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交的医保是社保吗:路遥的<人生>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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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摘 要： 路遥小说《人生》以陕北为根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陕北民歌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生》曲折的故事情节完美结合成功的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采用几首陕北民歌将高加林与刘巧珍在爱情道路上的悲欢离合、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淋漓尽致的展现于读者面前。研究《人生》中的陕北民歌对于理解作品主题和挖掘陕北民歌潜在魅力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生》 陕北 陕北民歌

路遥，是厚重的黄土地孕育而生的陕北后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①可见，他有着颇深的黄土情节，他的作品扎根于黄土地。《平凡的世界》、《人生》向读者展示的就是一个厚重、淳朴、执着的黄土文化世界。这些作品以陕北为根基，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表达陕北人和命运抗争的历程。尤其那回旋于其中的陕北乡土文化的精华——陕北民歌，更是让读者体会到了陕北浓厚的乡土气息。路遥打小就受陕北民歌熏陶，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对陕北民歌的“钟爱”之情。
信天游，黄土地带韵的名片②。陕北民歌是《人生》浓厚黄土气息的一把民俗伞。在《人生》中作者对陕北民歌的运用，使黄土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令人回味无穷。作品中共出现五首陕北民歌，每一首民歌的出现都如鱼得水，恰当好处。它们就如同电影作品的画外音，细腻委婉，意味悠长，对于突出作品主题，表达主题思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生》中的陕北民歌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
一、原创民歌
陕北民歌《叫一声哥哥快回来》中的两句歌词：“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在作品中共出现二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有其特定含义。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是当主人公高加林在河里洗澡时，在他右侧的玉米地里传出来的，出自刘立本的二女儿刘巧珍之口。歌声的出现点破了一切的安宁，当然也拉开了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帷幕。单单分析这两句歌词，不难看出这是一位痴情的少女在对自个儿心上人表达爱慕之情，歌词中出现的陕北方言“毛眼眼”，其实指的就是少女的眼睛，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女子的花容月貌。鸭子在“上河”而鹅却在“下河”，“毛眼眼”正在急切的“望”着自己的情哥哥，刘巧珍对高加林爱慕久已，每当看到心上人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她的心中如万马奔腾，似翻江倒海。作品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现出了刘巧珍那种“爱哥爱的口难开”的复杂心理，敢不敢对心上人表白？万一人家不同意怎么办？要真切的表现这种矛盾心理并非易事，就连路遥自己也说：“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状态”。③在这种矛盾的促使下“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就很自然的将读者的情感引入作品中来。在这里，作家运用了陕北民歌的独特表现手法，自然地将刘巧珍这个人物形象的矛盾心理展现于读者面前。这里还要提及的就是陕北女子的爱情观。陕北女子勤劳、勇敢、纯朴、善良，更为重要的就是她们对爱情的执着是任何地方的女子都无法比拟的。《谁卖良心谁先死 》中的“一碗凉水一张纸，谁卖良心谁先死”，《死来活格相跟上》中的“青山羊上树吃树梢，迫死亡命和你交”，都表现出了陕北女子忠贞的爱情观。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并非一天两天，但是为什么她迟迟不敢表白？因为她怕，怕被她的心上人拒绝。她知道一旦自己遭到拒绝，对于一个朴实的陕北女子来讲，那真可谓是天大的耻辱，她无法“苟活”于父老乡亲的冷眼之下。
当情节发展到高加林与刘巧珍坠入爱河时，“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再次回旋于读者的耳边。由于“遗憾的是，他们不在一个生产组，白天劳动很难见面，他们都想得要命。”这时它所蕴藏的情感就不像第一次出现时那么单调，它具有双重性：男女双方彼此挂念，痛楚难当。这种“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的苦，单用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于读者面前，但是路遥却巧妙的运用家乡独特的民俗文化——陕北民歌，把它刻画得栩栩如生、触手可摸。尽管“鸭子”还是那只“鸭子”，但在经历过彼此情感的激烈碰撞后，“鹅”却不是从前的那只“鹅”了，而“毛眼眼”还在迫切的盼望着情哥哥的出现，情哥哥更不再像从前那样 “呆板”，他们二人之间的情感角色从先前的“单相思”发展到了如今“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的状态。可以看出，这种表现手法在此处的运用，对表现人物内心、突出作品主题有重要意义。细看，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更真实的反映了当时陕北的一种风俗习惯：当人们在空旷的山野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时，陕北人没有忘记娱乐，他们用上天赋予他们的嘹亮嗓音，吼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来表达男女爱情和劳动情景。用民歌的形式表达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和影视剧中运用极为广泛。最近的一部电视剧《血色浪漫》中，北京知亲钟跃民和秦岭从相识到相知、相爱，从分手到再次相遇，都有一条主线牵引故事情节的发展，那就是信天游（陕北民歌的一种）。我国第三代导演张艺谋的《红高粱》中，男主角在红高粱地里用“西北风”（ 就是以西北地区的民族音乐为基调创作的歌曲 ）④式的放羊嗓子唱给骑在驴背上的女主角：“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往前走，不回呀头，九千的大路．．．．．．”都是民歌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作者还借助老光棍德顺老汉之口把原创民歌《赶牲灵》、《走西口》带到了读者面前。在旧社会，陕北一带人民生活贫苦，许多男人为了谋生大多走上了赶牲灵之路，他们没明没黑的为主人运送货物常年不能与家人团聚，所以亲人非常想念。《赶牲灵》就表现了一个痴情的姑娘见到赶牲灵的队伍后，从远处期盼自己的“三哥哥”时的情景。在作品中，在高加林好奇心的促使下，德顺老汉借着酒劲，向这对情侣讲述了自己的那段爱情故事：德顺老汉亲身经历了赶牲灵的生涯，在赶牲灵的过程中认识了旅店的女儿—灵转，用德顺老汉自己的话讲“长的比咱县剧团的小旦都俊样”。当德顺老汉一处现在他们村头时，“她就唱信天游迎接我哩”，此时灵转唱的“信天游”正是老汉给加林和巧珍唱的《赶牲灵》。而《走西口》展现的是一幅贫穷的画面：是旧社会，当地人民生活非常穷苦，不得不往内蒙河套一带谋生，他们春去秋来在外打工，民间至今还流传着：“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走西口》真实的反映了陕北人痛苦的生活和真挚的爱情。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实难留；
手拉这哥哥的手，
送你送到大门口。
．．．．．．
．．．．．．
描绘的正是男人离家时，妻子悲凉的心情，难舍难分，十分感人。“一天，两天，眼看事件耽搁的太多了，我只得又赶着牲灵，起身往口外走。那灵转常哭得像泪人一样，直把我送到无定河畔，又给我唱信天游．．．．．．”其中“往口外走”也就是走西口的另一种叫法，而此时灵转唱的“信天游”也正是老汉用“沙哑的，似乎还有点哽咽”的嗓子唱的《走西口》。“哥哥”走上了西口，而“小妹妹”却“让天津一个买卖人娶走了”，悲剧就此诞生。
结合《赶牲灵》、《走西口》的创作背景，再深入到作品中来，不难看出二者有着的巧妙结合之处：背景相似，感情相通。作者精心寻找陕北民歌与作品实际背景的相似处，给读者勾勒出了一幅感人至深的赶牲灵、走西口画面。德顺老汉后面的话语“后来，听说她让天津的一个买卖人娶走了。她不依，她老子硬让人家引走了．．．．．．天津啊，那是到了天尽头了！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我那心上的人儿！我一辈子也就再不娶媳妇了。”“我死不了，她就活着！她一辈子都揣在我心里．．．．．．”。几首陕北民歌把老汉带入了情感的漩涡。现实与理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造成了无数对像德顺老汉和灵转那样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使一对对鸳鸯被封建的魔棍驱散。要彻底铲除这一封建思想，就必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人们心灵的伤害，而文学作品正是让我们看清这一切悲剧的很好工具。作家路遥就抓住了这一点。
二、自创民歌
陕北民歌的精华当数情歌，艺术感染力是其他民歌无法比拟的，它主要表达的是男女双方的爱情。而关于部分民间流传的情歌，其作者历来受到人们的争议。当然大部分都是由个人创作出来的，如《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谁昧良心谁先死》等都是由陕北农民歌手张天恩老先生创作的。还有部分曲目无法考证作者如《唱你个干妹子》、《想妹子》等。笔者认为陕北民歌大多是经过陕北人的数年劳动，经过陕北无数的苦难，在艰苦的生活中，在真挚的爱情降临后由民间艺人整理或创作并留传于世的。当然也有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以及劳动中即兴创作出来的，就拿《人生》中 “哎呦！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和“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 就是作者在特定的情景下，为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针对特定的人物，根据特定的事件，创作出来的。当后面车上的加林和巧珍被德顺老汉说得羞涩的“身子离得很开”时，逗乐了老汉，同时也激起了老汉吼歌的欲望，于是老汉手到擒来，张嘴就唱：“哎呦！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这明显就是一种即兴创作。两个“年轻人”爱的轰轰烈烈，老光棍当然羡慕，正如他自己所说：“你们年轻人真好！少男少女，亲亲热热，我老了”，岁月不绕人，老汉感叹的发出“白胡子老汉不中用了”。
当今文坛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陕北民歌就属于整个陕北人群的，古时荀子云：“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潭，不知地之厚也。”虽然陕北民歌具有即兴性的特点，但不是每一个陕北人都能够创作陕北民歌的，他必须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不凡的口头表达能力。作者也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没有选择其他的人物，而是选择了走过西口，赶过牲灵的德顺老汉来发挥自己的创作欲。
主人公高加林沾了当官的二叔的光，走了后门当上了县委机关的一名通讯干事，同时也爱上了高中同学黄亚萍。在两个女人面前，他选择了“有文化，聪明，家庭条件也好”的黄亚萍，而抛弃了本地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当“他在事业上迅速发展！干劲十足，幸福美满之时，正义之神又纠正了高加林走后门进城一事”⑤他又一次无奈的屈服于现实，回到了属于他的山村。由于传统道德的影响，他的行为受到了老实,淳朴的陕北父老乡亲的强烈排斥。作者写到这里，咋样才可以把这种“强烈排斥”表现的不土不俗呢？作者又一次运用了陕北民歌，借助一群小孩子的童声，唱出了全村人的怨恨：“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仅此二句，就足以让高加林内心翻江倒海，让他的良心为之震撼。“他知道，这些孩子是唱给他听的。”但是大错已经铸成，事实无法改变，最后只能一句“我的亲人哪。。。。。。”表达自己的悔意。在此处作者真可谓是鬼斧神工之势，画龙点睛之笔啊！
路遥作为一名陕北作家，在小说《人生》中表现了对生他养他，赋予他人格魅力的陕北人的挚爱，体现了对陶冶自己情操，让人苦中作乐的陕北民歌的钟爱，有一种“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⑥的崇高思想意识。 陕北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强大的表现力，路遥用他敏锐的眼光抓住了这一点，并且灵活的运用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中充满浓厚的黄土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同时也延续了作品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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