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杯子制作视频:浅谈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

装夺取政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是适用的。但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道路，却因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俄国，共产党是利用长期合法的斗争，到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两种不同的道路，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都符合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都是正确的革命道路。

　　一、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不同的武装斗争道路

　　任何一种社会革命，都是深刻的社会危机的产物，它的根本动因，都来源于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每一个社会革命的正确道路，只能依据当时当地特定的社会条件来确定。正如毛泽东指出，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夺取国家政权。巴黎公社起义就是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道路，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因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议会讲坛，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反动统治者；可以组织工会，发动经济的政治的罢工等等。用这类合法的(非武装的)组织形式和不流血的(非战争的)斗争形式去组织教育工人，争取广大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以准备最后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准备阶段，一般都是相当长的。待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无产阶级的大多 数都有了武装起义的决心之时，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临时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和从旧军队中争取过来的士兵，以突击方式，迅速摧毁处于动摇中的反动统治者的首脑机关，首先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再进攻农村。俄国十月革命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列宁曾详尽地叙述过这个发展过程。他说，最初，“人民与专制制度斗争的唯一表现，还只是骚乱”，后来，“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示威代替了骚乱”，接着就是“人民和军队开始进行真正的巷战，街垒战”；最后，“斗争发展成起义”。列宁强调说：“骚乱—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战斗队，这就是人民起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列宁军事文选》第38—40页)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城市工人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正确的，它适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初期，因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曾机械地套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仍然长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里，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对准备中的武装起义，也是企图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向农村发展。按照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总是梦想城市的工人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来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从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取得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们曾经一再命令弱小的革命力量在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命令农村的红军进攻城市。结果，使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极端艰难险恶的条件下秘密地保存和积蓄起来的很小的城市革命组织让敌人破坏殆尽，同时也使红军、红色游击队在攻城时遭到严重损失。实践证明，中国革命采取先城市后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一直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很少，而落后的农业经济比重却很大，农村总人口占80％以上。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走什么道路?这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是没有先例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正如列宁于1918年《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 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些任务的解决办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和运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正确地提出和成功地实践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使被“左”倾错误领导弄得几乎陷于绝境的中国革命，重新获得生机，走上了胜利的坦途。

　　二、中国武装斗争的特殊道路

　　中国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征，它与俄 国十月革命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道路不同，其基本涵义是：无 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武装斗 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并通过长期与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敌人作斗争，逐步发展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武装斗争的特殊道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走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主要内容作了深刻阐述。

　　(一)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635页)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的集中的和精辟的论述。具体说来：

　　1.中国的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

　　2.由于强大的反动势力占据了全国的中心城市，革命难以在城市首先发展起来。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强大得多的军队、警察、特务以及其他反动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群众实行更残暴、更严密的反动统治，不给中国人民以任何自由民主权利。中心城市是国民党新军阀反革命统治的中心，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的防范最严密的地方。同时，由于革命的失败，城市的革命力量已经遭到严重的挫折，只能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绝不能将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公开出来，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武装起义之类的决战。因此，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难以在城市中发展起来。而广阔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偏僻的农村地区，反革命统治比较薄弱，同时各派军阀间不断发生分裂和混战，更加削弱了他们一致镇压广大农村地区人民斗争的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首先夺取农村的部分政权，并逐步发展扩大，最后夺取城市而取得全国胜利。

　　中国革命，除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别无它路可走。“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更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存在的条件，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其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指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和剥削政策。地方性农业经济的特点，使得中国农村可以对城市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这样，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革命势力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农村长期坚持革命战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政治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买办阶级长期占据的地方，反革命统治力量强大，而广大农村，特别是很多偏僻山区，帝国主义还没有形成直接支配的经济力量，甚至它的经济力量还没有达到，因此，敌人的统治力量就比较薄弱。加上各派军阀之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不断的分裂和连续的战争，削弱了反革命统治，给革 命力量发展以可乘之机。这样，就使革命势力能够在反革命势力四面包围中间，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在边界地区长期存在和发展起来。其二，中国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许多地区，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都受过民主革命的影响，曾经有过广大的工会、农会组织和高涨的群众斗争，这就为革命势力存在和发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三，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并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而日益激化。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页)因此，革命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星星之火，必然要成为燎原之势。其四，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毛泽东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因为，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军。这样，即便有很好的工农基础，也决然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其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周恩来指出：“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因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正确，是革命形势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关键。

　　(三)农村包围城市的主要内容。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主要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会失败，根据地失去了群众基础，也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斗争的战略基地，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持。因此，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

　　毛泽东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殊道路，而且制定了同这条道路相适应的各项重大的方针政策，例如：土地革命政策，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方针原则，以及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农村环境和军事环境中进行党的建设等等。这样，就使1927年革命的失败转变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并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展。

　　三、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又一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唯一正确的道路。它的开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中国革命正是走了这条道路，才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保存、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才坚持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04页)这条道路，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发展 的根本规律。这一独创性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理论的新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

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他们与工人有天然的联盟，在中国搞革命和建设，不充分考虑这一基本国情，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