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西关孙俪透点:古代与民同乐的人有多少

中国民本主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有“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1] ”、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3]” 、“治民祗惧，不敢荒宁[4]”和 “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5]”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则主要散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大力反思了国家暴力，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6]。
　　战国时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孟轲呼吁救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中，强调从“恒产”着手建立和谐社会，在君民关系上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荀况也发出了许多振聋之音，如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7]” 和“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8]” 。经历朝承扬，这种思想后为诸多典范津津乐道，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9]”和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10]”。墨家的“兼爱”、“非攻”和道家的“无为”思想中也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本愿望。因此，古代中国并不缺乏“亲民”主张。
　　然而，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和李劼所归纳的《三国演义》权术文化严重影响了民本政治在中国的落实[11]。举法家为例，我们知道它的“法治”主张决非现代法治思想。现代法治崇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之“法”却维护最高统治者的至尊地位。更重要的是，法治的意义乃在于维护公民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而法家的使命则在于维护君主专制制度。韩非尝言：“凡所治者，刑罚也[12]”、“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13]”。韩非甚至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14]”。臣子尚是草芥，所谓民者，更是“刑”之对象。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15]”。如此之下，“焚书坑儒”后，推行暴政的秦“二世而亡”，并非什么希奇事。两汉初期均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民本政策，孟子“仁”的主张部分得以落实，不过屠戮功臣则体现了法家的权术思维。刘彻“罢黜百家”后，孔孟奉为国师，只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本非儒家主张。
　　“百代都行秦政制 [16]。”所谓秦政制，是商鞅、韩非们的政制，是“焚书坑儒”的政制，也即儒家所鄙夷的“小人政治”。因此，即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并未放弃以法家治国的方略，奉行“内法外儒”。此种主张下，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免“苛政猛于虎”，无怪乎周树人要诅咒传统中国“满纸的仁义道德，实际上都是吃人的记录[17]”了。其实，“五四”仁人力陈之儒家罪恶，大抵多是“刑治”的恶果。
　　这里的“仁义道德”乃是儒家之“仁义道德”。换而言之，是“刑”在吃人，而非“礼”在吃人。绝对权力吃人，为了制造其合法性形象，必需讲究个吃法。大小人物心惊胆战地生活，生怕随时被剥夺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幸福的机会和可能。《三国演义》便强烈体现着这种恐怖情绪。恐怖之下，必然是权术。今天看来，这种演义文化的实质是权术文化。这种文化，一向为我们所忽视、却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反复出现，甚至是支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核心因素。它的危害，李劼说得清清楚楚：
　　《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的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全然不同的演义型“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整个民族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18]
　　谈及中国社会系统衍变，别小看这种权术文化。它上不了公堂，却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官场政治。《山海经》里的角色，无论是填海的精卫，还是逐日的夸父，或是射日的后羿，都体现着强烈的反抗专断力量的精神。可是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力量面前，这种个体反抗道路是那么绝望。因此，儒家民本的美好理想，到了专制王朝的末期，往往是民怨沸腾。《红楼梦》里有个“护官符”，便是这种阴暗权势的政治符号。当代的吴思写下的《潜规则》这本著作，实在是对民本政治理想失落一个很好的注解了。
　　法家专制思想和权术文化相结合之下必然是一个阴暗而恶毒的非人道社会。且不说现代性的“以人为本”，即使连“为民做主”这样的官场道德底线也荡然无存。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明代政治便可一目了然。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对《孟子》里的民本思想尤其不满，下令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章句删除，编辑为《孟子节文》。朱氏甚至下令将孟轲牌位撤出文庙，取消其配享资格。于之相伴，不自觉奉行法家专制思想的朱元璋及其后世君主设立 “锦衣卫”秘密警察机构实行特务政治。这一制度肿瘤乃是明朝朝政衰败的直接原因。伴随朝政衰败，便是民之不聊生。
　　其实，只要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单就政治思想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儒家思想从未在中国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诸多思想流派中，笔者前述具备较大影响力的法家思想和《三国演义》权术文化在民本政治的落实层面更未起到多少正面意义，反而严重取消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对君主个人道德净化的鞭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