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750项链会掉色吗:争论，．．．．．

兄弟争雁

昔人有睹雁翔者，将援弓射之，曰：“获则烹。”其弟争曰：“宜燔。”竞斗而讼于社伯。社伯请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则凌空远矣。
（刘元卿《应谐录》）

译文：

从前，有个人看见大雁在飞翔，准备拉弓把它射下来，并说道：“一射下就煮来吃。”
弟弟表示反对，争着说：“家鹅煮着吃好，鸿雁还是烤着吃好。”
两人一直吵到老长辈那儿，请他分辨是非。老长辈说：“就煮一半，烤一半吧。”
兄弟俩都高兴地同意了。可再去找雁射击时，那雁早就飞到天边去了。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两小儿辩日

《列子》
原文：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篇文言主文就是关于争论的。

他们两人到了公园，拼命地玩，玩累了，就坐在一张石椅子上，小江在左边坐，说：“你看，这多像个6字呀。”小明一看，说：“你这么这样看啊，明明是个9字，你怎么了，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小江生气了，站起来说：“我说6字就是6字。”“我说9字就是9字，”两人闹得不可开交。 这时，同班同学小金刚好走过这里，看到小明和小江闹得不可开交，便走了过去。“小明小江，你们在吵什么？”小江说：“这明明是个6字，他就总说是个9字，你说我们谁对？”小金看了看，大笑起来，说：“你们都错了，我们看事物，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物也不同，我们要有全面的观点，不要片面看事物。”
小江和小明听了小金的一席话，顿时恍然大悟。

有一天夜晚，小主人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亮晶晶的眼睛、粗壮的鼻子、宽大的嘴和默默无闻的耳朵都醒来了。

眼睛伸了个懒腰，扬起头得意洋洋地说：“在这里我数老大！假如没了我，小主人就看不见东西，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就不知道了！”鼻子摆了一个不服气的姿势大声喊道：“你算什么呀！我既能闻到气味，也能呼吸，没了我，你们都没法活！”嘴巴生气地说:“鼻子老兄！没了你就不好呼吸？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不能呼吸吗？没了我主人就不能说话，再说吃东西都靠我，没了我，你们都会死的！”

它们叽叽喳喳地争论不休。在一旁默默无闻的耳朵不疾不徐地说：“各位都别争别吵啦！我们四兄弟假如没有了谁，主人都会不方便的！我们一定要万众一心，干好每一件事！”

听了耳朵的话，它们谁也不说话，都低着头，红着脸，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