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衣服批发地址:外交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杭州交通信息网 时间:2024/04/29 21:48:22

外交官是为一个国家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广义地说,外交官不仅指常驻国外的外交使节,还包括在国内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此外,现代外交官还分职业外交官和非职业外交官。所谓非职业外交官大多由政治家担任,属于政务官,一般负责组建一个业务班子协助最高决策者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职业外交官则是处理具体涉外事务的官员。中国古代外交官到晚清政府时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群体这一转变过程起步艰难,发展缓慢。

尽管清政府早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设立由两广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的产生应以1861年(咸丰十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为起点,理论上说,其办事人员就是外交人员。办理一般业务的主要行政人员是章京,主要来自内阁部院军机处等处。这些章京来总理衙门后仍保留其原任机关的职务,最初均办理与其原任机关相关的业务,换言之,这是一种合署办公的方式。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不易协调,于是后来采用分班办事的方法。到1864年(同治三年)又采取分股办事制,按照交涉对象和职能先后设有英、法、俄、美、海防五股。整个看来,总理衙门是一个庞杂的外务系统,由一帮旧式官僚构成了清政府“外交官”的主体。

在派遣驻外使臣方面,总理衙门订出《出使章程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出使各国大臣由礼部颁发“大清钦差大臣关防”,任期为三年一期;使臣分头、二、三等,办理伊始,一律暂作二等;各使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员,由各该使酌定人数,开列姓名,存总理衙门查核,亦以三年为期,期满后堪任用者,由继任大臣酌留;使臣有紧急事件可随时上奏,寻常事件函咨总理衙门转奏。使臣通称“钦差大臣”,说明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清廷官员。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情况下,他们的使命在于抵御列强各种形式的侵略,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

就外交人员的培训而言,清政府始终没有设立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机构,也没有制定一套培养外交人才的具体方案。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901年“总理衙门”改制为“外务部”后设立的储才馆一定程度上担负了外交人才培养和储备的任务。

既办外交,语言的沟通便是首要的技术问题。主办洋务的奕欣意识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因此,他在1861年(咸丰十年)1月提出的统筹善后全局的章程六条中,第五条便是“设立学馆,培训外语人才”。在以奕欣为代表的洋务派的坚持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6月正式开办。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引进西学、教授西方语言文化的学校,开设英、法、俄、德和东文(日文)馆。除学习各国的语言外,同文馆于1866年后还陆续开设了一批西学教程,学习数学、格物、化学、天文、地理、生理学以及公法、富国策等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同文馆学生的“历练”一种是为总理衙门充当译员以及在电报房设立后充当译电员,另一种是出洋游历。清政府每次遣使都派上几名学生随同出国。

但在传统士大夫们看来,语言文化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对于向来以华夏文明自豪,骨子里鄙视外夷的他们而言,如此屈已从人,实为无奈之举,不可避免地对此心存戒意。1867年,筹设天文算学馆时,总理衙门曾奏请招收正途官员入学,学业优秀者给予升迁,试图以此使同文馆的洋务仕途与科举正途合流,此举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抵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样看来,同文馆并不是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官,而只是培养新式的“通事”,即翻译。因此,19世纪后半叶清政府的外交官录用体制实际上是采用双重标准:办外交的主要官员,包括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以及出使大臣,基本上是科举出身的传统士大夫,而学习西学的同文馆学生和后来的留学生们,则只能充当以翻译为职业的辅助性官员,即技术性人员。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开始有所改变。1901年,清廷颁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著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新设的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由此开辟了西学之士的入仕之路。1906年外务部制定新的录用办法,更是规定:“就各国使馆、各省洋务局人员调取曾经留学欧美毕业,或精通外国文字、熟谙交涉、年富力强者到部行走”;学生则“选尽曾经留学欧美及日本者”。同时,外务部还特别奏请在其下属设立储才馆一所。1906年4月,储才馆正式设立,由外务部堂官直辖,设提调、帮提调各一人总理馆事。该馆聘请欧洲中立国国际公法专家任讲员,开设讲习、调查、翻译、评议、撰议、编辑等课程。在储才馆受训人员均为在职官员、留学生和译学馆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限为三个月至一年。此后,储才馆成为外务部训练和储备外交人才的专门机构,培养了一批新型外交人才,吸纳了一批曾留学海外的新型知识分子担任外交部门的重要职务。这标志着,清朝的外交人员培训体制开始趋向成熟,实现中国外交形式上的近代化。

与基于以专业知识服务国家,而不是以操纵政权为目的的文官理论而选拔的西方专职外交官相比,晚清的外交官员,尤其是早期总理衙门的官员,上至大臣,下至章京皆为兼职,往往造成责权不清,遇事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的吏治通病。其次关于选拔外交人员的标准,西方国家大致有两种:一是所谓多能的知识,一是核心知识即专门知识(如国际法、国际关系、外语等)。此外还要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如首任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来中国以前曾有在外交界任职的经历。清政府起先没有标准,只是从朝廷官员中选择能言善辩者为之,其后又一味追求外语能力,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总的来说,晚清政府在屈辱被动的情况下,被西方列强拉入了近代外交体制之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国际接轨”,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

外交官是受国家外交部的派遣,代表国家中央政府对外国进行交涉的公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