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可以栓名字吗:张国焘在长征的时候也叫主席，他当时是什么主席？

一头扎入蒋介石的怀抱 张国焘叛党后的可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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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大旗网作者： 发布时间：06-13 点击率：50

　　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但由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先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上演了一幕幕不成功的“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改换门庭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的走狗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他早已有了离开延安的想法，而此次祭陵活动则是他选择的叛逃“天赐良机”，他岂能轻易回头!

　　4月11日，张国焘乘坐的火车到达武汉，他从此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

　　同时，蒋介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

　　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一头雾水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一会面，戴笠就转达了军统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即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为了使张国焘忠心卖命，戴笠当即吩咐手下特务，给张专辟一间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最高待遇”安排住房。

　　张国焘此时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要他做“走狗的走狗”，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在失落之余也被戴笠的“慷慨”感动了，因而很快拿出了一种愿意效力的奴才相，并当即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构想，并大谈“一方面要打进去，一方面要拉出来”的策略。戴笠当即表示赞同，让他尽管放手去干。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策反失败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布满鲜花与掌声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

　　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五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五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戴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张国焘虽用尽办法，但也仅在洛川设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延安站。这与他当初答应戴笠的又差了一大截。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第一，立即停止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立即撤销张国焘设立的那些“赔钱、赔人却毫无成绩”的“策反站”；第三，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优待，包括专用汽车。

　　训练班停了，“策反站”撤了，汽车收回了，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无计可设的张设计员

　　张国焘在军统渐渐变成了人见人厌的“废物”，他也开始为自己的饭碗发起愁来。一天，张国焘在街上闲逛，偶然遇上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亲信机要秘书的甘家馨。甘在大表同情心之后，便问张国焘愿不愿意到中统去，他可以从中撺掇，在朱家骅那里通通气。张国焘顿时眼前一亮，有了“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夫妻二人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他和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住在儿子家很不方便。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该病院条件很差，病人多而医生、护士却很少，夜里没有护士值班。张国焘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

　　1979年12月初，因连日大雪纷飞，多伦多天气异常寒冷。老人病院暖气却很不正常，时断时续。3日凌晨，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

　　人物档案

　　张国焘，1897年生于江西萍乡县上粟市(北乡)。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参与筹备共产党；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任大会主席，是一大三位中央委员之一。

　　1923年因反对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在党的“三大”上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5年，在党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因南昌起义失败，192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7后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

　　1938年擅自离开延安赴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

　　1949年后隐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

　　1979年12月去世。

　　王明归来带给他死亡恐惧--张国焘叛党内幕

　　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很反感。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 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周恩来给他两天考虑时间，只见他给国民党方面打电话，根本没有悔改之意。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厉批评张国焘丧失立场。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又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周恩来等听了吴志坚的汇报，认为张国焘是决心叛党。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丘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等汇报。长江局当夜开会研究，由周恩来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叛变经过，建议中央公开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主席林伯渠

　　为了表示对叛徒的鄙夷，这个命令并没有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中用一小块并不显眼的地方刊登的。张国焘18年的革命生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开始，最终以“叛徒”的名称画上了句号。

　　(摘自《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2社2004年5月出版)

鄂豫皖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席。

甘宁边区代理主席。

遗臭万年的王八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