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牌祛痘膏怎么样: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是同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 各有什么历史地位

京师同文馆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体制完备的高等学府。，它于1912年5月改名北京大学。
地位:
京师同文馆的出现和发展,初步动摇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是中国教育的一次大的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反思与回顾这段历史,了解中国近代教育蹒跚起步的情形,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育观念的进步来考察它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意义,对今天中国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为中国近代正式设大学之始，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北大成立之初即为中国最高学府，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北大传承着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这是对北大地位的精确评价。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洋务派创建的最早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创建之初旨在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的“译才”。随着西学东进的深入, 洋务派从实用出发, 出于维护封建统治之目的, 奏请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 学习天文、算学和西方制造技术。奕诘在同治五年的奏折中说“⋯⋯因西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 讲求轮船各项, 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 即学习皮毛, 仍无裨于实用。”〔3〕但封建顽固派已习惯于封建愚昧的生活, 只习惯于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 他们无法忍受要俯首躬身向洋人请教, 去学一些畴人之事、技艺之末。因此, 在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洋务派最后占了上风。
1867 年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这表明, 洋务教育从重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进入更为重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文馆师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 陆续编译出几十种外国自然科学的书籍, 为以后其它学堂开设科学技术课程创造了条件。此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又不断扩充, 许多自然科学的科目被纳入课程计划。算学馆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学生正式接受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起始,同文馆于是由一个翻译学校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了。〔3〕(P192) 这种新式的洋务学堂,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若干特点, 其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洋务教育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强调应以先进、科学的知识体系来造就和培养新式人才, 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校改革的端绪。
1876 年,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同文馆建立了新的八年制课程表, 从此, 同文馆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前五年相当于中学教育, 后三年近似于大学程度。前三年主要侧重于外语学习, 后五年则重在科学知识的学习。八年课程安排如下: 首年: 认字写字, 浅解辞句, 讲解浅书; 二年: 讲解浅书, 待习文法,翻译句子; 三年: 讲各国地理, 读各国史略, 翻译选编; 四年: 数学启蒙, 代数学, 翻译公文;五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 平三角, 弧三角, 练习译书; 六年: 讲求机器, 微积分, 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七年: 讲求化学, 天文测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八年: 天文测算, 地理, 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这些课程在实行过程中也有增减和变通。虽然在这套八年制课程中没有安排实用性极强的西医学课程, 但当时同文馆开设医学与生理课讲座已有四个年头。
从上述的课表可以看到, 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不仅已经正式列入学校的课程之中, 而且成为除外语以外最主要的教学内容。这标志着, 近代课程设置开始摆脱传统课程设置的偏狭、单一和陈旧的习常模式, 逐渐向西方先进的课程体系靠拢。它为学生较为系统地接受近代科学知识创造了条件。
从教育实践过程来看, 同文馆实行的是分年授课和班级授课制, 教学方法比较重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例如, 总教习丁韪良专门购置了打字机供学生练习打字之用, 还从美国引进了小型电报收发机, 教学生用莫氏电码收发报; 为加强自然科学教育, 专门设置装备了化学、物理实验室、天文台和博物馆, 作为学生实验和实习的场所。此外, 同文馆的学生还常受命随清政府的使团前往国外实习。通过对国外的考察, 增广了见闻, 促进了学业。译书是同文馆的师生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教习们不仅自己动手翻译, 而且还将翻译作为对学生进行外语训练, 提高其译述能力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代表性的译著: 丁韪良的《数学物理学》, 毕利干的《法国律例》; 编著: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格物入门》, 费理饬的《天文历书》等。这些书籍的翻译和编撰, 对于丰富教学内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文馆对学生有一整套的考试制度。分月课、季考、岁试和3 年一次的大考。月课在每月底, 季考在2、5、8、11 月, 岁试在年底。考试课以外语和西学课程—— 算学、格物、化学、天文、外国史略、测验算等为主。教习与同文馆主管部门, 根据学生考试的优劣, 决定奖惩。在京师同文馆的章程上, 就有这样的规定:“每届三年, 出臣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核实甄别, 按照旧例, 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 劣者分别降革, 留学, 俟考定等第将升降名生咨行吏部注册。其出七品官考取一等应授主事者, 旧例因鼓励学生起见, 准其遇缺即补, ⋯⋯。”〔4〕(P29- 35)
由于同文馆毕业生可以直接出任官职,这样就突破了传统教育相沿几百年的科举八股取士制度。这对清政府后来改革书院、建立新学制、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奠定了基础, 冲破了传统教育儒家独尊的一统天下, 使近代新式教育由此发轫。
三、京师同文馆对中国近代科技教育的积极影响
京师同文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首创性。它是中国学生正式接受西洋科学技术教育的肇始, 无论京师同文馆创建之初的动机如何, 毕竟它是第一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学校教育中, 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为传统教育内容输入了科技教育的新鲜血液, 对传统的封建教育思想进行了挑战。它敲响了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丧钟, 标志着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兴起。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时期即重视人伦的研究而不重视对自然界的探索, 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天”的命题, 如先秦讲“天人关系”, 汉代讲“天人感应”, 魏晋玄学讲“天道人事”, 宋明以后讲“天理人欲”。但这里的天主要不是指自然本体意义上的“天”, 而是带有迷信色彩和“上帝”意义的“天”, 主要是为了论证“人事”和“伦理”的合理性, 为封建教育和维护政治秩序提供依据或假托〔5〕(P2)。文化的主题“主要围绕人和自身、人和集体、人和社会的道德关系展开的,‘德’在其中占主导地位”〔6〕。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有关价值观的主张虽然不尽一致, 但就总体而言, 崇尚义、德, 主张明善复初, 一直是价值观的主流〔7〕。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教学自然是以传授治国安邦之术为主, 而轻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学习, 讲纲常而不讲平等, 讲礼制而不讲法制。特别是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以后,学术思想呈现出奉天法古、回归原典、沉稳迂回而少变化的局面。科举制度更加剧了这种文化的偏枯性, 导致教育和教学形式的僵化,内容的单一贫乏, 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 单纯为政治服务, 视学问为晋身之阶, 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教育方法也主要是记诵古代典籍词章, 叙述成说旧见, 教学的最高追求就是造就合乎封建道德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君子”或“贤人”。正因为这种传统的人文教育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科技教育在当时对个人的迁升和荣利裨益不大, 因而得不到社会和学校的重视, 科技知识更多的是在民间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得以传授。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 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培养目标, 不再仅以培养官僚、统治者为目的, 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人才。京师同文馆的师生通过对西方科技知识的翻译, 使声、光、电、化、医等近代科学知识挤进了封建伦理盘踞几千年的知识天地中, 导致了教学内容的变化, 改变了传统的课程结构, 开近代中国学校课程改革的先例。它加速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使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了实际的内容, 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懂得西文、西艺的人才, 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京师同文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的科学启蒙性。由于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 也未直接经受过科学革命和科学文化的洗礼,近代以来, 自然科学不发达, 近代科学知识匮乏, 科学精神比较薄弱, 在思想观念中受封建迷信、感性经验的影响较深, 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行着各种封建迷信现象, 反科学的传闻和某些有违常识的歪理邪说被许多人深信不疑, 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文化方面的修养。启蒙至少有两大要义: 一是高扬人性, 倡导思想解放, 鼓励人们大胆地去认识;二是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为自由思考、探索求新提供思想资源。京师同文馆从创建到发展, 其立意和追求固然与启蒙无涉, 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知识一旦深入人心, 自然会使人远离愚蠢蒙昧而渐入理智之境, 启蒙之效果自然会不期而至。或许这种效果没有为京师同文馆的倡导和创办者所料及, 乃至有违他们的初衷, 但客观上确实等于在茫茫的黑夜和鲁钝守旧的清廷帝国, 点燃了启发愚蒙的一盏理性之灯。京师同文馆通过科技书籍的翻译, 向中国介绍和输入科技方面的知识, 并通过学校教育的渠道来加以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价值和科学的精神。因此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在科学知识方面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中文名称: 张百熙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清代 民族: 汉族 生卒年: 1847—1907 生平简介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大学堂被占领和摧残，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学校关闭，师生流离。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经过积极筹划，1902年12月17日，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1951年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为校庆纪念日. 光绪皇帝京 师 大 学 堂 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之一。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于维新图强，下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1896年刑部左侍郎上疏力言过去教育之道未尽，以致人才匮乏，提出在京师设大学堂。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重申此议。同年6月光绪下《明定国事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上报，旋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筹建校舍,于12月开学。大学堂章程计8章52节,对于办学总纲、课程、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经费等均有详细规定。其要点为：①京师大学堂不但为施行学校教育之机关，同时亦为全国之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均统归大学堂管辖; ②明定大学、中学、小学三级制；③明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之教育原则；④明定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之内容；⑤注重仪器设备。按章程规定，专门学科应设格致、制造、农、工、商、兵、矿诸学,实际最初仅办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每堂不过十余人，性质仍同于旧式书院。 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校务停顿。1902年学堂恢复（京师同文馆1902年亦并入京师大学堂），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1910年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1912年始更名为北京大学

东佳书院，
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私立大学”，其藏书当时亦为天下第一。陈崇在任江州长史时，深知要搞好修身、齐家、治国，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故于唐大顺元年（890）在义门东佳山下创办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家族学校-----东佳书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私立大学”，具有完备的体制和较大的规模，其藏书号称“天下第一”，它早于“白鹿洞书院”半个多世纪，是唐宋时期江南最著名的学府，是蜚声全国的藏书、求知、讲学及旅游胜地，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陈尧叟、晏殊、岳飞、吕端等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三百余首宝贵诗篇。日本学者平阪谦二称东佳书院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一原型”。2009年东佳书院编入江西省高二语文教材首页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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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还设有当今才有育婴堂（托儿所）、书屋（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
（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深造。只是施教程度不同。“书屋”是基础教育，教化童蒙；“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或近于大学教育，为应举出仕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