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企业 生产许可证:公平的例子

对公平的见解分类:默认栏目
所谓公平，它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公平，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基本准则。在西方，有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里，认为不平等的起源处于社会的经济私有制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先贤提出了人人平等思想。而在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运》），“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以及“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吕氏春秋》）；道家主张，公乃王，也就是为公才能达到最高最好的治理，实行王道。如今，我们搞改革开放，提出了公私共存，劳动按资本，技术、土地、劳动、知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分配，更新廖传统的剥削来源于私有制的传统概念。现在，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更加注重了社会公平。

从理论上讲，“公平”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的“绝对平均”。就是想实行平均主义的“绝对平均”也是不太可能，也体现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如何避免“虚改实捞”而体现最大可能的公平？这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反复阐明这样一个观点。

比如公车改革，作为一项事涉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任何改革方案，从方案制定程序上看，是否在一定范围内举办了职工大会或更广范围的听证会，以让方案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是否听取了有关专家的论证而具有更好的科学性？毕竟，一场顺应广大职工要求的公车改革方案，不能变成一场领导层自己定规则、自己单方面参与的游戏。

比如薪酬设计，薪酬设计中要体现公平必须有如下几个方面：科学的岗位薪酬、与工作绩效挂钩的绩效薪酬、与突出贡献相关的非货币报酬构成的科学的薪酬结构，以及有合理的程序和有效的沟通构成的薪酬结构的公平保障。

再比如，劳动社会保障部已有意扩大城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即以家庭为单位纳入医保，而不是像现在以职工个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纳入医保，就会把医保受益者家属也都能纳入进去，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城市人口的覆盖面，再一个减少了道德损害。”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构建医保制度，将困难家庭揽入医疗保障制度的怀抱，是关爱困难群体的体现与需要，是“更为公平的公平”。

又比如个税改革，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是纳税人，也无法证实自己到底缴了多少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加大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解决权利与义务不对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那么，个税改革如何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呢？财政部财科所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研究报告中提出的“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3000元－5000元这一区间的居民（中等收入阶层）收入采取低税率政策”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当前的实际。

公平，实际上是讲机会的公平均等。如果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享有人人拥有的吃穿住的权利，就算公平了。当然不能和别人比吃的有多么好，有营养，健康，那是心里不平衡。长大了，能够上学，上得起学，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就算公平了。当然不能和别人比上学花了多少钱，每天是不是有车接送，差5分能不能上重点，那就是你眼红了。在长大了，就业的时候，主要就是靠自己了，那个单位企业公司都有特殊情况，你的能力再高，谁都要考虑单位企业公司的利益，那是利益的博弈；如果你是负责的，你的三亲六戚也要照顾，很平常的。这些都不算不公平。

公平，和共产主义一样，是一种期待，永远也不能让去全人类都满意的。人人都认为公平的时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人人都认为事事都公平，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个税改革是社会公平的实现而非仇富
个税改革听证会的举行，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倾听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吸纳民众的意见，优化公共政策。毕竟中国的个税征收机制起征点太低，即有“劫贫济富”之嫌，客观上也有悖社会公平，使社会两级分化继续扩大。而听证会的举行，调高起征点，一定程度上是“按比例贡献”原则的体现，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中国青年报，9月27日）”，说不支持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并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这话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讲出来，自然有他思考的角度，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同样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税改革是否就是仇富或者劫富济贫？第二，个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富人再不愿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窃以为，林教授的看法是荒唐的，至少，从当前社会的现状来讲，提出这样的看法，根本就是没必要。
首先，当前个税改革或调整，是以税赋政策不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的个税制度自80年代初实施以来，800的起征点已经维持了20多年不变，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个税调节的杠杆作用，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反而是“劫贫济富”，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阻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恶性影响，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目前的个税改革，只是对以为不公平政策的调整，是坚持公平原则下的适当的微调，而并非对富人所赚的钱的大量剥夺，这又如何谈的上是仇富呢？
其次，对富人适当的征税难道就一定导致他们不想去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注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公平较之效率更关键。没有公平根本就谈不上效率，因为不公平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暴力冲突甚至革命，也必然损害效率，导致无效率、正负效率相抵，甚至带来“负效应”的增长。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始终把公平的价值理念放在首位。因为“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不会损害效率，相反，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合力，实现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的社会，不仅富人会一如既往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打拼，实现个人创业的价值理想。底层的民众，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致富的愿望。否则，既无利益表达途径，也无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只能遭受不公平的剥夺，连生存也维护不了，那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以过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也就成了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只有把公正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基础，达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正义，社会的发展才能最有效率和效益，才能和谐。任何破坏正义、没有公正的制度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暴力革命，也势必是无效率的，更勿论效益与绩效。而个税改革，无疑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不存在什么仇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