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金色装备可以进化:亚历山大的征服欧洲的事实

在欧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若论影响力和地位，其中最出色的恐怕当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马其顿王菲力普十几个子女中最优秀的后代，在他13岁的时候，他就拜希腊著名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为老师学习哲学、医学、动植物学和地理，培养了他好学的精神以及科学推理和逻辑分析的思维能力，难怪乎2000年后的拿破仑会说名将是可以被教育出来的。亚历山大之所以如此之杰出，还在于他个人强烈的使命感、钢铁般的意志、和近乎完美的自制力，他几乎从不贪图享受，而总是把精力不知疲倦的投入到征服伟业当中，在他心中，唯有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勋才是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在我看来，亚历山大大帝身上充满了古希腊神话英雄的影子。

在任何战争中，军队的统帅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于所面对的敌人，该如何应对？对于已战败的敌人，该如何处理？对于投诚的敌人，该如何处置？对于俘虏，该如何对待？因为并非所有的敌人都是负隅顽抗者，并非所有的敌人都有同样的忠诚度，等等，还有其它一些细节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曾经的敌人是可以转化为我方的力量的；同理，曾经的盟友也是可以转化为敌人的。因此，这几个问题处理得好，将对我方的军事行动十分有利，处理得不好，又将对我方的军事行动造成莫大的阻力。

对于敌人，到底是应该仁慈还是残忍？在此我想先介绍一个罗马史上的历史片断。罗马人以罗马城为中心，四处征讨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民族。在一次与萨谟尼安人的交战中，蓬提阿斯领导的萨谟尼安军队击败了罗马人，他把五万罗马人包围在一个山峡之中，罗马人很快就出现后勤问题，如果对手持续包围，五万罗马青年可能不是光荣的战死在沙场上，而是为饥饿所征服。罗马执政官们不忍看见他们死亡，于是他们投降蓬提阿斯，并且请求他，随他处置他们，只是不要在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加盖可耻的烙印。蓬提阿斯自己拿不定主意，于是请来他的父亲商量这件大事。（以下老人的话语完全引自《罗马史》）这位老人对他说：“我的儿啊，对于大仇只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严厉。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你要知道，在一切胜仗中最重要的和最伟大的是准备最后的胜利。全部释放他们，不要惩罚他们，不要给他们以侮辱，不要使他们有任何损失，使他们因受你的大恩而感激你。我听说他们对他们的荣誉是很敏感的。只有深受恩惠的感动，才会使他们努力想在这件仁慈的举动方面超过你。你有力量使这种仁慈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如果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全体都杀掉，不要留下一个去传递消息。照我的意见，我劝你采取前一个办法，不然就采取后一个办法。如果你对于他们加以任何侮辱的话，罗马人一定会报复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应当首先给他们以打击，而绝对没有一个打击比同时杀戮他们五万个青年更严重的了。”

蓬提阿斯对于父亲的这个看法不甚认同，他认为如果他杀光这五万罗马人将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全部释放他们则无法消解仇恨，因此他一定要使他们从轭门下安全通过，这是罗马人所常用以加于别人身上的耻辱标识。然后订立两国间的和约，选择他们最显贵的骑士们作为人质，以为遵守和约的保证，直到全民批准这个和约时为止。蓬提阿斯迷信和约的力量而不相信狡诈的政治手段，如果他活在20世纪初看到希特勒毫无顾忌的撕毁和约，他一定痛心疾首。

这个灾难的消息传到罗马的时候，罗马人痛哭悲伤，如临公共的丧礼。妇女们对那些用这种不名誉的方法挽救了生命的人，好像对死者一样服丧。元老们取消了他们紫带袍。整个一年之内宴会、婚姻及其他一切类似的事情都被禁止，直到这个灾难得到弥补时为止，而受辱回来的士兵和将官更是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他们牢牢记住了这次耻辱，并在不久之后彻底击败了萨谟尼安人。

看了这个历史事件后，我不得不为这个老者的智慧所折服。他早已洞悉了战争的最终目的并能采取合理的手段。那么，作为欧洲四大名将之一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对待敌人的呢？亚历山大在10年的征战生涯中攻城拔寨无数，他将比世界上的决大多数的统帅更多的面临如何合理的对待所面对的敌人的事情。作为马其顿帝国的缔造者，西方四大名将之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必然有其过人之处。[color=red]拿破仑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
东征首先面对的是波斯人统治不够牢固的地区，从小亚沿地中海南下一直到埃及，都属于这种地区。亚历山大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概奉行仁慈怀柔政策，对于主动投诚者，他一般派一小部分军队前往接管，并任命其中一军官为最高长官。对于采取寡头政治的城市，他取消寡头政治，恢复民主，甚至允许他们制订自己的法律。命令当地居民交纳和过去交给大流士同样数量的捐税，允许他们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被迫帮助波斯打仗的城市，他一般也既往不咎，他的慷慨仁慈使他深得民心，例如接受埃菲萨斯投诚的时候，他把所有为了他而被放逐的人都找回来，取消了寡头政治，恢复了民主。命令居民为阿提米斯庙捐款，数目跟他们过去捐给波斯人的一样。埃菲萨斯人由于解除了对寡头政治的恐惧，马上就开始惩戒那些与波斯有关的人，并杀死了不少重要人物。但亚历山大禁止他们进一步追究和惩办，知道此戒一开，他们就会把某些无罪的人跟有罪的一起处死，有些人就会发生公报私仇、谋财害命之事。亚历山大对埃菲萨斯人这样处理极得人心，这在过去还是不多见的。这种种的仁慈政策使大量城市纷纷倒向亚历山大。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亚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我们将不难发现亚历山大所获取的绝大多数城池都是对方主动献出的。这种仁慈的政策同时让他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的控制，而不需要浪费有限的兵力去过多的投入后方的巩固中。因为他深知仁慈使人和解。至于负隅顽抗的城市，亚历山大几乎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极端的残忍。

公元前335年，也即远征开始的前一年，亚历山大为免除远征波斯的后顾之忧，北上讨伐多瑙河附近的民族，在当时全希腊军事实力数一数二的城邦底比斯（Thebes），其中的一小部分反对亚历山大的人趁机暴乱，他们假称亚历山大已战死他乡，以此得到民众的支持。亚历山大得到消息后，急行军15天到达底比斯城下，亚历山大起初并不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城下，等待底比斯人改悔，他希望能够采取仁慈的手段而非残忍。据托勒密记述，虽然亚历山大的态度是这样，但坡狄卡斯（他的驻地离敌人栅栏很近）不等亚历山大的进攻号令，就率领手下部队首先发动进攻，阿明塔斯的部下和坡狄卡斯的部队编在一起，看到他带兵冲入栅栏，立刻也带着自己的分队跟了上去。亚历山大看到这个局势，担心他们陷入因境，也就率领其余部队攻去。

经过艰苦的战斗，底比斯人抵挡不住英勇善战的马其顿人的进攻，最终全军崩溃，城市沦陷。马其顿部队，尤其是由福西亚人、普拉太人和包欧提亚地区其他各族组成的部队，怀着愤激情绪，到处屠杀停止抵抗的底比斯人。不论是老人，小孩，还是妇女，儿童，兵锋所向，一个不留！这种恐怖的行为简直就如同近缘部族之间报千年仇雪万年恨那样的大屠杀，战后全城邦幸存者一律沦为奴隶。

这次希腊大劫，由于遭劫的城邦之大和屠杀之残酷性，以致引起参与者和希腊其他城邦极大的恐怖。远征记的作者亚里安把这次大劫与希腊历史上的历次大劫做了比较，他认为，不要提米罗斯和西欧尼这二地只是筑有堡垒的小岛的被攻占；不要说普拉太的被攻占；也不要说拉斯地蒙人在留克特拉和曼提尼亚两地的失败；更不要说雅典人在伊格斯波塔密的失败（战后雅典被迫拆毁它的长城，交出大部战船，失掉主权。这确实使盛极一时的雅典城邦威风扫地），哪怕是跟雅典人在西西里岛遭受的惨祸比较，这次惨祸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比较这两者，单就被屠杀的人数讲，二者近似；不过，那次雅典军的覆没是在远离本上的地方，而且那支部队多数是由同盟者组成，只有少数是雅典市民。他们自己的城邦并未遭殃。那次西西里惨祸还没有使道难者感到象底比斯这次浩劫这么惊心动魄；对希腊各城邦来说，也不象这次这样使他们感到大难临头，惊惶失措。

亚历山大把底比斯问题的最后解决交给参加攻城的盟军决定。大家决议在底比斯卫城驻军，但把全城夷为平地，底比斯的领土，除圣地外，由各盟邦瓜分，所有妇孺和幸存的男子一律贬为奴隶。这种极端的残忍迅速让全希腊都感受到了亚历山大的力量，那些希腊城邦有的把原先教唆他们去支援底比斯的人判了死刑；有的接回了原先是因为和亚历山大要好才逃亡的逃亡者；有的部族陆续派使者来乞求饶恕，阐明他们是受了底比斯的唆使才造反的。亚历山大这种极端的严厉让全希腊都感到了害怕，为其远征波斯免除了极大的后顾之忧。虽然后来有斯巴达国王阿吉斯起兵的事情，但是那已经是在公元前331年了，波斯帝国已经覆没，留守马其顿的安提帕特用从波斯帝国夺取的大量金钱募集四万大军在米加罗波利(Megalopolis)击败两万斯巴达军队，阿吉斯在战役中阵亡.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暴力只有在人们相信暴力会持续下去的时候才起作用。而亚历山大的征战则是这一准则的最好写照。
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为了在陆地上消灭波斯的海军，兵锋直指地中海沿岸的城市，绝大多数城市主动投诚，但是地中海东岸中部的腓尼基城市提尔\推罗（Tyre）凭借其强大的城防不肯屈服，提尔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公元前6世纪初，古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困这座四面高墙的城市长达13年之久，提尔顽强不屈，巍然屹立，不愧是金城汤池。

对于提尔的态度亚历山大非常气愤，他认为要想安全的进军埃及，必须拥有制海权，而要掌握制海权，必须攻破提尔，他认为一旦战胜提尔，就能占有整个腓尼基；而且波斯海军中最强大的腓尼基这部分就有很大可能转到己方。再进一步，塞浦路斯或者主动向他投降，或者他用海军袭击把它占领。到那时，如果以马其顿舰队加上腓尼基海军控制海面，而且塞浦路斯又已在掌中，他将稳操制海权。对于这种坚决抵抗的城市，亚历山大就坚决要将其摧毁，经过7个月的艰辛攻城战斗，在腓尼基归顺战船的帮助下，马其顿人终于打开了提尔的城门。为了报复提尔的坚决抵抗以及7个月来马其顿人的牺牲，尤其是时间的耽搁，让后来者不敢如此，马其顿人万丈怒火，他们不论看到什么人都狠命砍杀。有八千提尔人砍倒在血泊里。那些逃到赫丘力士庙去的，都是提尔的要人，有国王阿则米卡斯，还有一些迦太基来客，所有这些人，亚历山大全部赦免。其他的人则都当奴隶出卖。连提尔人带外籍人，被俘后卖出去当奴隶的共约有三万人！这种极端的做法很快震慑了其余的城市，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很快站到亚历山大这边来了，亚历山大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制海权。

在攻占提尔不久，亚历山大决心远征埃及，兵锋指向了加沙，加沙距海约二十斯台地，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是根深的沙土，城对面的海分散成许多水坑。加沙城很大，建在高岗上，四围的城墙很牢固。它是从腓尼基通往埃及路上在沙漠边缘上的最后一座城市。亚历山大满以为凭借他的威望可以不战而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宦官巴提斯，他征募了一支阿拉伯雇佣兵，并作好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准备依靠他所坚信不可能被攻破的坚城加沙对抗亚历山大的大军。加沙的顽固顿时让亚历山大下定决心要将其无情的摧毁，在战斗中连他本人也负了伤。有一颗从弹弓射来的石弹穿透他的盾牌和胸甲，一直打进他的肩膀。但是这丝毫不减少他摧毁加沙的决心，亚历山大一边调来大量的擂石器，一边在好些地方的城墙下掏了洞，凭借马其顿人的勇敢，加沙终于被攻下。对于坚决抵抗的加沙市民，马其顿人一个不留，至于妇孺则都贩卖为奴，让他们彻底知道负隅顽抗者，除了死路一条，别无出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历山大在提尔和加沙所展现的极端的残忍为他以后兵不血刃的进入埃及这么大一块国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

战争，本来就意味着流血与牺牲，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一再强调：“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手段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因为谁也无法承担国家战败而遭受屈辱的责任。在战争中的仁慈总是让人容易接受，则战争中的残忍而让人感到战争的无情，其实这是战争的本来属性决定的，它本来就是一种使用暴力的行为。如果要避免暴力的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在战争开始后指责其残忍性。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残忍，可能是让战争的残酷性相对降低的一种做法，如果我们联想一下在二战中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让日本人顿时停止了抵抗，这于日本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是极端的仁慈，而于整个战局来说，却提前结束了战争，避免了更多人的死亡。纵观《亚历山大远征记》全书，实际上采取极端残忍手段的城市是屈指可数的，极端残忍的例子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三例之外很少见了，而更多的城市是主动投诚的。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然也。而能良好的运用怀柔与暴力，则是高明的艺术了.
当亚历山大彻底打败大流士，攻克巴比仑后，亚历山大所面对的不再是波斯统治不够牢固的国土，而进入了波斯人的中心地带，按照常理来说，波斯人的抵抗应该比以前更为激烈，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其中的关键在于亚历山大已经彻底击败了大流士。
马基雅维利在其经典著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其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中，把君主国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所统治，第二种是君主和诸侯统治。马基雅维利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第一种君主国不容易被打败，但是一旦将其打败，保有它却是容易的。而波斯则与第一种君主国相似，大流士战死后，波斯人失去了效忠的对象，亚历山大对波斯帝国疆土的保卫者采取了怀柔拉拢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显然是非常合理的。
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牢固的稳定了已占领地区，而不需要在这些地区浪费过多的兵力，否则，以波斯帝国的庞大，凭借亚历山大区区数万部队，早就分散在这广袤的国土上疲于奔命，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