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刀片:杨绛近况？

杨绛生活近况

张者

钱锺书先生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覆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您的读者之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吟了一会儿，末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这个老人聊聊天吧。」留名干什麽？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纹丝不乱，穿着乾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台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我问：「钱先生已去两年了，在他的忌日您是怎麽纪念的？有什麽仪式吗？」杨绛回答：「什麽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最近您正忙什麽呢？」我问。

「我不忙什麽。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对於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您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麽？」「那麽您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麽呢？」「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您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麽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销完了。二○○一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不愿做名人

钱锺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锺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麽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麽？」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於书斋，遨游於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面对杨绛先生，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您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对於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麽报刊？」「都看看，看些要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麽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麽名人呀！」（笑）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您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麽价值。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盖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字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鹊起之时，钱锺书却默默无闻。

一次，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锺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锺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哪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锺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於，钱锺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我只拿六十分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麽多角色杨绛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也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六十分。」「很多人都觉得您做妻子是最好的，否则钱先生在学术上不会有这麽大的成就。」我说。

「那钱先生做丈夫也是最好的！」杨绛骄傲地说。我不由笑了，没想到九十岁的她还反应这麽快。「那麽作为一个学者您认为自己如何？」「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据悉，钱瑗去世时将近六十岁，可是在父母面前，女儿还是女儿，永远也长不大。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於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说：「回国后因为孩子的原因不能去内地，只有钱先生孑然一身去西南联大。作为妻子我应陪他一起去内地的。在上海我做了中学校长，还兼高三的英文课，作业都改不完，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玩。做女儿呢？在父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在国外。我回国时，母亲已经去世了。」我问：「您的专业好像和教育无关吧，怎麽做了校长了？」「我开始学的主要是理工科，后来是法律和经济。」「从资料上看，您的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当时却反对您学习法律的。」「我学法律主要是想帮助父亲，可是父亲坚决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女律师名声不好。所以我也没能帮父亲。一个女人的领域太大了，要做妻子，做母亲，还要工作，各个领域很难照顾。我看现在的女人也一样苦。的确，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杨绛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可是，这样一个老人在「文革」中吃了太多的苦。「文革」在学部开始得比较晚。杨绛和钱锺书都被「揪出来了」，然后是无休无止的批斗。在一次陪斗中杨绛被剃成了「阴阳头」，害得她整夜不睡，做了一顶假发，大暑天戴上，闷热不堪，也不敢坐公共车，上班只好步行。当时在社会上被剃了阴阳头的，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会喊打。「文革」期间杨绛的主要任务是扫厕所，杨绛爱乾净，把厕所打扫得乾乾净净，连水箱的拉链都细致擦乾净，而且注意通风，没有臭气。这个女厕成了她的「休息室」和「避难所」。红卫兵一来，她就躲入女厕。

这一段经过，杨绛先生在《丙午丁未纪事》中，讲得很详细。

没有恐惧感

杨绛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剧变时没有离开大陆，为什麽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代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个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为什麽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当时外国聘请您们，您们都拒绝了？」「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麽也不肯放弃的。」「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您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没有什麽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麽？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麽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好像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您是怎麽看待生与死的？」「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想总是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麽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摘自《英才》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