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警共和国之辉技巧:如何在<雷雨>悲剧中看旧家庭的崩溃没落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曾说，曹禺的戏剧“带来感情表达上的那种令人心惊欲碎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剧作家生命意识中现代性的焦虑，来自剧作家对人、人性和人文关怀中，对现实人生的残酷发现，以及对人类灵魂的深度揭示。在《〈雷雨〉序》里，曹禺曾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性：“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他还说过《雷雨》所显示的，正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因此，与通常轻飘飘的世俗戏剧不同，《雷雨》对社会人生进行思索的视角是逆向的，它不是从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来展示一个警世故事，那也许是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模式；它是将粉饰在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上的温情面纱撕毁，从而审视人类复杂深邃的灵魂。当人被放置在激烈的戏剧情境之中的时候，意志和性格的较量，蒸腾出一片狞厉可怖的气息，两性之间的战争、被动选择与自我承担的矛盾、反抗动机与毁灭前提的逆转，这形成《雷雨》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悲剧情结，也触及到了人类带有哲学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必将引领新的观众做新的思考，这也正是《雷雨》久演不衰的道理。

在《雷雨》里，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双重乱伦的故事，以及无辜的周冲、四凤之死，无奈的周萍之死、繁漪之疯、侍萍之痴，也许都不过是悲剧故事的表层，而真正的悲剧性来自于人对自我选择的被限定性的反抗，以及反抗的无意识所造成的对他者的冲撞，在反抗的合理性与冲撞的无理性之间，形成了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张力。这在繁漪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曹禺认为，要问繁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那要问她为什么生活在周朴园这样一个牢狱式的家庭。新版《雷雨》将繁漪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将她放置在这出悲剧的核心地位，这是有其合理依据的。繁漪这样一个形象，不仅最早引发了曹禺的戏剧创作热情，而且在这个人物身上，也倾注了剧作家最大的同情和艺术的灵性。她阴鸷而果敢，哀静而乖戾，封闭而阴冷的家庭压抑了她的活力和个性，把她生命的热情扭曲成带有破坏性的偏执，悲剧虽不因她而起，但她显然加剧了悲剧的进程。对繁漪的理解牵涉着对《雷雨》主题的认知，香港戏剧博士刘绍铭就认为此人违背伦常、害人害己，不值得同情，而曹禺则认为她具有“最雷雨”的性格，是一个由于处境的不幸而走向毁灭的美丽女性。繁漪表现了她的进攻性和报复本能，她哀婉时的酸楚，绝望时的空茫，教养带给她的矜持。

我曾看过爱情温柔地凋零，才明白所谓真爱无敌的童话，只不过是当一丝情愫如细草穿沙般掠过心田时，人们彼此心照不宣的谎言，这原本就是个暖昧不清的世界，孤独追寻着的灵魂游离在城市巨大的阴影之下，在每个到了极点的黑夜，失去自由的爱情便颓废地躲在墙角边喘息，冥冥之中，一切被注定了的就是这样永远被注定了。
想起了蘩漪，《雷雨》中被爱情伤得最体无完肤的女子，曹禺先生在序中这样评价蘩漪：“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勤的马，毫不犹豫地踏着艰难的走道，她抓住周萍不放手，想重新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因这条路也引向了死亡”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燃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情感郁热，境地，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也许爱与恨正是曹禺的《雷雨》所要表达的主题，周朴园、鲁侍萍，乃至周萍，哪个不是一切的恩怨情仇，只有蘩漪将爱与恨的交织诠释他如此淋漓尽致，蘩漪就像是一朵在黑夜里悄无声息地绽放了的花，冷漠、诡异、妖艳，穿过被灼伤了的眼睛，直逼进你的灵魂，寻找苦海深处的共鸣，我不得不赞叹蘩漪，她就是那个疯狂到让人心痛的女人，在周家深深的庭院里，暴怒的雷雨的中心，她是罪人，亦是受害者，她有一颗被爱情遗忘的心，十八年来陪伴着一个暴躁怪戾的丈夫，早已心如死水，周朴园不爱蘩漪，他的躯壳里早已埋藏一座荒冢，墓碑上刻着鲁侍萍的名字，《雷雨》中没有提及蘩漪因何嫁入周家，这并不重要，悲剧早已开始，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恩怨纠缠所当然不会只有两个牺牲，蘩漪本身只是偶然的一个环节，由命运捉弄，被推进雨中，在雷鸣电闪下心碎、发疯、蘩漪和周萍之间并非是爱情，就算有乱伦的嫌疑，蘩漪也远远将周萍甩在了后头，她像战神一样充满勇气，以夸父追日般的热情索求虚无缥缈的真爱，她忘记了自己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的后母，就那么不顾一切地抓住了爱情，周萍是她干涸的心湖里突如其来的一场春雨十八年来不曾动人的眼神就被雨水滋润的炫丽，她就这样坐上了爱情的末班车，偏执地等待未知的 点，她对周朴园充满了恐惧与恨意，所以会在深夜里独自哭泣，而周萍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丝的安慰就会点燃炽热的烈火，让自己义无反顾的燃烧，蘩漪实在是个最可怜的傻瓜，她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极限，却不知自己仓皇中抓住的救命稻草只是一根空心的稻草，软弱、无力，我怀疑蘩漪与周萍之间的感情是否是等价的，自始至终似乎都是蘩漪付出太多，那是一份最渴望得到回报的爱，却也是最无可奈何的恨，爱与恨的边缘流淌着啜泣的泪，有如许多的人，毕生在问中追溯。我不喜欢周萍，我想他竟是一日也不曾爱过蘩漪的，因为他的懦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单凭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配上蘩漪，他只有无尽的追悔，永远只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的错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了，并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觉得这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的时候偷咬一口的行动，在他的直觉过去，理智冷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觉得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痛苦都拥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找，他见着四凤，当时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的那一点东西，是充满地流动着在四凤的身里，她有“青春”，有“美”，有充溢着的血，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要的，渐渐地他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经过教育陶冶的女人，同一切细致的情绪，他觉得“腻！”然而这种感情的波纹是在他心里隐约地流荡着，潜伏着，他自己只是顺着自己之情感的流在走，他不能用理智再冷酷地剖析自己，他怕，他有时是怕有自己心内的残疾的，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忘了自己，周萍是整出戏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一方面在父亲的阴影小心翼翼地生活，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这种压抑的现状，他阴郁而不得志，对父亲的反叛，一种心理上复仇的快意使他与后母蘩漪牵连到了一起，他轻而易举地掳获一颗寂寞的心，但也就此背负了沉重的道义的十字架，自始至终，周萍都在逃避，蘩漪带给他的只是无尽的悔恨，他内心已阴雨连绵，无辜的四凤恰似他苦苦盼望的阳光，周萍迫切需要温暖的阳光驱走乌云，于是他和四凤自然也是水到渠成，他以为就此可以摆脱蘩漪的罪孽，孰不知这是一出更大的悲哀，周萍难得有那么大的毅力带四凤远走高飞，电闪雷鸣之夜，一切真相大白，现实在残酷地狞笑，唯有死亡是舒适的温床，他最后选择自新，那也是他唯一的出路，无法想象苟且偷生的周萍走出那个雷雨之夜后怎样面对以后漫长的人生，倘若终日在无尽的悔恨中消磨自己，我想，这稠密的恨终究是化不开的，求死，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周冲和四凤是整出戏中最让人不忍心的受害者，他们俩个同样的单纯、清澈，对甜蜜的爱情那么憧憬，对未来充满了热情，他们明亮的眼睛无法看到掩藏在黑幕下的波涛汹涌，一心只勾勒着幸福的轮廓，当他们的幼稚在残忍的现实面前被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刹那，老钟就已经鸣起，其实周冲化比四凤更加无辜，雷雨过后，我们不得不扼腕叹息：多么年轻的生命啊。
如果真的要揪出这无奈的悲剧的“罪魁祸首”不知算是周朴园和鲁侍萍呢，还是已故的周家老太太，少年和丫环偷情似乎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落得圆满的下场，这几乎成了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这本来就是一类被诅咒的爱情，身份的悬殊，是世人心中永不逾越的鸿沟，周朴园和鲁侍萍终究难逃棒打鸳鸯的结局，人间又多了一例明证。
我认为鲁侍萍和周朴园并不是《雷雨》的主角，他们俩个的存在只是一个引子，埋伏在岁月的后头，引出日后一段纠缠不清的孽缘，当周朴园认出面前这位憔悴苍老的老妈子就是他魂牵梦绕三十年的侍萍时，爱情就在那一刻陷入了万劫不复，也许那是周朴园最心潮澎湃的时刻了，希望幻灭了，侍萍改变了，心，也就轻松了，侍萍终一不再是自己心爱的女人，日后，周朴园就彻底成了一个无爱之人。
鲁侍萍三十年后声声控诉，一切恍然如梦，她咬牙切齿宣称是不公平的命指使她又出现在周朴园的眼前，红颜已逝，韵华不再，其实这一切大可不必，当爱已成往事，何必又在彼此快愈合的伤口上再撒下一把盐呢，如果她真的认定周朴园是个罪人的话，那么她至少也是个共犯，不管以后周朴园变得怎样冷酷无情，至少对侍萍，他是一刻也不想让自己忘却的，抛弃侍萍并不是他们初衷，爱情无法达到完美，那么就无所谓谁对谁错，鲁侍萍错在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也许是我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女子，对被抛弃的命运看的如此之重，鲁侍萍是个苦命的女人，而命运确实是不公平，我只能把这一切怪罪于命，虽然我是如此的不相信宿命的玄虚。
那个惊心动魄的雷雨之夜啊，爱与恨的厮杀渗透出的血腥之气让我不寒而粟，当一切又回归平静，啜泣的问不再幽幽慨叹，我们早应该明白，爱与恨终究不能长久，边缘的问，两个疯子的女人，一个忧愁的老人，还在苦苦挣扎……

《雷雨》是曹禺先生的名作。在剧作中，作者用了许多蕴含象征隐喻意味的原始意象符号，如雷雨意象、死亡意象、出走意象等。“窗”在《雷雨》中多次出现，因其蕴载了作者情感及人物命运和剧作主题的众多内容，从而使之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并成为《雷雨》整体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说，“窗”意象与“门”意象属于同类意象体系。“门”是一个出
入口，“象征着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财富和贫匮之间的出入口。它开向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是，门具有动态和心理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表示出入口本身，而且还请你跨过它。它邀请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61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在宗教中，“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基督教中，荣耀的基督本身就是门：“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约翰福音》第十章）从象征意义上看，人们通过“门”，常常会达到从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转变，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鲤鱼跳龙门便是如此，跳过龙门便意味着地位、环境、人格乃至人生的改变。按神话原型批评理论，“门”作为一个原始意象出现在隐喻作品中，便会唤醒人们心中关于它的这些原始记忆，即“门”所蕴含的到达或关闭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与绝望等情绪，因此，“门”在集体无意识中就成为即将进入或有可能进入最高现实的一种象征。
“窗”的象征意识较之“门”而言有一定的区别。“门”是供人通行用的，是出入口，
而“窗”却只是观望的；开门便可以自由地出入内外世界，开窗却只是为了让空气和阳光透进来。在《雷雨》中，“门”和“窗”同时存在，但“门”是常关的，因此，“窗”就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替代作用。它以弱势象征传达出“门”所具有的引领人进入最高现实的内心向往，同时，也兼有情欲和乱伦的隐喻色彩。二者共同构成了剧中“窗”意象的全部内涵。
《雷雨》的故事都在室内发生，大部分集中在周公馆的客厅。客厅有三个门，两边的门分别通向书房和饭厅，只有中间的门才可以通向外部世界。虽然中门是开着的，但作者并没有让人因此感到舒畅——这道门不仅“隔着一层铁纱门”，而且还要通过树木绿荫的花园方能走出去。客厅的窗户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是常关不开的。在剧中，关于“窗”的“开”和“关”成为推动剧情发展，激化戏剧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最早感觉屋子里热的是周冲，而蘩漪则是第一个敢于真正说出“开开它”并付诸实践的人。第二幕中还是蘩漪在遭周萍拒绝后，“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然后自语说：“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的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这一点与她“雷雨”般敢恨敢爱的个性有关。也只有她才最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家庭的专制与黑暗，能感受到这屋子里的足以把人闷死的“死气”，闻到“家具都发了霉”的朽烂的气息，因此，也只有她敢于做出“开窗”这一反抗的举动。然而她的反抗在周朴园峻厉的家长制面前仍显得无力。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中，被蘩漪两次打开的窗户都在周朴园的命令中重新关上，第三次，当外界的风暴吹开窗户时，他又一次叫周萍“把窗户关上”，理由是“你的生母永远喜欢夏天把窗户关上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关窗”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因侍萍而起，倒不如说是周朴园下意识中怕外界的新事物新思想进入到家庭中，从而瓦解他所建造的“最圆满，
最有秩序的家庭”，使家丑外露，进而动摇自己在家中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动摇自己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地位。因此，对于周冲的平等思想，对于蘩漪的“疯”，对于周萍的没有节制的“荒唐”，他都竭力地压制，让这个家仍保持表面的太平和秩序。侍萍的突然出现打破了他维持已久的“圆满”和“秩序”，使他深怕这从外面闯入的人会勾起旧事，会引起“闲话”，会毁掉他苦心经营的道德城堡，从而使他及他的家庭在社会上无地自容。因此，他要疯狂地维护、压制，甚至扼杀自己和家人的情欲，以此维护他所要的合乎社会规范的道德秩序。“关窗”便是他这种心态的最直接的表现。耐人寻味的是，执行“关窗”命令的偏偏是犯下双重罪孽的周萍。在这个家庭中，他饱受了父权的压抑之苦，曾有过愿父亲死，“即使犯了灭伦的罪也干”的冲动，但他无疑是软弱无力的，父亲的威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迫使他逐渐放弃了仇恨，认同了父权和旧秩序。他要蘩漪“听父亲的话”，要她记住“你是冲弟弟的母亲”，不许蘩漪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里说那些“疯话”，明确表示“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向父亲说明自己“一时的荒唐”，并且保证“事情就会过去的”。这无不表现出他的原罪感以及内心的懦弱和恐惧。也正因为如此，使他最终放弃了对父权的反抗，甚至也操着和父亲同样的话语，要蘩漪“上楼去”，骂蘩漪“怕是真疯了”，明显地表现出对于父权及旧秩序的认同和皈依。他是剧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因而也最能表现作者对这些如“泥鳅”、如“羸马”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
死亡的泥沼里”（曹禺语）的人们的悲悯情怀。
相对于周公馆来说，鲁家的“窗”指向另一种象征——情欲和罪孽。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情人之间的偷情或恋人之间的爱意表达常常会通过窗和阳台来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跳窗而入，去完成他对女人的征服的。可见，窗如果和门一样成为人们交住的出入口，一般都与非正常的情欲联在一起。在《雷雨》中，犯了不伦之罪的男女也正是通过“窗”暗示出来的，从而使剧中的“窗”具有情欲与罪孽的双重隐喻。
四凤屋里也有门，一扇是堵死的，放杂物用的，另一扇则是通向外屋（这里仍然没有直接通向外部世界）。处在舞台正中最醒目的则是一扇窗户。巧的是，在这一幕里，周家兄弟先后来找四凤，所不同的是率直天真的周冲是从门进来的，而身负罪孽的周萍则是从窗进来的。这正好说明了门与窗在男女关系上的不同隐喻。当四凤在滚滚的雷声中对母亲发誓不再见周家的人后，周萍出现在窗外，一个要进，一个不让，两人出现了几次推窗和关窗的动作。在周萍，推窗是为了进来求欢；在四凤，关窗则是出于对道德的敬畏和守诺的必要。最后，周萍用计骗开了窗户。这时，作者作了隐性的处理：两人抱在一起，“屋子整个黑下来。黑暗里，只听见四凤低声说话。”当舞台渐明时，剧本这样写道：“周萍坐在圆椅上，四凤在旁立，床上微乱。”很明显，这是作者对于男女私情的隐写，尤其是当观众已经知道二人的兄妹关系后，这样的情欲描写便带有了乱伦的罪恶感。最终鲁家的窗也被人关上了，关窗的不是鲁家的人，而是被情欲烧疯了心的蘩漪。在这里，“开窗”是纵欲，“关窗”也是纵欲；“开窗”是乱伦，“关窗”实质上也正是要维护另一种乱伦的关系。罪恶与情欲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乱伦关系的进程一直伴着轰轰的雷声和闪电。“雷
雨”是剧中最为主要的意象，它代表着命运对人的主宰以及天神对人间罪恶的审判。
其实，不独鲁家的“窗”有情欲的特点，就连周公馆也是如此。周公馆主人周朴园的“窗”是因年轻时的“荒唐”而关，关上的还有他所有的心灵负累和永难复活的情感；而蘩漪与周萍的乱伦关系也是通过鲁贵从“窗户”里看到并渲染出来的。可以说，在《雷雨》中，情欲的隐喻无处不在。比如鲁家的住址“杏花巷”三个字就大有深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杏花和桃花都是世俗情欲的代表。“红杏出墙”“人面桃花”等，无一不关涉男女之情。剧中的情欲皆因鲁家人而起，而侍萍原姓梅，虽然后人赋予梅花以冰清玉洁的特性，但它毕竟也是一种花，和杏花桃花一样，仍带有原始情欲的隐喻色彩。
荣格认为，人生下来便会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这便是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结构形式就是原始意象或原型。所谓的原型就是“无数同一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沉淀物”，一旦它被作者运用在作品中，就会成功地唤醒每个人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从而引发无限的联想。“窗”意象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既有对新世界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等象征特点，同时也具有世俗情欲的特殊象征色彩。《雷雨》中“窗”意象的成功运用，唤醒了大众心中对这一原型的深层记忆，使剧中的情节、人物、主题等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现，因而成为这部名著众多意象中最具隐喻色彩的一个。