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飞车11 完整版:侯赢为什么自刭？

侯赢是一位“隐士”，“为大梁夷门监者”，即魏国都城的守城门之人。这是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职业：其一，“监者”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低、最为贫穷的职业，《韩非子·五蠹》中所谓“冬天穿着动物的毛皮，夏天穿着粗麻做成的衣服，即使地位低微的守门之人也比他（大禹）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也），最能说明其情形，是以“修身洁行”为人生信念的侯赢最为理想的生存方式；其二，夷门是魏之国都大梁的东门，各色人等进出之要途，信息非常畅通，侯赢以此为隐居之所，实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信陵君救赵时，侯赢不仅知道“调动魏国大将晋鄙军队的兵符一直在魏王的卧室内”（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且知道“如姬最受魏王宠幸，进出于大王卧室之中，有办法偷到兵符”（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更知道信陵君曾有恩于如姬，“如姬为信陵君而死，绝不会推辞”（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

　　信陵君名列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首，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其为“睿明智慧而忠诚信实，宽大厚重而又爱护他人，尊敬贤才而又礼待士人”（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司马迁则称信陵君为“仁慈而又谦让，士无论贤能与否，他都能谦恭有礼地和他结识交往，不敢因为自己地位高贵而对他人傲慢”（为人仁而下人，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其堪称战国养士之贵公子的典范，与之相比，平原君、孟尝君等人均退避三舍，自愧不如。

　　“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是战国时养士的贵公子们的立身之本，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最高信念和自身人格的完美体现。凡有助于这一品质表现者无不用其极，凡有损于这一品质者宁以死来明志！

　　正因如此，这种人格和品质的表现甚至发展到了极其“做作”的程度。

　　我们不难想象信陵君闻知这位地位极低、贫穷至极的“夷门监者”侯赢为“隐士”时的“惊喜若狂”！他怎么会轻易放弃给自己一生英名锦上添花的绝好机会！

　　侯赢和信陵君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方面正好处于两个极端，以我之所长补他之所短，当然是信陵君通常的思维方式。于是信陵君理所当然想到的是“馈赠以丰厚的礼品”（欲厚遗之），但遭到侯赢理所当然的拒绝：“我几十年来修身养性，敦励品行，终究不会因为看守城门这个职业穷困的缘故，接受您的厚礼。”（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

　　至此，信陵君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地位上抬高侯赢——而且是用非常“出格”的方式！

　　那是一个规格多么高的宴会！贵公子信陵君在府上大宴宾客，遍请魏国所有的达官贵人。可是等到魏国所有高贵无比的“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时，这位主人却离席而去，让贵宾们在席上干等着；而他却坐上马车，让出左边的尊位，径自去迎接今天宴会的主角——大梁夷门的守门人侯赢。

　　在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下，上演了一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颇为滑稽的戏剧：衣衫褴褛的大梁守门人侯赢巍然高坐于华丽的马车之上，魏国贵公子信陵君手执辔绳，神色谦恭地引导着马车穿过闹市，在市人惊讶的目光中缓缓行进——

　　我们现在不知道从大梁东门到信陵君府第要不要经过闹市区，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从夷门直接至信陵君府第就太平淡无奇了。侯赢之为侯赢，非常清楚信陵君需要什么！于是侯赢提出“我有位朋友，在邯郸集市上做屠夫，我想去拜访他”（臣有客在屠中，愿往过之）。

　　现在轮到信陵君再次惊喜不已了。当侯赢“让信陵君长时间站立于闹市之中”（久立公子市中）时，自己站在大街上，与操刀卖肉的朱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时，围观的人愈来愈多，“整个大街上的人都来看信陵君为侯赢驾车”（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信陵君“手执缰绳神色也愈来愈恭敬”（执辔愈恭）。——而此时，在信陵君的府第上，那些高贵无比的客人们真饿着肚子，纷纷猜测着今天宴请的贵宾到底是谁。

　　侯赢终于在信陵君的引导下登堂亮相。当信陵君“将侯赢引到上座，一个一个向客人们引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的程度就不能想见了。

　　问题是这一场喜剧最后出现了一个“谁为谁”的问题。

　　按照信陵君的思维逻辑，他以贵公子的身份礼待侯生，理所当然应当受到侯赢的感恩戴德，“我用来礼待侯赢的方法已经足够完备了，天下没有谁不知道”（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

　　但侯赢却认为：“今天我为信陵君服务够尽心尽力了”（今日赢之为公子亦足矣），为什么侯赢会有这样认为呢？“我侯赢为了成就公子礼贤下士的英名……全邯郸的人都知道我侯赢是小人，公子是一位忠厚长者，能够礼贤下士”（赢欲就公子之名……市人皆以赢为小人，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信陵君认为他用非常出格的方式为既贫且贱的侯赢抬高了身价，而侯赢则认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成就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美名之使然。

　　这实在是一个千古公案，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侯赢为信陵君成就美名是没有疑义的，但侯赢难道就没有借信陵君而成就自己千古英名的想法？退一步说，侯赢未必在期望他能靠史书扬名后世，但他难道真的就是为了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如果说信陵君对自己的礼遇能够有机会让他的修身养性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侯赢当然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这一认识上的差距最后导致了信陵君与侯赢的两次诀别。当信陵君准备到赵去拼命时，“经过夷门，把准备与秦军拼死的想法全部告诉了侯赢”（行过夷门，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但他一点也没有料到“侯赢竟然没有一句话半句话对我说”（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这引起信陵君的极大的“不快”，于是行至半路，还是要“调转马车回来，向侯赢询问究竟”（复引车还，问侯生）。

　　当然，按照司马迁的行文，信陵君引车复还的原因并不证明其施恩图报，丝毫无损于其“尊贤重士”的美名而恰恰充分表现了这一美德：侯赢的冷谈引起了将“尊贤重士”美德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信陵君的反省：“我今天准备去同秦军拼命，而侯赢竟然没有一句话为我送行，难道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今吾且死，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其“不快”和“复引车还，问侯生”，是不想让自己“尊贤重士”的品质有丝毫的缺憾，只有在结束生命之前及时弥补自己可能存在的过错，才能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侯赢则不那么认为，“侯生笑曰：‘我本来就料到公子您要回来问我的……您对我这样看重，现在您准备去拼死我没有送您，我就知道您肯定有所怨恨而要回来问我的。’”（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恨”作“怨”解，侯赢的一“笑”和点到的一个“恨”字，将信陵君的内心世界洞察无遗——战国时代贵公子们的“礼贤下士”必须定位在侯赢的认识水平上才符合实际。

　　侯赢为信陵君作了窃符救赵的详尽的谋划，信陵军手执兵符，可谓“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信陵君对侯赢满怀感激，当“公子过谢侯生”时，侯赢答曰：“我情理上讲，我应该跟您一起去的；但因为我年老力衰去了也没什么用。请允许我计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的那一天，用向北自杀的方式为您送行。”（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其后司马迁补充说：“信陵君与侯赢诀别后到达晋鄙的军中侯赢果然向北自杀。”（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一个“宜”字，又写出了信陵君与侯赢——“养士”的贵公子与“被养”的门客之间的真实关系。

　　战国四公子将天下那么多士——“食客”——养于门下，据说最多时竟达三千之巨。里面鱼龙混杂，既有满腹韬略、声名在外如侯赢，也有藏而不露、一鸣惊人如冯谖、毛遂，还有一些鸡鸣狗盗，三教九流者。这些食客一旦投到贵公子的门下而成为其“食客”，平时无所事事，招摇过市，呼酒使气；但一旦主公有事，就意味着“养士千日，用在一时”——只要接受了其礼遇，就必须为之作出贡献而不容有丝毫的推辞，包括献出生命。

　　这是战国时“士”的基本人生准则，用司马迁的话讲，叫“士为知己者死”。

　　分析至此，因“老不能从”的侯赢“北向自刭”就成为必然了。

　　就信陵君的救赵大事而言，侯赢的自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信陵君对侯赢感激都来不及，怎么还指望这位七十岁的老者跟随自己一起去“赴死”呢？

　　但是作为侯赢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自从他当初坦然地接受信陵君礼遇的时候起，他就非常清楚接受其礼遇的代价是什么。这位“修身洁行数十年”的世外高人，其毕生追求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准则，为之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信陵君对自己的礼遇为自己人生的升华提供了机遇，为自己实践自己理想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所以侯赢必须牢牢地把握好这一机会，用生命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修身”的最高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当侯赢向信陵君承诺“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时，信陵君竟然没有丝毫反应。战国时的信陵君是没有机会读到汉代司马迁“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信奉这一名言。

　　还有一个细节，夷门为大梁之东门，（《史记·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而赵则在魏之北面，信陵君带着他的众多门客北向救赵应该由北门而出，绕道东门，乃因侯赢而来。信陵君“想要带领着他的门客去抗拒秦军，与赵国共存亡”（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在信陵君看来，曾经接受自己礼待的侯赢也应该算作一个门客，尽管他一天也没有在其门下呆过。于是“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从信陵君“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和侯赢的回答“老臣不能从”看，信陵君从夷门出，就绝不是简单的“辞决”了。

凌稚隆《史记评林》的观点“侯赢之死，世谓报公子”，以“土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来解释候生的行为。但我以为，侯赢之死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了报信陵君之恩，壮信陵君之行，激信陵君之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侯赢的谢罪心理。作为隐侠，侯生懂得情与义的轻重。信陵君对他有恩，他不能不报；作为魏国的子民，他应该维护魏国国君的利益。在报恩与守义的两难选择中，他能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报恩后谢罪。于是，当窃符重任完成以后，他便毫不犹豫地以死谢君王，谢国家，从而完成了一个隐士侠客的完美人格的塑造。

侯赢是一位“隐士”，“为大梁夷门监者”，即魏国都城的守城门之人。这是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职业：其一，“监者”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低、最为贫穷的职业，《韩非子·五蠹》中所谓“冬天穿着动物的毛皮，夏天穿着粗麻做成的衣服，即使地位低微的守门之人也比他（大禹）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也），最能说明其情形，是以“修身洁行”为人生信念的侯赢最为理想的生存方式；其二，夷门是魏之国都大梁的东门，各色人等进出之要途，信息非常畅通，侯赢以此为隐居之所，实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信陵君救赵时，侯赢不仅知道“调动魏国大将晋鄙军队的兵符一直在魏王的卧室内”（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且知道“如姬最受魏王宠幸，进出于大王卧室之中，有办法偷到兵符”（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更知道信陵君曾有恩于如姬，“如姬为信陵君而死，绝不会推辞”（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

信陵君名列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首，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其为“睿明智慧而忠诚信实，宽大厚重而又爱护他人，尊敬贤才而又礼待士人”（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司马迁则称信陵君为“仁慈而又谦让，士无论贤能与否，他都能谦恭有礼地和他结识交往，不敢因为自己地位高贵而对他人傲慢”（为人仁而下人，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其堪称战国养士之贵公子的典范，与之相比，平原君、孟尝君等人均退避三舍，自愧不如。

“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是战国时养士的贵公子们的立身之本，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人生最高信念和自身人格的完美体现。凡有助于这一品质表现者无不用其极，凡有损于这一品质者宁以死来明志！

正因如此，这种人格和品质的表现甚至发展到了极其“做作”的程度。

我们不难想象信陵君闻知这位地位极低、贫穷至极的“夷门监者”侯赢为“隐士”时的“惊喜若狂”！他怎么会轻易放弃给自己一生英名锦上添花的绝好机会！

侯赢和信陵君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方面正好处于两个极端，以我之所长补他之所短，当然是信陵君通常的思维方式。于是信陵君理所当然想到的是“馈赠以丰厚的礼品”（欲厚遗之），但遭到侯赢理所当然的拒绝：“我几十年来修身养性，敦励品行，终究不会因为看守城门这个职业穷困的缘故，接受您的厚礼。”（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

至此，信陵君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地位上抬高侯赢——而且是用非常“出格”的方式！

那是一个规格多么高的宴会！贵公子信陵君在府上大宴宾客，遍请魏国所有的达官贵人。可是等到魏国所有高贵无比的“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时，这位主人却离席而去，让贵宾们在席上干等着；而他却坐上马车，让出左边的尊位，径自去迎接今天宴会的主角——大梁夷门的守门人侯赢。

在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下，上演了一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颇为滑稽的戏剧：衣衫褴褛的大梁守门人侯赢巍然高坐于华丽的马车之上，魏国贵公子信陵君手执辔绳，神色谦恭地引导着马车穿过闹市，在市人惊讶的目光中缓缓行进——

我们现在不知道从大梁东门到信陵君府第要不要经过闹市区，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从夷门直接至信陵君府第就太平淡无奇了。侯赢之为侯赢，非常清楚信陵君需要什么！于是侯赢提出“我有位朋友，在邯郸集市上做屠夫，我想去拜访他”（臣有客在屠中，愿往过之）。

现在轮到信陵君再次惊喜不已了。当侯赢“让信陵君长时间站立于闹市之中”（久立公子市中）时，自己站在大街上，与操刀卖肉的朱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时，围观的人愈来愈多，“整个大街上的人都来看信陵君为侯赢驾车”（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信陵君“手执缰绳神色也愈来愈恭敬”（执辔愈恭）。——而此时，在信陵君的府第上，那些高贵无比的客人们真饿着肚子，纷纷猜测着今天宴请的贵宾到底是谁。

侯赢终于在信陵君的引导下登堂亮相。当信陵君“将侯赢引到上座，一个一个向客人们引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的程度就不能想见了。

问题是这一场喜剧最后出现了一个“谁为谁”的问题。

按照信陵君的思维逻辑，他以贵公子的身份礼待侯生，理所当然应当受到侯赢的感恩戴德，“我用来礼待侯赢的方法已经足够完备了，天下没有谁不知道”（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

但侯赢却认为：“今天我为信陵君服务够尽心尽力了”（今日赢之为公子亦足矣），为什么侯赢会有这样认为呢？“我侯赢为了成就公子礼贤下士的英名……全邯郸的人都知道我侯赢是小人，公子是一位忠厚长者，能够礼贤下士”（赢欲就公子之名……市人皆以赢为小人，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信陵君认为他用非常出格的方式为既贫且贱的侯赢抬高了身价，而侯赢则认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成就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美名之使然。

这实在是一个千古公案，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侯赢为信陵君成就美名是没有疑义的，但侯赢难道就没有借信陵君而成就自己千古英名的想法？退一步说，侯赢未必在期望他能靠史书扬名后世，但他难道真的就是为了修身养性而修身养性？如果说信陵君对自己的礼遇能够有机会让他的修身养性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侯赢当然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这一认识上的差距最后导致了信陵君与侯赢的两次诀别。当信陵君准备到赵去拼命时，“经过夷门，把准备与秦军拼死的想法全部告诉了侯赢”（行过夷门，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但他一点也没有料到“侯赢竟然没有一句话半句话对我说”（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这引起信陵君的极大的“不快”，于是行至半路，还是要“调转马车回来，向侯赢询问究竟”（复引车还，问侯生）。

当然，按照司马迁的行文，信陵君引车复还的原因并不证明其施恩图报，丝毫无损于其“尊贤重士”的美名而恰恰充分表现了这一美德：侯赢的冷谈引起了将“尊贤重士”美德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信陵君的反省：“我今天准备去同秦军拼命，而侯赢竟然没有一句话为我送行，难道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今吾且死，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其“不快”和“复引车还，问侯生”，是不想让自己“尊贤重士”的品质有丝毫的缺憾，只有在结束生命之前及时弥补自己可能存在的过错，才能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侯赢则不那么认为，“侯生笑曰：‘我本来就料到公子您要回来问我的……您对我这样看重，现在您准备去拼死我没有送您，我就知道您肯定有所怨恨而要回来问我的。’”（臣固知公子之还也……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恨”作“怨”解，侯赢的一“笑”和点到的一个“恨”字，将信陵君的内心世界洞察无遗——战国时代贵公子们的“礼贤下士”必须定位在侯赢的认识水平上才符合实际。

侯赢为信陵君作了窃符救赵的详尽的谋划，信陵军手执兵符，可谓“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信陵君对侯赢满怀感激，当“公子过谢侯生”时，侯赢答曰：“我情理上讲，我应该跟您一起去的；但因为我年老力衰去了也没什么用。请允许我计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的那一天，用向北自杀的方式为您送行。”（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其后司马迁补充说：“信陵君与侯赢诀别后到达晋鄙的军中侯赢果然向北自杀。”（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一个“宜”字，又写出了信陵君与侯赢——“养士”的贵公子与“被养”的门客之间的真实关系。

战国四公子将天下那么多士——“食客”——养于门下，据说最多时竟达三千之巨。里面鱼龙混杂，既有满腹韬略、声名在外如侯赢，也有藏而不露、一鸣惊人如冯谖、毛遂，还有一些鸡鸣狗盗，三教九流者。这些食客一旦投到贵公子的门下而成为其“食客”，平时无所事事，招摇过市，呼酒使气；但一旦主公有事，就意味着“养士千日，用在一时”——只要接受了其礼遇，就必须为之作出贡献而不容有丝毫的推辞，包括献出生命。

这是战国时“士”的基本人生准则，用司马迁的话讲，叫“士为知己者死”。

分析至此，因“老不能从”的侯赢“北向自刭”就成为必然了。

就信陵君的救赵大事而言，侯赢的自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信陵君对侯赢感激都来不及，怎么还指望这位七十岁的老者跟随自己一起去“赴死”呢？

但是作为侯赢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自从他当初坦然地接受信陵君礼遇的时候起，他就非常清楚接受其礼遇的代价是什么。这位“修身洁行数十年”的世外高人，其毕生追求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为人处世的人生准则，为之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信陵君对自己的礼遇为自己人生的升华提供了机遇，为自己实践自己理想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所以侯赢必须牢牢地把握好这一机会，用生命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修身”的最高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当侯赢向信陵君承诺“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时，信陵君竟然没有丝毫反应。战国时的信陵君是没有机会读到汉代司马迁“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信奉这一名言。

还有一个细节，夷门为大梁之东门，（《史记·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夷门者，城之东门也。’”）而赵则在魏之北面，信陵君带着他的众多门客北向救赵应该由北门而出，绕道东门，乃因侯赢而来。信陵君“想要带领着他的门客去抗拒秦军，与赵国共存亡”（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在信陵君看来，曾经接受自己礼待的侯赢也应该算作一个门客，尽管他一天也没有在其门下呆过。于是“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从信陵君“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和侯赢的回答“老臣不能从”看，信陵君从夷门出，就绝不是简单的“辞决”了

可能是不连累别人及自己的姐姐吧！毕竟我有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