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eclipse2014注册码:什么是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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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


  【成语】:中庸之道

  【拼音】:zhōng yōng zhī dào

  【解释】: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

  【出处】:《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近义词】:不偏不倚

  【反义词】:厚此薄彼、偏听偏信

  【拓展解释】: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论,出自儒家文化的《中庸》。中庸之道是人生的大道,事业成功、生活与健康的根本理论,基本包含三层理论:

  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如果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所以月牙山人说:只要保持一颗敬重或者敬畏的心,中正、平和就得以长存,人的健康就得以保障。

  第三层理论:中指好的意思,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什么是中庸之道?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下面我们先把形而上学放在一边,而就一些具体问题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民主。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儒家的哲学中,所谓的“中庸”就是老实巴焦的服从,对皇帝、上级、祖宗、父母服从便是中庸,反之,不服从,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极端。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奴才主义,祖宗本位,是一种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一种极端。
孔子的政治社会学很容易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姑姑、姨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将其总结为“名分大义”,可谓一言中的。对于这“名分大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更详尽充分的发挥,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意思是说,一个生命一生下来,甚至不用等到生下来,甚至不曾受精,甚至他老子还不曾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命名了,即“名分大义”的“名”,曰“子”,曰“臣”,曰“黔首”,曰“太子”,曰“猫”,曰“老鼠”……,名一旦定了,对应于每一“名”,便有一个“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地位、身份,不同的地位、身份要守不同的“礼”,也就是义务。臣、子、妻、黔首等的义务便是效忠、服从,知其名,守其分,行其礼,便是大义,因为这一切的关系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上天按排好的,用不着人来为自己操心。对于帝王,大儿子是太子,其它儿子是王。儿子生来就是为了孝敬父亲,女人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皇帝生来就是为了奴役臣民,臣民生来就是为了供帝王奴役,猫生来就是为了吃老鼠,老鼠生来就是为了被猫吃,鼻子和耳朵生来就是为了戴眼镜,长膝盖是为了下跪,长屁股是为了挨打……各各依其名而守其分而行其礼,猫不吃老鼠是无礼,老鼠不让猫吃就更是无礼。因此完全没有竞争的必要,也没有选择的必要。在孔子的政治社会体系里面,没有给竞争留一丝的余地,每一个人,甚至一个不存在的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名”,对应着这个名,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不用想,不用选择,不用动脑筋,更不用斗争,斗争就不是君子了,是小人。因此司马光说“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渴得快要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溪清泉,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泉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比如盗泉),那么按照儒家的“中庸之道”他就不应该喝这水,而宁可渴死,当然最好的是学习掩耳盗铃的办法假装不知道或没听见,这种“中庸之道”“名分大义”的愚昧、的“吃人”可见一斑。这显然并不中庸,而是极端.
而这种“名分大义”显然违背了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生命大义”。突变、进化、变革却是无法阻挡的,孔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这是很可悲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已经“知其不可”的理想,孔子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除了内容上之外,在教育方法上则极力提倡循循善灌的填鸭主义。孔子的教育方法集中体现在《论语》里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的学生几乎从来不问“为什么”。如甲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便完了,这个学生从来不会再问一句“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而是只知道哇啦哇啦地死记硬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面,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的科研机构里面,这种权威主义、祖宗主义、官僚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可称为“国粹”了。
儒家每谓食之不化、死记硬背、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变通者为大德,而能够灵活运用、随物而化者谓为无德、小人。如汉语中有一词曰“见风使舵”,通常依儒家的道德观看成是一个贬意词,但实际上见风使舵真的是不好的吗?见风不转舵就是好的吗?只要有过行船经验的人——特别是有帆的船——都知道,如果风向风速变了,水流的方向、速度也变了,如果不根据实际的情况而调整帆和舵的方向,怎么能达到目的地呢?那不是刻舟求剑愚昧之极堪入“笑林”了吗?因此,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者就是指那些能够举一反三、切实掌握客观规律而能够灵活运用的人。有人说“屈原宜放,马迁宜腐”,我们即使不将此话理解成“屈原只有放了才能赋出《离骚》,马迁只有被腐才能著《史记》”,而理解成屈原活该放,马迁活该腐,也是有道理的,像他们这种和岳飞一样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不会利用客观规律而一味地愚忠,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的人自然应该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后世儒家讲“中庸之道”时,总要把《尚书》上那几句话搬出来,曰:“……允执厥中”云云。但从《尚书》中仅有的一点记录看,尧舜之时似乎实行的是共和制,虽然皇帝实行终身制,但不是世袭制,重大事件,如选择下一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须向“四岳”咨询,蔡沈注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为然,这所谓“四岳”似乎可以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和代表。“四岳”虽然是一人,而不是四人,但显然在“四岳”之下有一个机构,否则单凭一人是无法“总四岳诸侯之事”的,而在这个机构里面,必然要有各地区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国会”、“两院”及古罗马时“元老院”的功能。可见尧舜所谓的中庸决不应该是一种奴才主义,应该与儒家所谓的中庸大有不同,他们动辄把尧舜这些羊头挂出来,案子上卖的却是狗肉,是挂着中庸卖极端。
最后不妨借用《金刚经》里常用的一个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们要讲中庸之道,但不是那个仅仅抢注了这个商标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们要讲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周朝的奴隶制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下的道德,我们要讲的道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们常说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发展与稳定是并列的、是矛盾的,发展是目标,稳定是手段,是为了发展而稳定,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热力学的“热寂”状态、“一沟绝望的死水”倒是稳定的很,但我们不要这种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一种良好的秩序,一种各尽所能、充分就业的秩序,破坏这种秩序的因素,就是不稳定因素。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中庸之道。古人之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早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了解到事物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企业的利益的员工的利益,员工的激励和惩罚......,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徤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稳健的思想,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
http://xc.169ol.com/Article/number/200512/365.html
http://www.why.jinedu.cn/blog/user1/sunyuqi/archives/2006/438.html

对情绪控制得当(喜怒忧思恐),气度表现得体(神魂思魄志)就是中庸。

何谓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度的正确把握和关系的良好协调,就是在平衡中寻求发展。所谓“道”,既是理念,也是方法。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等,归根到底都是关系的失衡,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一定能够协调各种关系,有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
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
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一要不偏不倚,二要无过无不及,控制好合适的程度。 中庸之道素来是中国古代儒家推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中庸之道何以受到人们的推崇?这是由于它反映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按中国儒家的看法,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而搞“反中庸”,“矫枉必须过正”那一套,则会给社会、给个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不过,要真正实施中庸之道,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非经过人们的艰苦努力不可。 照中国传统说法,讲中庸之道的人,在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应该要讲厚道,注意与人为善,以诚、以宽、以礼待人。要具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广阔胸怀,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团结甚至是反对自己的人,共同把事情办好。讲中庸之道的人,决不偏听偏信,在处理问题时,总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处理。因而讲中庸,也是讲民主。讲中庸,不是搞折衷,放弃原则。因为中庸之道即是“正道”、“定理”,也就是原则,而正道只有一条,定理只有一个。讲正道、讲定理、讲原则,就是要辨黑白,论是非。不能把事物的各方面“折衷”起来,超然于是非之外,混迹于黑白之间。中与和结合起来,便经常地永恒地维持统一、一致、均衡的局面,社会就能够繁荣,天下就能够太平。
以中庸之道为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有了持久的韧性。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世界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兴衰如何,不在于这个民族的强大与刚性,而主要在于这个民族的韧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持久韧性,其主要特点是柔中有刚。虽然在特定的时期,中华民族没有其他民族强大,更缺少其他民族的刚性,但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持久的韧性正表现了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性。中华民族特有的持久韧性,还表现在我们的忍耐性以及以柔克刚的巨大能力上。即使我们经历了上世纪各种外来侵略的耻辱历史,但仅仅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华民族又像雄师一样苏醒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韧性,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性。
中庸之道对中华民族的存亡都有了重要的联系,那么,中庸之道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就更有重要性了。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孔子“五美”学说,就是讲中庸之道的。“五美”就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所提倡的“五美”,现在看来现实意义是很深刻的。
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中,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中,就是既不纵欲,也不禁欲;中,就是既不愚忠,也不奸诈;既不轻生厌世,也不贪生失节。中,就是升了迁不专横跋扈,丢了职不低三下四;中,就是发了财不要为富不仁,受了穷不要人穷志短。中,就是既不让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中,就是既不好高骛远,也不自暴自弃。中,就是做人要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中,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只有这样人心才会平稳,社会才会稳定。联系我们目前有些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庸”吗?

中国最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讲究的就是“合适”,就是“刚刚好”。
……品格可以列成三等,各类中的第一类和末一等都是极端和缺德,居中的才是道德或优越性。所以,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才是奋勇有为;吝啬与奢侈之间才是慷慨大方;怠惰与贪婪之间是意气风发;卑屈与骄傲之间是谦虚谨慎;秘密与多嘴之间是说一不二;乖僻与滑稽之间风趣幽默;寻衅与谄媚之间是友善可亲;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冲动任性之间是自我克制(《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于是,伦理或行为的“恰当”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恰当”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意思是正确、适合,最有效地达到最好的结果。
然而,中庸并非像数学的中项恰恰是精确可计的两端的平均数;它随着环境中左右各种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只对成熟而有灵活性的理性才显露自身。卓越是靠训练有素而得来的一种艺术修养,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道德或卓越才行为举止正确合理我们才拥有这些的;“人形成这些美德是由于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伦理学》,第2卷,第4节。——原文注);我们反复而行,就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因此,卓越并非一种行动举止,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正如一只飞燕或晴朗的一天就能形成春天一样,一朝一夕或昙花一现的一瞬间也是不能便人幸运得福的。”(《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

青年是走极端的年龄:“要是青年犯错误,那总是由于过分或夸张了。”青年(以及许多比他们年龄大的人)很难做到的是从一极端中摆脱出来而不落入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因为一个极端很容易落入另一个极端,否认是由于“矫枉过正”也罢:伪善总是作过多的表白,谦卑则又翱翔于自负的边缘。(柏拉图说:“犬儒学派安提西尼的虚荣心通过他外表的破孔在向外张望呢!——原文注)那些意识到偏于极端的人不会把道德的美名赋于中庸,却会赐予那个相反的一端。有时候,这也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清楚自已错误地陷入了极端,“我们就该指望另一端,……犹如人们把弯曲不平的木材直过来时所干的那样。”(《伦理学》,第2卷,第9节。——原文注)但是不自觉的极端主义者将中庸看作是罪大恶极;他们“彼此将持中间立场的人推来推去;勇敢的人被怯懦的人说成鲁莽,鲁莽的人又说成怯懦,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伦理学》,第2卷,第8节。——原文注)就这样,在现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说成是“保守分子”,被“保守分子”说成“激进分子”。

日常生活中的“中庸之道”
日常生活里,有人过于追逐物欲,有人过份刻苦自励;有人对金钱的使用浪费无度,有人则是一毛不拔,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畸形,只张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所以,什么是中庸之道?有四点: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