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胶漆质量排名: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发行情况

根据现在已知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龙邮票既没有规定正式的发行日期，也没有统一的使用日期。尽管早在1840年英国发行黑便士邮票时就曾明确规定过这两个日期，但海关邮政的试办者没有照此办理。我们现在知道：
　　一、德璀琳在1878年3月9，日受命试办邮政之前，就已经意识到邮票在近代邮政中的作用，并且急于得到邮票。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在给上海造册处代理税务司夏德的公函中表明，邮票的母模已于1877年5月刻好，印制邮票的纸张也已购存。这就是说早在一年前，他就作好了印制邮票的准备。后来改变了主意，于11月通过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向英国的印刷厂订印。但由于海途漫长，一时难以运回，最后决定仍“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即请造册处给我们准备一批最迫切需要的邮票。”①上海造册处接受印制邮票的任务后，立即赶印，并于7月18日将首批5分银邮票500张，计12500枚发往试办邮政的中心天津。②上海造册处从接受任务到印出第一批邮票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见当时需要之急。
　　二、天津海关税务司署于1878年7月24日收到上海造册处寄出的首批5分银邮票是肯定无疑的。③从德璀琳给北京副税务司雷乐石的信中得知，直到8月18日，天津还没有规定用邮票代替邮资登记簿，也没有很快作出这样规定的准备。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习惯势力的阻碍，如同他信中写的“人们已经习惯并乐于使用邮资登记簿，而不习惯用新式的邮票”。二是邮票面值不全，“尚未有邮寄报纸所必须的1分银邮票”。④但是，这里德璀琳并没有说明邮票与邮资登记簿是否同时使用。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在8月18日以前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天津没有使用大龙邮票。德璀琳还在信中告诉雷乐石，北京何时用邮票代替邮资登记簿，悉由北京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各地不作统一规定。⑤
　　三、1878年8月18日和20日德璀琳给夏德的3封公函说明，在8月18日以前已向邮票收集者欧瓦尔出售3分银邮票67张和5分银邮票25张。⑥当时向私人出售邮票尚不止此。据外国邮刊资料，曾任中国政府法律事务代表的集邮家哈利生·海尔·沙甫赠给美国集邮家哈利·林奎士1分银、3分银、5分银盖销票各一枚，销印日期分别为：5分银1878年7月26日，3分银1878年7月29日。沙甫在致林奎士的信中说：“此一套邮票业经盖戳，虽并未实际经邮局使用，但仍不失为饶有趣味的海内孤品。此票，以余意度之，当系特别盖销之供公务存查之用者。”⑦上述两组材料说明，在天津收到5分银和3分银邮票之后，已经向某些邮票收集者出售，并为之盖销日戳。至于德璀琳在一年前就同意欧瓦尔预订首批邮票一事，从邮局经营集邮业务的角度看，虽属少见，但不足为怪。
　　综上所述，大龙邮票是应邮政业务之急赶印出来的，虽未正式规定发行日期，但邮票到达天津海关之日，就是合法的发行日期。合法发行日期，就是指从该日起邮票可以在邮政业务中付诸使用，而其有效性得到法定承认。当然有时合法的发行日期并不等于实际使用的日期。天津、北京、牛庄(营口)、烟台、上海收到邮票的日期不同，实际使用的日期也不相同，而且都是自行决定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发行日期而不是各地实际使用的日期。后者应作为另一个问题来研究。
　　这里，还要再说一点。人们习惯称大龙邮票是一套3种(习惯称3枚，是不确切的)。事实上，这3种邮票不是同时印好和同时发行的。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夏德的信中，只要求印制3分银和5分银邮票各10万枚，未提，1分银票。⑧在天津收到上述两种邮票之后，德璀琳才在9月29日致夏德的函中，要求印制1分银邮票10万枚。⑨可见当7月24日天津收到上海寄去的首批5分银邮票时，1分银邮票尚未订印。首批3分银邮票虽然已从上海发出，但尚未到达天津。⑩我们把7月24日定为大龙邮票的合法发行日期只能指面值5分银的一种，而不能包括3分银和1分银票。所谓全套，这是后人归纳的，当时并没有这样规定，只不过是需要什么面值的就印什么面值。如果照那样的归纳法，英国1840年发行的黑便士和蓝便士(前后间隔只有一周)也应该是一套。但人们只称黑便士是世界上第一种邮票，而不把蓝使士包括在内。同样，我国邮票中率先问世的是5分银大龙，它应该是中国的第一种邮票。
　　概括起来说：中国第一种邮票是5分银大龙，发行于1878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