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交通信息网去医院洗牙的流程:蒋介石为什么实行不抵抗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杭州交通信息网 时间：2024/05/03 02:52:16
老蒋认为应该先消灭中共再抗日并且他还认为世界舆论能够阻挡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决策？不抵抗主义如何出笼？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张到底有没有为蒋背黑锅？张下令不抵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依据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一、不抵抗主义出笼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二、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四、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应付，谨慎处理事变。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后，主持在京中央委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蒋主张“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条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让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于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81页）会议决定军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要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在第二天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国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民众书》，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与日本交锋的同时，在军事上默认了张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不抵抗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如此举措，实乃受制于内外交困之局，国际上西方诸强陷于经济危机困境难以自拔，国联态度暧昧，苏联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东路权益，乐得作壁上观。国内宁粤对立难解，虽然“九一八”事变后蒋对粤方取和解政策，但对方不依不饶，事变发生后粤方几次发表通电，虽言抗日救国，但一再声明“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总之，在粤方眼中，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抗日救国。如此情况，要达成举国一致共同抗日，谈何容易。
虽然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蒋仍坚持一步不让，他在9月22日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此案在京已归为国际交涉。”23日，蒋又在与万福麟的谈话中要其转告张，“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骄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在中方的积极争取下，国联在9、10、12月三次通过解决中日满洲问题决议案，要求日本撤兵。虽然获得国联的“公平裁决”，但是日本方面寻找种种借口拒不撤军。并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至11月下旬，已进占东北大部分地区。依靠国联裁决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国内的宁粤之争又难见缓和（粤方坚持蒋下台为和解条件），内外交困的蒋亦只有去职一途。
五、张学良之二度不抵抗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压力下通电下野，张学良也在同一天电蒋要求辞去陆海空副司令职，南京国民政府改委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此时，日军正向锦州推进。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面对锦州危局，担任特种外交委员会（该机构是“九一八”事变后设立的，主要处理对日外交）秘书长的顾维钧曾在11月下旬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建议“我军可自锦州撤至山海关，但日军须向英、法、美各国声明，担保不向锦州至山海关一段区域进兵并不干涉该区域内中国行政机关及警察，此项担保须经各该国认为满意”。随后由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提案，建议中立区由英、法、意中立国军队驻守，日军不得侵入。该提案由于英、法等都表示无法提供军队，日方又坚持锦州须在日军管辖区内，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议决放弃。
中立化方案告终后，顾维钧认为锦州不可放弃，须“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卫之。他的主张得到特种外交委员会和蒋的赞同。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依然钟情于不抵抗主义。自“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后，他便对此大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进行直接交涉，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对此国民政府甚为忧虑，顾维钧于12月2日致电张，告知“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3日，顾又电张相劝：“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同上）5日，顾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同上）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两次联名急电张学良，要张“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吾若抽调一部后退，仍不能阻其进攻，不如坚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次日蒋又电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期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以坚张守锦州之心。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致电反对撤退锦州驻军，但张学良却无意抵抗，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5页）。
蒋下野后，张学良更无坚守锦州之心。此时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欲壑难填，但认为如无全国发动，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因而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21日，他电令王树常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根据张的命令，驻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相继撤入关内，留锦兵力仅剩熊飞率领的3个公安骑兵总队。而日军已开始步步进逼。25日，国民政府鉴于锦州危急，电令张学良，要他“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对于（日军）进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如遇侵犯，则抵御之”。但张认为仅靠东北军守锦无济于事，他复电抱怨：“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中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29日，关东军攻陷盘山，迫近锦州。“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荣臻于同日从北平谒张返锦，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下令各军撤退。30日，国民政府再电令张学良坚守锦州，谓“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张置若罔闻，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各部已从锦州撤退完毕，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军轻取锦州，关内外宣告隔绝。张的不抵抗行为，再一次遭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编辑：李瑾）
蒋介石没有不抵抗，八年抗战的主战场是国军与日军的正面战场。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国军陆军死亡、受伤、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张自忠等上百名将官殉国。
你所谓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一贯的欺世愚民的说法，不可谓信。
国军阵亡高级将领：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江苏吴兴
吴国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藩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黄启东少将，23师参谋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114师师长 1938年6月 山东荷泽冯家场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东
冯安邦中将，42军军长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阳
林英灿少将，152师副师长 1939年1月13日 广东清远
李巩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张谞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 1939年3月7日 陕西西安
王禹九少将，79军参谋处长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陈安保中将，29军军长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龙里
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迁安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东莱阳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197师师长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2军副军长 1940年2月3日 广西昆仑
钟毅中将，173师师长 1940年5月9日 湖北苍台（自杀）
张自忠上将（追授），33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番瓜店
张敬少将，33集团军高参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27师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砦
梁希贤少将，新27师副师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27师参谋长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将，3军军长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悬山（自杀）
寸性奇中将，12师师长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自杀）
金崇印少将，17军参谋长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将，70师师长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190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实夫少将，新3师副师长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将，57师步兵指挥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98军军长 1941年9月29日 山西东峪
朱世勤中将，暂30师师长 1942年5月4日，山东潘庄
郭子斌少将，暂30师副师长 1942年5月4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200师师长 1942年5月26日 缅甸茅邦村
王凤山少将，暂45师师长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96师副师长 1942年7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1942年8月 山东唐王山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张少舫少将，113师参谋长 1943年2月21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1943年5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114师参谋长 1943年7月4日 山东邹县
彭士量中将 （追授），暂5师师长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150师师长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10师师长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卢广伟少将，骑8师副师长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颍上
李家钰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陈绍堂少将，104师步兵指挥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8师副师长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将，79军军长 1944年9月7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追授），131师师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自杀）
吕旃蒙少将（追授），31军参谋长 1944年11月10日 广西桂林
齐学启中将，38师副师长 1945年5月13日 缅甸仰光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丰
老蒋认为应该先消灭中共再抗日并且他还认为世界舆论能够阻挡日本的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面对这一突发事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东北地方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他们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和决策？不抵抗主义如何出笼？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张到底有没有为蒋背黑锅？张下令不抵抗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依据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一、不抵抗主义出笼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
二、不抵抗主义谁之过？
面对日寇的入侵，东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种做法立即受到国人的指责和痛骂，张学良也因此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于是，在许多历史著作中，蒋决策不抵抗，张忠实执行便成了定论。但直到今天，历史研究者们都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考察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行踪，就可以发现所谓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的说法站不住脚。
1931年9月18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沿江西航。蒋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当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的电报时，正在舰上休息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上午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常委临时会议，决定以中执委名义通知各省市和海外党部，日军侵入东北，全党须团结一致，并急电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三册，236页）永绥号军舰于当天到达湖口，在此蒋接到上海方面的急电才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随即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抵南昌后坐飞机回南京。19日晚8时左右蒋在南昌给张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第278页）。可见蒋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初步消息，蒋急于了解详情，所以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其中并无下令不抵抗之语，而所谓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的说法，在当时通讯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从事变发生至沈阳沦陷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两地间能往返几十封电报，则无异是天方夜谭。
张学良也在生前提供了关于不抵抗决策的珍贵史料。经历50多年漫长的幽禁生涯后，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访谈中他谈及“九一八”事变时坦承：“（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第72页）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才决定不抵抗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页）张的回忆得到现有史料的印证。“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与蒋的往返电报中多次提到他和东北军对日军的进攻“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但从未提及这种做法是遵奉蒋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来龙去脉
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仇视。在接掌东北大权后，他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深感失败屈辱的张认定东北实力不足，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正面对抗，正如他在晚年回忆中所说“我知道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页），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张一时之间颇为踌躇满志，但前后十余万东北军入关，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孙科对日方的举动甚为担心，提醒张学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诿，以留后路”。张却不以为然。2月底，他把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同月，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日本在辽宁抚顺、山东烟台越界采煤，日产三万吨，却照三千吨报税。而主管华北、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对此却一无所知。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卷入纠纷，竟使用机枪扫射中国百姓。日方还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鲜各地煽动排华情绪，制造了多起排华惨案。围绕万宝山事件，中日展开交涉。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主张“隐忍自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同意张的处置意见，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间，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潜入兴安岭索伦屯垦区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不久被东北军下属之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发现并予以逮捕，搜获大量其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证。团长关玉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此事，出席会议的军官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处死。6月26日零时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处决。其尸体和所携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资料上报外，一律焚烧灭迹，投入洮儿河内。在审讯中村时，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垦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拿走。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时，将其押于大兴当铺内，最后为日方所获，导致消息走露。处理完毕后，关玉衡将所获物证送往北平并报告了处死中村等人的情况，张学良认为问题不大，嘱关“灭迹保密”。7月中旬，关东军特务机关寻获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处死的详情，决定借此煽动反华情绪，为侵略制造口实。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四、蒋介石默认不抵抗主义
对于“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蒋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30年代日本侵华的原因；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 2．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及其影响。 3．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及其表现。 二、能力目标 1．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的分析，培养学生全面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反动性的揭露，培养学生把握历史问题本质的能力。 3．通过对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介绍，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事件、概括历史特点的能力。 三、过程与方法 以现实中的新闻报道导入新课，营造一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愤慨的气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本节课需要着重进行理性分析的内容并不多，仅有的一两个分析点也较容易，因而可以给学生较多的自学时间，通过讨论解决问题。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适当地做一些梳理工作即可。 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使学生认识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步骤，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当今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2．通过对本节教材的讲述，激发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仇恨，树立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及民族责任感。 3．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关头发表宣言，发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符合全民族的利益，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各阶级、各阶层为挽救民族危亡，纷纷举起了抗日大旗，他们的爱国之情、英勇抗敌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九一八事变。 难点：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后，各阶级、各阶层对日态度及其影响。 解决办法： 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上台后精心策划的重要侵略步骤。通过讨论、材料分析、学生即兴表演等手段，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历史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②各阶级、各阶层对日态度及其影响，可以从不同阶级的本质来分析。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本质决定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宁可牺牲中华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浪潮。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也举起了抗日大旗。这一切，与蒋介石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的沦亡，日本法西斯势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向世人证明了中华民族不是一盘散沙，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和强大的力量。 【教学渗透点】 1．对于当今日本历史教科书、齐齐哈尔化武中毒等相关现实问题的认识。 2．对于国际关系准则的认识。 课时安排 一课时。 课前准备 通过课外书籍、互联网、教科书等媒介，让学生： 1．了解历史上和当今现实社会中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2．了解日本政治地理概况。 3．了解东北的地理特点和现状。 教师： 1．搜集教学过程中所需要的历史图片。 2．制作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图的多媒体动态演示课件。 3．音乐磁带《松花江上》。 4．搜集教学所用的材料，制成幻灯。 教学设计 【导入新课】 投影显示： 1．文字：2003年8月4日凌晨4时，齐齐哈尔市某开发公司在该市一处工地施工时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上午9时，两个民工买下这5只金属桶，并对其进行了切割，又造成两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外泄。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于挖出金属桶的工地上被污染的残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污染扩散。晚6时，有三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晚8时，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据专家鉴定、侦检和化验分析，最终确定“8·4”毒剂伤人事件的有毒化学物质为“芥子气”，是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毒剂。截至17日上午11时，受害者人数为43人。 2．图片：受害者身体被毒剂烧伤的相关照片。 ——以上均摘自《人民网》 师：这就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在近代历史上，日本先后两次大规模侵华：19世纪末的甲午中日战争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举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特别是后者。 我们在谈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总要提到九一八事变，这是一件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巨大影响的事情。今天，我们将再一次关注九一八事变本身，并对事变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及国共双方的态度、行为进行较为深刻地学习和认识。 【新课教学】 师：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不是偶然事件？ 学生阅读教材，并结合课前的准备，分小组进行思考、讨论。教师根据讨论情况，引导归纳： 师：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或迟或早总要发动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战争，而历史发展到1931年，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几乎成为日本政府的燃眉之急，并且日本认为此时具备发动战争的各种有利因素。 根据教材所提供的有关田中义一密奏的材料，我们知道日本早就有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其计划是先据有台湾，后吞并朝鲜，再夺取中国东北，之后征服中国。占有或完全控制中国东北，是日本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一环，而东方会议的召开说明在1927年日本已把夺取满洲（中国东北）置于日本控制下提到了侵略日程上来。所以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既定的侵略方针的必然结果。 1929年10月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同样席卷了日本，使其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在经济危机中大量工人失业，阶级矛盾激化，导致日本的政治危机；日本本国资源匮乏，经济自救能力相对较弱；日本统治者为摆脱自身危机，转移日本人民视线，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因而，到1931年，日本迫切地需要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垂涎已久的、并且有着相当数量的日本关东军驻扎的东北，便成了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首选之地。 日本独霸中国的计划与美、英等国家的侵华利益是有矛盾的，但此时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正忙于应付本国经济危机，无暇东顾。而且，东北也不是美、英等国侵华利益的重心所在。而一直视中国东北为己有的沙俄（此时为社会主义苏联）正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元气还没有恢复，所以，它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与日本较量。 在上节课的学习中同学们已认识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此时，蒋介石集团正集中重兵在中国南方“围剿”红军，无心北顾。 对于日本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的各方面有利因素，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有较精辟的说明。 投影显示： 本应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来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 师：见时机成熟，日本便在1931年七八月间制造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但蒋介石严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所以，中国军队没做出任何反击行为，最后，日本的关东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制造了一个借口，导演了一幕自编自演的历史话剧，发动了战争。 投影显示： l．文字：以下是柳条湖事件的参加者花谷正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18日夜……岛本大队中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离兵营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摘自〔日〕《文献昭和史》 2．图片：柳条湖南满铁路被炸现场、日军制造的伪证等相关图片。 师：投影所示材料充分说明了什么？ 生：柳条湖的铁路是由关东军炸毁的，与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关系。 师：但日本关东军却贼喊捉贼，诬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于是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军的进攻，广大东北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与其决一死战。然而，此时正准备去江西督师“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却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投影显示： 蒋介石给东北军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手迹的图片、张仃的《十五年前的一幕童话》漫画（《中学历史教学》2002．10）。 师：东北军执行蒋的命令，不战自退，导致东北三省沦亡。兵力大大少于东北军的侵华日军，竟然迅速吞并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东北，这是为什么呢？ 生：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师：那么，蒋介石是怎样为其“不抵抗政策”辩护的呢？我们又如何认识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及实质呢？请同学们阅读教材课后的四则材料，并讨论所提问题。 教师应参与讨论，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整个讨论时间不超过5分钟。在学生讨论之后教师进行归纳。 师：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有：①认为中日双方实力悬殊，中国战则必败。②担心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斗争中发展壮大。③认为国联会制裁日本。④认为交出东北，可确保其他十八省的安全。上述四点大多是蒋介石为其妥协退让的辩解。蒋介石不抵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所代表和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反人民始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由于国联的姑息，蒋介石的不抵抗，日本很快占领东北三省，并于第二年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投影显示： 1．文字：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在一伙日本特务、汉奸和清朝遗老的簇拥下，来到长春。3月9日举行就职仪式，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此前，溥仪就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密约，把权力完全交给关东军司令部。 9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满洲国”的整个政权，由日本外交、行政、军事、铁路等驻东北的机构联合控制，其国务院中的各部，由汉奸任正职，日本人作副职。日本人驹井德三任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掌握各部一切实权。凡有命令，不经该部签字盖章不能执行。 2．图片：《膝下图》 师：上述材料说明，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溥仪只是一个牌位，一个摆设而已。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傀儡政权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使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播放《松花江上》的音乐。 师：每个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对这段历史，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积极推动、发展中日两国间长期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但是，战后50多年来，日本政府并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认真地反思，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诸如教科书等问题上歪曲历史、误导国民。日本政府对待侵略的错误历史观必然导致其国内右翼势力的膨胀，为中日关系乃至世界和平埋下隐患。 师：为了更好地掌握教材的内容，下面即兴表演一个历史小话剧。 历史小话剧：选出若干擅长表演的同学，分别代表张学良、蒋介石、日军、国联、溥仪，以刚刚所学内容为题材，即兴表演。教师和同学们充当评委和观众，选出表演最好的同学给予表扬。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 师：刚才几位同学的即兴表演，较好地表现了各方的微妙心态，这说明同学们已经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国内国际状况。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呼声。不甘做亡国奴、富有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东北到南方的福建，到处都有抗日的旗帜。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本目内容的第一小节，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态度和政策。 生：谴责日本的侵略，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发动群众，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师：是啊，党在当时的态度是抗日反蒋，虽然提出发动群众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但并没有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点希望同学们注意。 请同学们继续阅读教材中关于东北抗日武装的内容，指出主要抗日武装的名称。 生：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 师：其中在党的领导下的是什么？ 生：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 师：抗日义勇军主要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部分未撤走的东北军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的总称。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楷体字部分内容和“东三省各联合会宣言”。 我们可以看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充分体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做亡国奴，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然而，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组织和领导，到1933年，30多万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仅剩下几万人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由游击队发展为人民革命军，再到抗日联军，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而抗日联军的称号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共同抗战的统一战线策略。 投影显示：“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图”的动态课件。 师：东北抗日联军是党领导下的统一的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从1931年至七七事变前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歼灭日伪军4．4万余人，为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而积极的抗日态度，并领导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斗争，这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那些在艰苦条件下顽强抗敌的英雄们，如杨靖宇将军等，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激励着我们。 投影显示：抗日联军艰苦作战的相关图片。 师：我们可以说，在东三省沦亡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中国广大的中间人士（民主人士）抗日斗争的情况。 投影显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团体。1932年夏秋之间，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筹备，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总会设在上海，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1933年1月，该会先后在上海、北平设立分会，各有会员四十余人，多为文教、科学、新闻、法律界知名人士。该会以反对国民党迫害，营救爱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议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宗旨，曾公开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多方设法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非法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与上海近三十个进步团体组成御侮自救会，反对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该会被迫停止活动。 师：民主人士出于对日本侵略和国民政府的退让、反共政策的不满，也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以国民党内知名人士、爱国学者为主体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团体，它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国民党内爱国将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加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相关内容。 投影显示：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就义诗》 师：当时表现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抗日要求的两件大事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建立及斗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及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国民党爱国将军冯玉祥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的抗日队伍。他们收复多伦的战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然而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并勾结日伪军夹击同盟军，同盟军最后失败。投影所示的诗歌，就是吉鸿昌就义前的愤慨与呐喊，表现了革命者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 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树起的是联共抗日反蒋的大旗。这主要是因为：①民族危机的加深使爱国官兵奋起抗日。②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企图使之与红军两败俱伤，迫使十九路军转而反蒋。③中共抗日的主张，使十九路军走上联共抗日反蒋的道路。蒋介石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斗争中联合和壮大，勾结日军夹击十九路军，导致福建革命政府坚持了不到两个月，最后失败。 国民党内爱国力量同中共合作抗日的情况说明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而蒋介石对抗日力量的态度决定了当时抗日与反蒋是结合在一起的。 投影显示： 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这突出表明了当时（ ） A．红军与抗日反蒋力量结成了统一战线 B．中华民族已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C．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尚未全面推行 D．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并存 学生讨论后教师分析：《抗日停战协定》虽体现了停战、一致抗日的合作要求，但不能说统一战线已形成，统一战线有组织上、斗争纲领上的更高要求；1933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尚未开始，说“中华民族已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不恰当；1933年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王明等已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因此C项错误；正是由于民族危机加深使爱国官兵抗日反蒋，这反映了中日民族矛盾，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不利，损失很大，因而要与红军停战，这反映了阶级矛盾，李济深、蔡廷楷属国民党内反蒋势力，而蒋介石企图以“剿共”来削弱十九路军，使其与蒋的矛盾加深，因此福建事变本身也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所以D项正确。 【课堂小结】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日本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抗日的号召，并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坚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为以后全民族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从洪秀全到蒋介石--细数南京总统府的兴衰荣辱
外滩画报
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也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群像南京长江路292号总统府这样，毫无遗漏地见证了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历史，它完整地保存着如此众多的中国近代史的文物古迹，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史上最有力的物证。总统府，这座充满东方园林优雅之美的院落，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屈辱，感受过太平天国“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的悲壮，也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钟山风雨和国民政府的兴衰荣辱。
3月1日，总统府正式对外开放，到明年5月为止，它将建成我国目前最高级别、保存最完好的近现代史遗址博物馆。
3月1日，家住南京市玄武区的79岁徐福祥老人，一早就和老伴儿赶到长江路292号总统府。今天是南京总统府第一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承袭着600多年风雨的总统府一直以来只对公众部分开放西花园和煦园，徐老伯虽然就住在总统府旁边，但几十年来，这也是头一次一睹总统府的真面目。
建国后，“总统府”由江苏省政府、政协等机关使用，最多时曾有20多个机关、1000多人在此集中办公，从1984年起，江苏省的诸多机关陆续搬出“总统府”，前后历时16年。附近700余户居民也陆续搬离。
到明年5月，总统府将成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扩容”两倍，占地42公顷。博物馆投资5亿元人民币，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并已在3月1日向公众开放。
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踌躇满志的天王陛下洪秀全在脑海中构筑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乌托邦，他下令大兴土木，就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原址上扩建他的天王府。
·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终于跨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在天王府的大殿上，逼迫天王封自己为“万岁”，于是揭开了太平天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
·湘军破城后，洪秀全的尸骨和他一手创下的基业一起灰飞烟灭。
公元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乘坐的黄色大轿在众人的簇拥下，由水西门进入南京。他掀起轿帘，太平军将士甲胄鲜明、刀戟林立；胆战心惊的金陵百姓跪在道路两旁，迎接天王大驾；战火的硝烟尽数散去，炮火毁坏的房屋也已修葺一新。这一天，无疑是这位农民军领袖人生的顶点。此时此刻，他也许会想起在金田揭竿而起的那一瞬间，冯云山、萧朝贵、石达开等一干兄弟叱咤风云、挥斥方遒，那是怎样的意气风发。
仅仅用了2年多时间，太平军就辖50万之众，“帆樯蔽江、衔尾数十里”，自武汉顺江东下，一举击破两江总督陆建瀛设在老鼠峡的防线，总督大人也兵败身亡。也正是因为一切太过顺利了，踌躇满志的天王陛下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构筑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乌托邦。他显然被眼前这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的繁华盛景所迷惑，以为这一回真的到了“小天堂”，于是下令大兴土木，就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原址上扩建他的天王府。《贼情汇纂》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建造宫殿的景况：“掳得城中妇女挖壕沟”、“墙用城砖，闻皆掳妇女挑运”、“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
当时，洪秀全起用了大量女兵建造宫殿，那些从两广带来的客家妇女，都是天足，又跟随太平军转战多年，个个孔武有力，而当时的江南女子却几乎人人缠足，客家女子监督江南女子做工时，往往“雌威严厉，毫不放松”、“稍不遂意，责鞭捶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城中男女不是被征服役，就是逃出城外，全城十室九空。督造宫殿的将领们于是就去安徽、湖广等地招募工匠。就这样一个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一直到天朝灭亡，天王府也没有彻底完工。
然而，洪秀全自进天京以后，很快就消磨了意志，自己避居深宫，所有朝政一概交由东王杨秀清把持。杨秀清假借天父之名，独断专横，渐渐将洪秀全架空成了一个傀儡。洋人吴世礼在《天京观察记》中记载了天王洪秀全深居宫中，几乎不外出宫门。宫中“屏绝男性……常受其许多妻妾或妃嫔女宫之包围。男仆一概不准入宫”。洪秀全之子洪天福贵在自述中讲：“老天王是我的父亲，他有八十八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由此可见，《天京观察记》所言比较可信。
1856年的整个秋季，南京的空气中都飘浮着浓浓的血腥气。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终于跨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他站在天王府的大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逼迫天王封自己为“万岁”。洪秀全密诏韦昌辉、秦日纲回京勤王，9月1日深夜，北王韦昌辉领三千精兵抵达京门，于是揭开了太平天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先是韦昌辉将措手不及的杨秀清及其全家亲属亲兵斩杀殆尽，“尸骸不可数计，从观音门口漂流入江”；接着，杀红了眼的韦昌辉干脆拿石达开的家眷也开了刀；然后一不做、二不休，领兵围攻天王府；夤夜出逃的石达开从安庆领兵杀回天京，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终于将北王诛杀。
至此，金田起义时的五军主将只剩下石达开一人，然而此时的洪秀全已经不再信任任何臣僚，他加封两个“又无才情，又无算计”，多少有点弱智的哥哥为安王和福王，同石达开共理朝政，名为辅佐实为挟制，石达开一怒之下率军远征。七年之后，他站在大渡河边陡峭的绝壁上，身后是清军的围剿，面前湍急的江流，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境遇里每一个人普遍的悲哀？在遥远的天京，那个他曾经为之出生入死的帝国，如今除了那一片金碧辉煌的宫殿外，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躲在天王府中的洪秀全，得到石达开的死讯后也变得心灰意冷。当时，天京常年为清军围困，城中断粮已久，全城百姓天天以野菜充饥。李秀成劝天王“让城别走”，遭到断然拒绝。焦头烂额的洪秀全处在清军和八十八个娘娘的双重包围之下，终于在1864年6月1日“升天”，那一年，他年仅五十一岁。
洪秀全死后尸体被秘密葬在天王府内。1864年7月19日，湘军破城后将洪秀全的尸身挖出，刀戮火焚。一个名叫李臣典的湘军将领更是极富想象力，他将洪秀全的骨灰和以火药，装入炮口，轰的一声巨响之后，洪秀全的尸骨和他一手创下的基业一同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后来晚清、民国又多次在原址上重建屋舍，以至于天朝宫殿的范围如今已经无法确认了，只能从晚清文人的零星记载中略窥其轮廓。
91天的临时大总统
·在曾国藩的身后，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穿着满清王朝两江总督从一品的冠服，站在总督署衙门月影稀疏的院墙下吟风弄月。
·当1912年1月，孙中山在总督署的大堂暖阁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原两江总督署西花厅。
·卸任后的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从1912年1月1日就职那天算起，他一共只呆了91天。
同治9年至11年(1870—1872年)，曾国藩就在这样一堆布满瓦砾和焦炭的废墟上修复了两江总督府，奠定了今天总统府大致的样貌。同治十年11月22日，督署尚未最后竣工，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移居新衙门，即百余年江督旧署，乱后，洪逆据为伪宫者也。本年重新建造，自三月兴工，至是粗竣，惟西边花园工尚未毕，虽未能别出丘壑，而已备极宏壮矣。”
在曾国藩的身后，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这样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穿着满清王朝两江总督从一品的冠服，站在总督署衙门月影稀疏的院墙下吟风弄月。这样看似太平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11年末。12月1日，革命军江浙联军的炮火轰走了清王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
今天，总统府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博物馆已经向公众开放，全馆依中、东、西三条轴线进行分布。中轴线是蒋介石时期的总统府；东线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楼、国民政府五院文物史料陈列，以及清两江总督署、太平天国史料遗迹等；西线就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办公室、秘书处和参谋本部以及西花园。
1912年1月1日清晨，孙中山从上海哈同花园乘上马车前往上海北站，准备转乘火车直赴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火车抵达城东两江总督署东箭道车站。沿途街面店铺，均悬挂烛灯，厂家则高挂彩旗，场面蔚为壮观。一路上，军警密布，市民夹道欢呼，人人争相一睹大总统的风范。孙中山曾自称自己是“洪秀全第二”，命运果然又将他和半个世纪前的那位起义者联系在了一起。
孙中山登上一辆蓝色丝绸绣花马车。车队以军乐队高奏凯旋曲为前导，直抵两江总督署辕门。早在孙中山刚到上海时，在宁的各省代表就已经作出决定，要将总统府设在原清两江总督署衙门。当晚，孙中山在总督署的大堂暖阁宣誓就职，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原两江总督署西花厅。
当时为了定都在南京还是北京，是有过一番争执的。一条长江，把南京的气候和地理划归了南方；2400多年的历史，又使金陵先后成为八个封建王朝的帝都，太多太多的帝王之气让这里的语言和性情沾染了北方的豪迈。显然，孙中山是希望能够将国都定在南北并济的南京。
1912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召集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辞职咨文，并专门审议了定都一事。然而议会选举的结果却让孙中山大为失望。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第二任民国总统，首都顺其自然地移至了袁世凯的大本营北京。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了临时大总统职。这一天，孙中山起身很早，他逢人就说，从今天起，我就是自由公民了。两天以后，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从1月1日就职那天起，他一共只呆了91天。
此后，从1912年至1927年的15年中，总统府(都督府、督军署、督办公署等)主官20次易人，府邸18次更名，而中国的政局，则是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靖。
总统府最后的背影
1949年元旦，总统府大礼堂一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上，彻夜未眠的蒋介石拖着疲惫的身躯，强打精神发表了一番讲话。21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登上“美龄”号专机，往东南方向飞去。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
总统府大门上的这三个字，是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匆匆挂上的，换下了原来“国民政府”四个字，由当时国民党的四大书法家之一、总统府资政周钟岳所书，直到解放以后被摘了下来。博物馆改造初期，就有人提出既然要恢复历史原貌，就应该重挂“总统府“这三个字，然而申请报告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音。总统府工作人员决定先斩后奏，2002年11月21日他们悄悄地把复制的金字挂上了门额，没想到引来的却是一片叫好声。博物馆综合管理处的刘晓宁讲起这件事，不禁感慨万千。当时的国府大院基本是北洋军阀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屋，作为国民政府的府邸，却依然沿用了督军署的大门。蒋介石采纳了外长王正廷的建议，决定在清两江总督署的辕门原址上推倒重建新大门。工程历时半年，建成后的大门，朝南立面有八根古罗马爱奥尼式石柱，立面向外有三座拱形门洞，四周是巴洛克风格的线脚。
总统府中轴线依次是大门、大堂、礼堂、会客室、总统办公楼(子超楼)，也已经基本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原貌。沿着中轴线一路走进去，当年蒋介石也是沿着这样一条相同的道路，走完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段政治生涯。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并非每天都去总统府办公，大部分时间留在距总统府不远的黄埔路官邸。只有在接见外宾，接受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召集重要会议，参加每周一例行的总理纪念周等活动时才会露一露面。
从蒋介石的官邸到总统府，只需几分钟的车程，但每次都由总务局事先周密部署，以防不测。沿途的警察局、派出所长官均是从远侍从室中调派。当总统的车队出发后，沿线黄埔路、中山东路、汉府街，实行半戒严，进入国府路后，则是全戒严。如果总统与外宾车队通过，则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岗亭必须通知下一个岗亭，一站站传下去，直至总统府大门口的哨兵。汽车驶入国府路时，仪仗队就要做好准备，车队一进大院，立即吹号奏乐。这时，总统府参军、局以上办公室的信号灯一起亮起来，电铃连响三声，表示蒋介石一行已经入府。
蒋介石的坐车可以一直驶入大堂，至二堂下车。而一般的车辆到大堂前必须停下。蒋介石下车后，踏上台阶，走过麒麟门，穿过磨石子甬道，过政务局，直入“子超楼”，登上美制“奥迪斯”电梯，到达二楼办公室。蒋介石的警卫车队则停在大堂外，便衣侍卫就在大堂内外流动警戒。蒋介石刚任总统不久，内战战场就一再失利。总统府上上下下都笼罩着一股悲观气氛，小道消息四处流布，一时间人心惶惶，连上班的心思也没有了。有一次，军务局接到国防部保密局(即原军统局)送来的一份情报，大意是：据勘测，毛泽东家的祖坟风水绝佳，因此共产党可以老是打胜仗。保密局在意见处理一栏里，居然写上了：派兵“围剿”湖南韶山。1949年元旦，总统府大礼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团拜会。与会者人人低头不语，惟恐惹老蒋生气。彻夜未眠的蒋介石拖着疲惫的身躯，强打精神发表了一番讲话：战争虽然失利，但我们还有西北和华南的大片土地，还有长江天堑，只要万众一心……
1949年1月21日下午，面容憔悴的蒋介石，穿上那一身浅色长袍，深色马褂，一手拄着拐杖，与送行的官员一一握手后，携宋美龄登上“美龄”号专机，往东南方向飞去。蒋介石想起自己1927年首次入主总统府以来，几进几出，1927年被迫下野，1931年迁都洛阳，1937年再度迁都重庆，……然而，与前几次不同，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回来，“总统府”那三个金色的大字被永远地留在了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