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京东到家:三大军阀资料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1 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 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 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 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 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张作霖
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奉天海城，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全家遂逃荒至广宁县，为人做工度日。13岁时，他在别人家私塾外偷听，感动了先生，遂得到免费读书的机会。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极为重要。他对这位汤景镇先生十分感激，后来便请他做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他迫于家境，不能专力读书。他卖包子，做货郎，也给人家放过猪，但都没什么成就，直到后来在营口学做兽医，才取得了一点成就，在远近有了一点名气。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绿林人物叫“钻天燕”，慕名来找他医马，他手到病除，名声于是大噪，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但由于他从小就跟父亲进赌场，早已沾染上这一恶习，所得钱财大多赔折在内。有一次，他输到心头火起，便一刀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来，掷于案上作注，赌友们大惊失色，忙把钱全数还了给他。

甲午战争期间，他浪迹于辽西一带，常为宋庆的毅军部队医马，以此投入军旅，在马玉崀门下，当了一名骑兵。因为熟知马性，精于骑射，不久提拔为哨长，白马红缨，春风得意，娶了当地乡绅赵占元的女儿。但他这一段行伍生涯很短，不久中国战败，毅军回防直隶，他即留在了辽西。当时国家新败，奉天首当其冲，散兵游勇与流氓无产者到处抢劫，乡间几无宁日，各地遂出现“保险团”的组织。保险团并不同于团练军：团练军是准官兵，是朝廷允许和鼓励创建的地方自保武装，如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团练军发展壮大而来的；而保险团以收取保险费作为保护乡民的条件，事实上是一种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谓之“胡匪”或“绿林”，向为朝廷所禁止。大致说来，保险团有似梁山泊，依盗贼而自壮；团练军好比祝家庄，赖官府而图强。

然而，保险团的表现也各有不同，这正如《水浒传》中的“四大寇”，宋江是“替天行道”，方腊、田虎、王庆则是穷凶极恶之辈。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资助下，拉20多个弟兄组织起了保险团。他这个“大团”负责附近七八个村子的治安，不仅能保境安民，且能抵御外侮，是个合格的小梁山泊，受到了乡民的称赞和信任。然而，他虽是个合格的“宋江”，相邻地区却有更多的“方腊”、“田虎”、“王庆”。比如，附近中安堡有个大团，首领叫金寿山，手下100多人，控制20多个村子，在小王国内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劫。最后，中安堡的乡民只好求助张作霖。张替天行道，马上去把金寿山给赶走了，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27个村子，手下兄弟增加到40多个。不想金寿山不肯善罢甘休，趁大家过年时发动了突然袭击，张作霖落荒而逃，他的好兄弟汤玉麟和孙大虎背着他的妻女随他逃出，其余兄弟也逐渐来会合。他们稍做休息后，决定去高坨子投奔绿林前辈冯德麟。冯德麟手下有千余人，是辽南规模最大的保险团，而最难得的是他打出了杀富济贫的大旗。

但是张作霖和冯德麟的缘分还未到，他途经八角台时，遇到了一个独具慧眼的秀才张程九。张程九是八角台的乡绅，在当地属于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认为张作霖北人南相，言谈不俗，有心要留住他这个人才，便将张作霖的40余人编入了当地的保险团，并由张作霖做头把交椅，原来的头领张景惠作副。他们虽实为绿林，却也自称团练，故张作霖此时的徽号是“团练长”。此时，他有了70多个弟兄，并有了一个富庶的商镇八角台作大本营。

《辛丑条约》签订后，地方局势渐渐平复。张程九是个读书人，他以团练的标准去衡量“保险团”，认为既然局势已经稳定，团练就该解散。可他又无从安置这生龙活虎的百十号人，遂去拜见新民知府增韫，表示愿将团练交给政府。增韫听他对张作霖赞不绝口，很感兴趣，便招来一见，结果他一见张作霖聪慧儒雅的样子便很喜欢，马上便答应收编。恰巧此时盛京将军赵尔巽深以“胡匪”为患，正令张锡銮派员招抚。因此，张作霖之“受招安”是十分顺利的。

可有一点他与宋江一样——受招安后，就得征方腊。他得到官府的支持，在八角台招兵买马，大量收编绿林队伍，如张作相、薄振声、叶景全、薄芳庭等均来投奔。此时，他已有400弟兄，乃正式受编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他任帮带，统率五哨人马，仍驻八角台。翌年又升任管带，移驻新民府，奉令剿杀各绿林山头，如王六哨、杜立三等均覆没在他的手里。
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为止，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由于其军政大权一直被北洋集团所把握，故通常又称作北洋政府时代。然而，这17年中更迭的七位国家元首，却并非都是北洋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诚然是百分之百的北洋派；但黎元洪出身南洋新军，日后虽在北京政府贵为总统，却与北洋派格格不入；张作霖则晚至民国元年才被编入北洋系的军队，充其量只是北洋系的支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七位元首中，袁、黎、冯、曹、段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是从前清正规的新式军队中磨砺出来的；徐虽是文官，却有襄赞小站练军的经历，被北洋诸将奉为长官；惟独张作霖，是以绿林响马的身份接受招安，然后混迹于杂牌军，最后才整编为正规北洋军的。

相比之下，张作霖显然是这七位元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专访张作霖时，询问他曾在哪里读过书，张即幽默地回答道：“绿林学校。”

吴佩孚
(1874-1939年)，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有时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他是山东蓬莱人，
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其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

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

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

“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对世事的千丝万缕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然而他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次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冯玉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