的本质

野鹤

一

弗洛伊德不仅将梦视为被理性压抑了的欲念，而且将梦视为个人无意识的曲折隐晦的表象。所谓个人无意识，是弗洛伊德自创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就是：个人经验中那些被完全忘记了的、或有意无意地被压抑的全部内容，其中包含着存在于意识范畴之外的各种隐蔽欲念，诸如恋母情结、弑父情结、赎罪情结……等等，例如子女往往并非自觉地以父母作为择偶的标准，就是个人无意识范畴中的恋父情结或恋母情结在作怪。

也就是说，能够意识到并且能够为我们的意识所制约的欲念——即通常所谓的七情六欲——只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在它们的下面，还存在着一个巨大得多、也丰富得多的无意识范畴，它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支配着我们，常常让我们产生一些连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行为。

由于睡眠意味着意识的迟钝和松懈，所以，个人无意识也常常在我们的梦中曲折隐晦地显现出来，我们只能通过对梦的解析对它们加以认知。也就是说，我们的梦并非是或不仅仅是“日有所思”的结果，而是或更主要是个人无意识蠢蠢欲动的结果。

所以，梦也可以说就是被压抑了的欲念的表象。

二

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无意识的领域，从个人经验范畴扩展到遗传范畴。他把集体无意识定义为唯一依赖遗传、不依赖个人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心理要素。这就意味着控制我们无意识行为的不仅是个人的经验，还有父母的、家族的、民族的、人类的、灵长类的、动物界的乃至整个生命界的全部经验。它们以遗传密码的方式贮存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就是说，梦不仅是被压抑了的个人经验的表象，而且是人类的，乃至整个生命界被压抑了的经验的表象。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是因人而异的话；那么，被荣格称之为“第二精神体系”或“意识的第二层次”的集体无意识，则在所有的个体中都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人人的梦中都存在许多共同的原型。所谓原型，就是社会中的典型情境，如惊怖、饥饿、怀疑、痛苦、幸福、爱恨……等等，就像菜谱一样，尽管丰富，却也有限，而且本身并不具有色香味，全靠烹饪者的临场发挥，才形成变化无穷的的口味。也就是说，梦的原型虽丰富却也有限，而梦的五光十色和因人而异，不过是由于“临场发挥”各个不同罢了。

那么，我们所做的梦竟原来是各种原型的表象！难怪它常常是那么地扑朔迷离，曲折隐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三

荣格说：“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当一种与特定的原型相对应的情境出现时，这种原型就被激发，并不可抗拒地显现出来。它像一种本能的冲动，冲破一切理智和意志而前进。”（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转引自〔美〕拉?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商务印书馆，1994）

因此，只有当外界的刺激使某种欲念达到一定强度时方能成梦。例如从小没有挨过饿而又事业心特强的我，在那个“三年困难时期”便常做关于吃的梦，有一回竟然梦见自由市场的地摊上，排着烤熟的人腿！却似乎并没有做过什么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梦，或“事业有成，青云直上”的个人奋斗梦。我想，这大约就是由于挨饿情境的刺激过于强烈，激发了从原细菌到人类共同的挨饿原型所致。而烤人腿，则十有八九是我们祖先的食人历史或食人欲念的表象。

所以，只有光棍，才会“做梦娶媳妇”；唯有穷人，才会“做梦发大财”。

要而言之，若往前捯，梦就是被压缩和加密了的原始欲念；如往前看，梦也就是被压抑的欲念的升华。

四

梦有两种：一种是在意识处于抑制状态下的睡乡梦，梦境大多是醒来就忘，能记得的往往也是曲折隐晦、扑朔迷离。这类梦纯属个人行为，往往因人而异，旁人无法参与。加之事前无法预设，事后又无法检验，所以虽历来不乏研究者或诠释者，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有定论。另一种是在半清醒状态下做的白日梦。所谓半清醒状态，是指有意或无意地抑制处于清醒状态的意识而放任欲念驰骋的状态。说得形象些，就是：清醒的意识像一条被铁链拴住的牧羊犬，虽无法控制羊群却还能用叫声发出警告的那种状态。由于意识被有意无意地“拴”住了，所以平时被意识压抑了的欲念便得以自由驰骋。然而清醒的意识又能随时发出警告，不断地提醒你：别当真，这都是些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因此，你放任欲念的驰骋，却并不打算付诸施行，或不打算认真施行。我们通常将这种虽然条理分明，而且可以事前预设，却不打算认真施行的白日梦，称之为幻想。

幻想是被压抑的欲念的宣泄口，欲念被压抑得愈深，幻想便愈炽烈。所以，越是孱弱或不幸的人，便越是沉溺于幻想；而那些一帆风顺，心想事成的强者或幸运儿，不是忙于奋斗便是忙于享受，既没有工夫也不屑于幻想，甚至鄙薄幻想——将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人和事称之为：白日做梦。

然而幻想却又是孕育理想的子宫，一切理想无不生于斯、孕育于斯、成熟于斯、升华于斯。质而言之，理想也就是理性化了的或升华了的幻想，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说，幻想的魅力在于希望，那么，理想的魅力就在于信念。所以，希望就像站在海边面对大海的浮想联翩；而理想则是远洋行船上的航海图和导航仪。

理想既然是理性的产物，自然条理分明，全然出于预设，因而也就可以证实或证伪。一般地说，理想的实现便是证实，反之则更意味着被证伪。但也有一些尽管从未被证实过，而且不断地被证伪的理想，却依然魅力不减，作用依旧。这种超越了证实和证伪的理想便是信仰。

那么，信仰可以说是理想的升华，但也是理想的极致，因而也就是物极必返而重新进入非理性范畴的理想，是对于被理想否定了的幻想的否定之否定，是幻想螺旋线上升所形成的高级幻想。

可见，梦是被压抑的欲念的升华，白日梦是梦的升华，理想是白日梦的升华，而信仰则是理想的升华和原始欲念的回归。换言之，从欲念经过梦到信仰再回归于欲念，大抵就是梦之道。诚如老子所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梦之道原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五

对于我们的那些以为万物皆有灵的原始老祖宗来说，睡乡梦与白日梦大约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都是灵魂出窍后的活动与遭遇，唯一的差别仅仅在于眼睛的闭合。便是梦与死的差别，大抵也以为是差不多的，无非都是灵魂的出走，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出走时间的长短。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虽然只有我们的一半，却比我们多了一层梦中的生活。庄子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与”的所谓“物化”观，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一种高妙的哲学；之于我们的原始老祖宗，却大抵是十分平常的生活体验。

可见，庄子的梦与老子的梦一样，其实都是一种文化“返祖现象”，所表达的，无非是面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期盼回归无知无欲、物我不分的原始社会或疏离现实，回归自然的一种返璞归真愿望。作为社会理想，只能将它归入乌托邦范畴；作为哲学思想，大抵属于出世哲学；倘从做梦的角度，则大约是某种和谐原型的产物。所以，各个民族都有类似的“伊甸园”或“黄金时代”梦，其共同模式就是：今不如昔。其共同心态则是：面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所产生的返璞归真愿望。民族如此，个人亦大抵如此。例如，明明守着家人，却常常做找不着家或回不了家的梦，十有八九是由于家庭不和，内心焦虑而激发成梦。而梦中的家就是一种和谐原型。

六

我们的原始老祖宗不存在任何私有观念，一切都是共有的——食物、工具、洞穴、火堆、性伙伴、子女……连同族群的每个成员。因而个人与族群也就是同一的，族群的思想、感情、欲望大抵也就是每个成员的思想、感情、欲望。这就意味着他们几乎是共享着同一个单纯而又雷同的精神世界，以致他们的梦——无论是睡乡梦还是白日梦想必也是大同小异。所以，他们虽然享有我们梦寐以求的平等、自由、博爱，却似乎惟独没有做梦的“自由”。

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进步在于日益复杂化”。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人类相继迈入文明社会，生活不但空前地复杂化了，而且按照纵向的等级和横向的行业，将原先的同一世界，割裂成一个个相互关联却又难以相通，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政界、学界、军界、工商界、宗教界、文艺界……便彻底打破了持续了近三百万年的“千人一梦”老传统，人们的梦也就相应地变得复杂化、等级化和行业化了。比起原始时代的老祖宗来，迈入文明时代的老祖宗们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做梦自由，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现实生活中平等、自由、博爱的丧失。

七

人的欲望形形色色，但归纳起来无非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三个递进的层次。一般地说，只有在生存有了基本保证之时，才会有温饱的梦；温饱大抵不愁之时，方才有发展的梦。唯有精神病患者和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例外，他们的欲望已融入幻想或理想，升华为不容质疑和证伪的信仰，从而进入忘我的状态，往往将生存和温饱皆置之度外，全靠着发展的梦活着。

然而，这类人在人类中间毕竟只是极少数，尽管在某个历史时期也可能掀起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在普遍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但忘我狂热所能持续的时间毕竟有限，一旦争得生存的保证，大多数人皆会忙着去谋求温饱；只有温饱有了保证，才有兴致去考虑发展。芸芸众生历来是十分注重眼前和实际的，尤其是鲁迅先生所谓的、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中国人，数千年来始终在生存与温饱之间挣扎，哪里还有余力去关注发展？有些人在确知生存与温饱皆无望之际，也会有“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类的豪言壮语，却只不过是幻想二十年后再从头挣扎一遍，未必有如何发展的梦。所以，绝大多数处于正常状态的普通人的梦，都是符合层次递进规律的。当然，这主要是白日梦的规律。

但我想睡乡梦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曲折隐晦，扑朔迷离，不容易解析罢了。

八

梦又分美梦与噩梦。一般地说，美梦所体现的往往是对于获取最稀罕的事物的渴望；而噩梦所反映的则常常是对于失去最珍惜的事物的恐惧。

在文明社会中，无论是美梦或噩梦，都必定受到等级和行业的制约。例如穷人的美梦通常只是发财，很少会是做大官，更不会是举办独奏音乐会；噩梦则大多是天灾人祸或劳力的丧失，而不会是抄家的圣旨或暴跌的股市；商人的美梦是财源滚滚和成为官商，却不会是当了皇帝或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噩梦则是破产或绑架，而不会是突发的政变或赤地千里，饿莩狼藉，易子而食……

一步登天的白日梦自然是人人皆可做得的，因而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也未必不做当皇帝的美梦，但往往只是穷极无聊之际的一闪念，似乎还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白日梦。更何况它心目中的“皇帝”生活，也不过是“天天躺着吃油饼”而已，骨子里依然是发财。天堂更是人人皆可梦得的，但木匠师傅梦中的天堂一定是木结构的世界，诗人的天堂必定到处是鲜花、音乐、美酒和美女，圣人的天堂中则都是谦谦君子而绝无小人的位置，政治家的天堂则少不了一呼百应的群众和老谋深算的政敌……

倘动物也有天堂梦，则猫的天堂中少不了老鼠；警犬的天堂中必须有坏人；骆驼的天堂是黄沙一片；鱼的天堂理所当然地建在大海之中……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则寓言:

某，终于得道成仙。于是拔宅飞升，飞升途中，爱犬突然发问：“天堂里有肉骨头吗？”主人笑曰：“傻话，天堂是一片净土，仙人们皆不食人间烟火，哪来的肉骨头？”爱犬沉思片刻后叹道:“那算什么天堂？没——劲！”叹罢，便纵身从云端跳了下去。

如此看来，文明时代的人们做梦的自由也有限，同一等级和行业的人，依然做的是大同小异的梦。因而，只要了解了某一个等级或行业的人的共同欲望，便可以大抵知道了他们的共同梦。只要对他们的共同欲望表示理解，便能获得他们的拥戴。倘再给予一定的承诺，便铁定牵住了他们灵魂的“牛鼻子”。

政治家们大多精于此道。

老百姓们总是懵懵懂懂。

九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造梦。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原型，造出某种典型生活情境，并用它去激发读者的无意识领域中的原型。古往今来的文艺家们都是做梦和造梦的行家里手，欣赏他们的作品，便等于是在他们的催眠下做一场白日梦，梦醒之后，一切依然如故。所以，苏珊?朗格说艺术欣赏的本质乃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

不过,文艺家们毕竟不同于江湖骗子，他们的造梦必须通过构思或虚构先感动了自己，然后才有可能打动欣赏者。即或是御用的文艺家也概莫能外，否则便无人问津。那么，套用朗格的话来说，文艺创作的本质就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自欺欺人。”

通常都将欺骗视为道德败坏的表现。却不知它也向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具有两面性，那好的一面不但存在，而且还是人生须臾少不得的精神支柱。例如，面对社会的中的邪恶与不公，我们若不自欺欺人地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类的观念来安慰自己，恐怕就很难活下去，至少也要大大地折寿。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若不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还有来世或阴世，又怎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撒手西去？还不一个个闹得子女们一佛出世，二佛涅盘？就说那些信奉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吧，若无“文章千古事”一类的信念，又安能自得其乐地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文学艺术的作用就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比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王国维先生则认为：文学艺术可以填补“人生的空虚”和“摆脱痛苦”。

明乎此，便可明白文学艺术的自欺欺人也有两面，概括地说，无非是：给人做人的信念和希望，或教人为奴的规矩与抚慰。在这对立的两间，自然还有亦此亦彼，兼而有之的广阔中间地带。诸如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之类。

十

文艺家中的伟大者，往往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做梦和造梦，因而能深入人性和人生的底里，不但超越前人而且超越时代，成为见微知著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次一等的以自己的才华去做梦和造梦，虽是后知后觉，却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少也能为世人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末流者则是靠小聪明炒卖别人的梦混饭吃的梦贩子，可以说是无知无觉，就连他们自己所做的也常常是别人炮制的梦。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中的造梦者，芸芸众生喜爱和迷恋他们，因为他们能给芸芸众生带来欢乐和希望；统治者抬举和利用他们，除了自身的消遣外，则主要是通过他们去控制和支配芸芸众生。所以，即或是末流的梦贩子，也万万不可轻，不仅因为他们也是造梦者，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他们是“无知无觉”，所以既不像“先知先觉”那样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也不似“后知后觉”那样恃才傲物，忘乎所以；而是谦卑而又本分地造梦或贩梦，并以此为生，因而往往更加贴近芸芸众生，其实际影响和作用常常比“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总和还要大得多。

十一

古往今来的文艺家又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而且往往比常人更加娇柔脆弱，林妹妹也似地神经衰弱和多愁善感，所以才极善于做梦和造梦，然而也极善于自伤或自杀。倘是生活中的强者，便往往忙于实行，既无工夫做梦，更不屑于造梦。因而形诸文艺的便绝少有成功的经验，而多是一败涂地的哀叹或凭想象获胜的梦呓，前者还勉强可以引以为训，而后者则除了可能降降血压外，简直毫无用处。

更何况，齐白石说过：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以，即或是文艺家中的先知先觉，所能给予世人的，也不过是些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东西，可以启发你去思考，却不能代替你去思考。如果你偷懒或轻信，竟然照着他们的“药方”去“抓药”，便十有八九会碰壁。

所以鲁迅先生说:“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然而，文艺的作用也不止于鲁迅先生所说的，仅仅“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只要你不那么急功近利地要求文艺像牙齿或大炮那样地立杆见影，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地着眼于“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便会知晓：文艺不仅是一种极有效的摄魂术和驭心术，而且还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尤其是那些缺知少识的平民百姓和简单幼稚而又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就常常将那些“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文艺作品，当成了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对作家奉若神明。竟然不知道或忘记了作家艺术家也是一种将本求利的职业，没有名与利是谁也不会干的。而且，大多都是“只说不练的嘴把式”，真正的“练家子”都到江湖上去纵横驰骋了，哪有工夫陪你磨嘴皮子。但他们却不仅是文艺作品的主要读者或观众，而且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和中坚，驾驭了他们便等于驾驭了人民。

毛泽东深谙此中道理，所以说:“枪杆子，笔杆子，闹革命少不了这两杆子。”所谓“笔杆子”就是专门牵人民群众的“牛鼻子”的。

又所以，他才格外地重视和强调文艺的普及，而且通过文艺将历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抬举成“真正的英雄”。于是乎，便牵住了“最聪明”的“牛鼻子，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开创了一个新中国。

正因为他老人家深谙“载舟之水也可覆舟”因而革命之“笔杆”也可反革命的道理，所以特别警惕和防范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二志的“反动笔杆”或桀傲不逊，爱翘尾巴的“右倾笔杆”，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大半都是针对他们的。

相形之下，鲁迅先生则曲高和寡，伟大有余而“民气”不足，注定当不成光芒万丈的“红太阳”，只能“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与旧社会同归于尽。至多“表示一民族的文化”而已。

十二

文艺殿堂的框架是文学。文艺的造梦功能主要是靠文学完成的，其他各种艺术的造梦，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地以文学的梦为底本，不过是丰富了文字梦所缺乏的声音、色彩和形象，锦上添花耳。

所以，都是造梦，文学家的社会地位则要高于艺术家。

又所以，高尔基将文学定义为“人学”，却不将艺术定义为“人术”。

毛泽东和我们的所有媒体在将二者并称之时，也照例将文学放在前面，称之为“文学艺术”，而不是相反。

高尔基则将文学家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似乎并未将艺术也包括在内。

然而，无数的事实证明，所谓“工程师”不过是个比喻或幻想，就拿高尔基来说吧，他的“灵魂工程”又在哪里？他自己也不过是只在暴风雨行将到来之际，呼唤着“让暴风雨来的更激烈些吧！”的海燕，既不能创造暴风雨，也无力左右暴风雨，而且最终还被暴风雨所吞噬。

更何况，无论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还是文学艺术的承受者，从来便是多元的、形形色色的、无奇不有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有革命的，便有反革命的；有红色的，便有黄色的；有真善美的，便有假恶丑的；有地上的，便有地下的；有此一时的，便有彼一时的……若宏观地算一算总帐，人类灵魂似乎始终没有进化，大抵是个恒量，至多是变得“日益复杂化”罢了。

所以，文学的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摄魂学”或“驭心术”。

十三

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他的作品能使读者神魂颠倒，痴迷狂醉，并且将他捧上“精神导师”或“灵魂上帝”的宝座。无论他们自觉与否，都必定梦想成为“摄魂”与“驭心”的行家里手。

倘单论手段，他们与算命先生或星象术士其实并无二致，全是凭“摄魂学”和“驭心术”安身立命。却也有根本的不同，即后者大抵是视信徒为衣食父母，靠恐吓或讨好信徒混饭吃，虽然信徒往往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却始终上不得台盘；而前者则往往视自己为上帝，凭激发或安抚读者搏功名，尽管作品常常高不可攀，和者盖寡，却享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美誉。

于是，文学家便不仅关注人性人生，还喜欢干预政治，一旦成为国家级或世界级的作家，便往往情不自禁地要扮演精神导师或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政治家也照例特别重视他们的“摄魂”和“驭心”作用，即或他们无心于政治，也常常要强拉他们入伙，并且将他们置于其他艺术家之上，成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或带头羊，因此，文学与政治或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便格外地密切。所以，中国历来主张“文以载道”。

而美国的那位“神神道道”的作家诺曼?梅勒则说：“没有人只为了推动人性的发展致力于文学事业。他们的角色极像牧师神父。他们一方面希望对他人广施恩惠，而另一方面也是想跟权贵攀攀交情。”

然而，政治风云无常，与政治或政治家共进退的文学或文学家的命运也就格外地坎坷。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当然，这仅仅是就通常所谓的狭义政治——贯彻统治者意志的意识形态——而言的。人们常常忽略了另一种更广义的政治，即孙中山所定义的政治——政治就是众人之事，若从这种广义的政治出发，则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例如，就算是不问国家大事而一味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派吧，只要发表出来给众人看，不也是在做“众人之事”吗？那么，自然也就不存在“露脸”和“现眼”的问题了。

十四

要而言之：

人都是有欲望的，未能实现或难以实现的欲望，便化为梦。

人的欲望因人而异，故而人的梦也因人而异。那么，本质是造梦的文学艺术，理所当然地也就因人而异。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欲望或梦，便会生出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来。

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不过是意识形态政治一相情愿的梦。消极地说，它将永远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欲望或梦战斗并共存下去；积极地看，正是它与其他形形色色的欲望望或梦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